张峻拍摄的雷锋

人们都见过并喜爱张峻拍摄的雷锋照片，这些照片是那样的传神。人们看到的是雷锋照片的正面，我在这儿介绍的，是张峻所拍摄的每一张雷锋照片的真实记录……

这是张峻为雷锋拍摄的第1张照片。雷锋微微笑着，文静而安详。领章上有汽车兵的标志和两颗金星，那是当时上等兵的军衔，拍摄时间是1960年8月。

当时，张峻身为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的宣传助理员（后来政治部门的“助理员”的称呼都改为“干事”了），主抓新闻报道工作。一天，工程兵政治部接到下属工兵10团转来的两封地方来信，都是表扬一个叫雷锋的新战士的。一封是抚顺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寄来的，说一个叫雷锋的战士向公社捐助了100元人民币；另一封信是中共辽阳市委寄来的，也是说一个叫雷锋的战士向受到洪灾侵害的辽阳人民捐助100元人民币。这两封信政治部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很低。一个刚刚参军还不到9个月的新兵，竟拿出这样多的钱来帮助人民群众，这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的。10团把这个叫雷锋的新兵还树为“节约标兵”，也一定会有许多事迹。雷锋这个名字，就这样进入了工程兵政治机关，同时采访任务也落到了张峻的身上。

张峻是在1960年8月最后一个星期天，从沈阳赶到抚顺到达雷锋所在的运输连的。运输连驻扎在抚顺市望花区瓢儿屯。张峻经常下连队，与运输连的干部如连长虞仁昌、指导员高士祥都比较熟悉。

“张助理，你来干啥？”刚进门，高指导员就迎上来问。

“你们连有个小战士叫雷锋？”张峻开口就说明来意。

“对对对！这个小战士入伍8个多月，表现可好了！”高指导员满意地说着。

张峻说想见见他。

高指导员打发通信员：“快找去！快找去！”

不一会儿，通信员回来了，说：“雷锋不在班里，去卫生所了。”

“怎么了？”高指导员和张峻几乎同时问。

通信员说：“他肚子不好，看病去了。”

“那咱们先说说吧。”张峻想既然来了，先向连队干部了解一下雷锋的情况也是应该的。

张峻把带来的两封地方来信给指导员看。

一封是抚顺市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寄来的，信中提到一个叫雷锋的战士为新成立的人民公社捐助100元钱的事情，并向部队表示感谢。另一封信来自辽阳市委，表扬的也是一个叫雷锋的战士，这个战士给受洪灾的辽阳群众捐助了100元钱，信是这样写的：

7343部队首长并请转

15分队雷锋同志：

8月28日雷锋同志给我们来了信，并随信寄来100元钱，表示他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和支援。雷锋同志能在我们遭受特大水灾之时，寄信和邮钱，从道义上和财力上支援我市灾区，这种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和人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说明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有着一贯的与人民同甘共苦共患难的光荣传统，雷锋同志能够有着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品德，也是党和部队长期教导的结果。

辽阳市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受到严重损失。但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鞍山市委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和兄弟市、县的大力援助下，抢救了被洪水围困的灾胞，减轻了洪水灾害的损失；同时，中央和各兄弟市、县又运来了大批救济物资，安排了灾区人民的生活。目前，灾区人民在党的温暖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信心百倍，干劲十足，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生产自救，重建家园运动。我们对雷锋同志寄来的款项，不准备收留，首先代表灾区人民向雷锋同志再一次地表示感谢，希望他能把钱继续存到银行里，支援国家建设。我们一定教育灾区人民，学习雷锋同志的阶级友爱和共产主义风格，鼓起更大干劲，更加奋发图强，为彻底医治洪水创伤，重建辽阳幸福的新农村而努力。

此致

敬礼

中共辽阳市委员会（盖章）

1960年9月6日

其实，这两封信的事，高指导员是知道的。团里曾跟连里通过气儿，了解了雷锋在连队的表现和影响才上报给工程兵机关的。

经过了解，得知雷锋到储蓄所取出了自己多年的存款200元，都送到了新成立的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那时的公社就是乡级人民政府。望花区的领导觉得一个战士积攒200元钱不容易，他有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心愿，不满足他的意愿不好，可是都收下，又太多了。就只收下100元，另100元退还给他。雷锋就把这退回来的100元，寄给了辽阳。后来辽阳表示感谢后，把这100元钱退回来了。

说到雷锋的捐款，张峻和高士祥议论，当时有16年军龄的张峻，工资不到70元。雷锋入伍前在鞍钢的工资不到25元，入伍后的战士津贴只有几块钱，他这200元钱是怎么攒下的呢？

高士祥介绍说，这个雷锋是个苦孩子，高小毕业，在家乡开过拖拉机，在鞍钢开过推土机。在地方上就是先进，曾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红旗手、标兵和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这次给灾区捐款也是他先进思想的自然之举。

中午，张峻在连部整理采访笔记，就听到窗外锣鼓响和嘈杂的人声，问了一下，指导员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指导员让通信员去打听打听。原来是地方上有人给连队送用大红纸写的感谢信来了。来人正是表扬雷锋的，说雷锋去卫生所看病，路过一个小学校工地，工人们比学赶帮超进行劳动竞赛，运砖供不应求，那边砌墙的没砖了，停工待料。雷锋听了广播，知道运砖的缺人手，就没去卫生所，二话没说，把军衣一脱就推小车运上砖了。干完活儿，雷锋把衣服穿上就走。人家就问：小同志，你哪儿的？叫什么名啊？他没回答，就跑回连了。这个地方除了运输连也没有别的驻军。10团团部在营口，也不在抚顺，只有运输连在这儿，人家自然就把感谢信送到连里来了。指导员笑笑，说：是雷锋，肯定是雷锋。他告诉通信员，去把雷锋找来。雷锋跟随通信员来到连部。这是张峻第一次见到雷锋。

这个跟随通信员进来的小战士个子不高，没有一米六，面容却是微笑的。

指导员问：雷锋你中午干啥去了？

雷锋：去卫生所了。

指导员：去完卫生所又干啥了？

雷锋：没干啥呀。

正在连部送感谢信的工人们还没走，他们认出了雷锋：就是他！就是他！

指导员问：你是不是上工地了？

雷锋腼腆地回答：是，赶到那儿了。我看他们运砖的供不应求，就帮他们运砖了。

雷锋不得不招。

工人们说：他干得满头是汗，叫他休息也不休息，帮助我们运砖。问他叫什么名，他也不说就走了。

张峻现场亲眼旁观了这生动的一幕。

高指导员把张峻向雷锋做了介绍，说：这是政治部搞宣传报道的张助理员，来了解你的情况来了。你们谈谈吧！

接着，张峻把雷锋请到屋里，拉过一把椅子，让雷锋坐下，就和雷锋唠了起来。这是张峻第一次采访雷锋。

张峻让雷锋谈了一下怎么去人民公社送钱的。在当时这样一件事需要核实清楚，才可以报道出去。张峻想请公社的书记来谈一下。指导员挂电话一问，张书记去沈阳了，明天才能回来。张峻说那好，明天见见张书记。

第二天，和平人民公社的张书记亲自来到运输连，向高士祥指导员讲述了雷锋去送钱的经过。张书记说：小战士哪有那么多钱？不能要。他让雷锋把钱寄回家。雷锋说公社就是我的家，我没有家了。他简单地讲了讲自己的家史。听了雷锋的讲述，张书记没有办法不收他的钱。但200元太多了。张书记说：这样吧，我们留下100元，另100元留下你自己用。张书记不知道，雷锋把这退回来的100元又给了辽阳灾区。这就是两封信的由来。

张峻采访雷锋后，和雷锋也熟悉了。一天，张峻在连队院里看见了雷锋，雷锋乐呵呵的，好像有什么事情，又不好意思开口，张峻就问雷锋有什么事情吗？

雷锋就鼓足勇气说：“张助理员，能给我照张相吗？”

张峻惊异于雷锋提出这样的要求。当时张峻军衔是大尉，雷锋是上等兵，一般战士对机关来的干部都比较敬而远之，即使有什么要求也不便开口。雷锋的开朗和直爽让张峻感到意外。雷锋毕竟是自己的采访对象。他有这样的要求，应该尽力满足。

张峻问雷锋：“你为啥让我给你照相？”

雷锋说：“我当兵以后，想给家乡的工友和领导一人寄一张照片，让他们知道我在部队的情况。”

“行。我给你照一张吧。你站好。”张峻很快就给雷锋拍照了这第一张照片。

拍完了第一张照片。张峻向雷锋再三交代：“这照片，你给家乡的人，给谁都可以，就是千万别给战友啊！我给你照了，不给别人照，不好。都照也照不过来。我是搞报道的，拍照片要给报社投稿。尽照私人相，我回去怎么向上级交代啊？影响也不好啊。”这张照片，雷锋从未给过部队战友。

雷锋一劲儿说：“行行行！”就是待在那儿不想离开。他接着腼腆地继续要求：“张助理员，我不是要照这样的像。我想，我想照个背枪的，照个军人标准像。”他见张峻不解，便解释道：“这种单人相，参军后我到照相馆照了三四张了。可是，我是当兵的，非常想照一张背枪的。到街上照相馆，部队又不准把枪带出去，尤其是新兵，更不准了。”当时部队战士也没有机会上街，节假日、星期天，上街有规定按人数的比例去。

雷锋说的都是实情，他的话打动了张峻，确实是这么回事，一个战士如果背枪照一张相那是多么美和自豪的一件事啊！

张峻同意了雷锋的要求，说：“行。你去拿枪吧！”他看着雷锋兴奋地跑回宿舍，取来一支步枪。张峻注意到雷锋还把共青团的团徽及另三枚在鞍钢得的奖章戴在了左胸衣服兜口的上端。刚才拍第一张照片的时候，还没有戴呢。说明雷锋是一个有很强荣誉感的人。拍这张照片的时候，雷锋的表情因为有枪在肩，所以脸上没有了微笑，很自然地严肃起来，有保卫祖国的战士的自豪与庄重。两张照片，上衣左兜里都插着一支钢笔，这是他经常用来做笔记，经常写点什么，这也是他爱学习的表现。这几张照片不是为了报道而拍的，是应雷锋请求而拍的。

这几张照片都是1960年冬天拍的，具体时间，张峻也记不清了。是张峻与雷锋熟悉之后，为雷锋拍照的特写镜头。据张峻回忆，前面两张是在团里拍的，后面一张，应该是张峻陪同雷锋到军区去开会，在从抚顺到沈阳的长途汽车站等车时拍照的。

张峻在10团政治处与其宣传股股长吴广信和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助理员庞士元及团俱乐部主任田勤一道探讨一个问题：雷锋一个新兵，怎么能有那么多钱捐出来。吴股长和几位同志说，这个小战士入伍后，生活上特别节俭，艰苦朴素，在连里那是有了名的。雷锋参军以后，每月领到津贴后，除了交一角钱团费，留两角钱买肥皂，再留点买书的钱之外就都储蓄了。他捐给公社和辽阳灾区的200元，是他入伍前在鞍山工作时的积蓄和入伍后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他平时很少花零钱，他穿的袜子、衣服、裤子都是带补丁的，有的补丁上面还摞着补丁。他的牙缸、洗脸盆都破得不成样子了，他舍不得丢掉，继续使用。他有一件打了几块补丁的衬衣还是从湖南老家带来的呢。

雷锋从不浪费粮食，吃完了饭，他要把大家掉在桌子上和地上的饭粒捡起来，收集到一个小盆里，送到猪食缸里。

张峻还听说雷锋勤俭节约方面很多事迹。这时，在他脑子里形成了要拍雷锋艰苦奋斗和助人为乐的主题，这可以拍好几组照片。

张峻到运输连的第三天，连里举办了勤俭节约现场会。在营区里，摆放着一个临时用木板搭起来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废铜烂铁、啤酒瓶子、牙膏皮、螺丝钉和补了又补的衣服等物品。这两张照片，就是张峻留在连里，参加在营房大院里举办的“勤俭节约现场会”时拍摄的。这两张是同一时间拍摄的，拍的是雷锋在现场会上，现身说法，拿他那双补了又补的袜子给战友们宣传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雷锋曾在连里做过一次检讨。他自己说，一天吃早饭，他看到炊事班饭盆里有很多锅巴，便顺手拿了一块吃。炊事员刘太顺见了就说：“自觉点啊！”雷锋听了，心里很难受，觉得吃一块锅巴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赌气把锅巴放到了饭盆里，就走了出来。后来，他看毛主席语录：“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雷锋一口气把这条语录念了三四遍，越念越觉得自己不对，越念越感到毛主席的这些话好像专门对他说的，越念越后悔不该和炊事员赌气。他问自己：你多不虚心呀！人家批评重一点，你就受不了啦！想来想去，雷锋还是硬着头皮跑到炊事班，承认自己拿锅巴吃是不对的，他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缺点。

现在的读者，也许会觉得雷锋有点小题大做，不过是一块锅巴，至于吗？其实这还真的不是小题大做。

如果在今天，这也许不算个什么事儿。但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因国外某些国家经济的封锁和压迫，加上国内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粮食都是按人口凭粮证供应的，军队也不例外。每顿饭都是按定量分到每个战士碗里。锅巴也是均匀分给战士的，谁也不能多吃多占。雷锋这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典型了，那当然要受到战友的指责了。

雷锋在日记里写“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不管哪位战友需要他帮忙，他都很热心地帮助同志。这6张照片都是雷锋给战友缝被子的镜头，第9张、第10张、第11张，是雷锋和战友李连芝在一起。第12张、第13张、第14张，是雷锋和列兵李英田在一起。地点就是雷锋的宿舍，可以从背景里看到挂在墙上的一排挎包。雷锋面带笑容，和李英田一边谈心，一边缝被子，体现他对同志春风般的温暖。

这几张是张峻拍摄的雷锋洗衣服的照片。与拍摄雷锋缝被子是同时。第15张是搓衣服的照片，第16张和第17张是拧衣服的照片，都是面带微笑的。第17张照片的颜色是后来涂上的，当时拍照的是黑白照片。这两组照片都是在现场抓拍的，拍摄时，在光线和构图上做了调整。

这两张照片，是张峻在现场抓拍的，不是补拍的。当时雷锋每天开车往工地运送水泥等建筑材料。每天车厢板子上都会有漏下的水泥。雷锋每天出车回来，都要扫一下。他的车上就带着扫帚和簸箕。每次扫的只是点点滴滴，但日久天长，积累起来就很可观。雷锋在半年时间里扫出来的水泥就有2000多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这是一天傍晚，雷锋出车回来，和战友们扫车厢板子上的水泥，张峻赶到跟前，抓拍了这两个镜头。

这几张照片是张峻根据雷锋的事迹组织补拍的。雷锋虽然开车时间不长，但他处处钻研如何保养汽车，如何能节约汽油。雷锋开的是苏联制造的嘎斯51型13号卡车本来是“耗油大王”，1960年5月，这台车在雷锋手里变成了节油车。这在全连非常有说服力。所以雷锋向战友传授经验时，不仅比他军龄短的战友喜欢听，就是比他入伍早的，比他开车时间长的战友，听了也很服气。第22张照片是后来着色的。

照片拍完了，张峻回到工程兵政治部机关，写了一篇《节约标兵——雷锋》的文字稿，并把冲洗出的一些照片送到了沈阳军区政治部主办的《前进报》编辑部。最开始是到了文字编辑邬迁郗的办公室。那时张峻的主要业务是文字报道，摄影报道并未成为他的主业。邬编辑看着稿子，觉得挺好的。张峻与邬编辑正说着话，《前进报》总编辑嵇炳前进了屋。张峻与嵇总编也是很熟的。嵇总编拿过他写的稿子和附的几张照片边看边对他说：“张峻，你到我办公室来！”张峻就跟着他到了总编辑办公室。总编看得很快。他看完了对张峻说：“你写得太粗了。这个稿子不行。不能这么写呀！”张峻洗耳恭听。总编说：“要从‘两忆三查’来写。这个小战士出身很苦。你的稿子得重写。”

“两忆三查”是当时全军开展的一场运动。“两忆”，是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报社领导当然对这样的敏感的政治气候更为重视。要把一个战士的节约事迹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来看待。而雷锋本身确也是一个苦孩子，好战士。

当时，张峻问：“重写的稿子什么时候要？”

嵇总编说：“最好是国庆节之前送来。”这时已是9月中旬了。

张峻有些怯阵：“这个任务完不成，写不出来。”

张峻在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是宣传助理员，兼做好几样工作，除了新闻报道，国庆节开大会要布置会场，要写大标语，节日安排活动也是他的事。想到这些，张峻实实在在地对总编说：“我完不成任务。”他想了一下，壮着胆子对总编说：“报社能不能支援我两个人一块写呢？”

没想到嵇总编很是爽快利落，一口应承，而且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他爽快地回答：“可以！这个可以！”他想了想，有了主意：“我让新华社驻军区记者站的记者帮你写。”

他想到了两个人，一个叫佟希文，一个叫李健羽。他说就让他们俩去。

国庆节之后，佟希文和李健羽来到了工程兵协助张峻一起采写雷锋的稿子。张峻自己又叫上一个帮手，他是舟桥81团政治处宣传股助理员赵志华，他跟张峻学照相，文字功底较好。

这四个写手一起到了运输连，由佟希文负责统领。在连队听雷锋做忆苦报告。

雷锋在台上哭，张峻在台下哭。张峻觉得雷锋的家史，他的遭遇，怎么和自己有那么多一样的地方，怎么那么像。雷锋的父亲死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张峻的父母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

张峻的老家在山东烟台，1942年，张峻11岁，跟随父亲闯关东，到了东北的辽宁省复县华铜区许家屯。父亲在一家缫丝厂当苦工。张峻和他父亲张作龄，母亲王佩玉，两个妹妹张春蓉、张春萍，两个弟弟张春范、张春忠，都当过亡国奴，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他们家人没吃过一顿饱饭，连吃豆饼、豆腐渣、地瓜干，也都是有上顿没下顿的。举家闯关东，却是逃出了虎口，又跳进了火坑。生活在“满洲国”，明明是中国人，硬是不准讲中国话，逼你读日本书。在街上说话不小心就会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政治犯”。抓去蹲“笆篱子”。中国人不准吃大米、白面，谁家偷吃了，被查出来就以“经济犯”的罪名抓去当劳工。穷人吃的橡子面、高粱米，都是按人定量“配给”的。就在闯关东那年出生的张峻的小弟弟，当年就被活活饿死了。深受日本鬼子压迫的中国劳苦大众，长年累月挣扎在死亡线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全国抗战军民，打败了日本狗强盗，穷苦人民翻了身，张峻家在土改中分得了房子，分得了土地，张峻也在这庆解放、闹翻身的1946年光荣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国民党撕毁了国共合作的协议，形势严峻，张峻所在的区中队撤退到山里打游击去了。国民党地主还乡团的“清剿队”进了张峻家乡的许家屯，因知张峻在人民解放军里当兵，就把他父亲以“共匪”家属的罪名抓走了，抓到熊岳国民党的军警稽查处，押在监狱里，他们活活把张峻的父亲打死了，并把尸首抬出来，扔到监狱外面，没有人认领。当时母亲领着在家的张峻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母亲因病不能远走。弟弟、妹妹共四人冬天里还穿着单衣，走了30华里到了熊岳，在熊岳城外一家小店住下。店主心好，说你们太困难了，就住在这儿吧，不要钱。张峻的大妹妹13岁，小妹妹11岁，两弟弟，一个9岁，一个7岁。姐弟几个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父亲的遗体。怎么往回运啊，没车又没钱。店主找人用木板钉了副棺材，把张峻的父亲就地埋了。店主说，等你哥哥回来，再起运吧。

张峻回到家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听说，是反动派的“清剿队”来了一次又一次。母亲实在承受不了苦难生活的重压，像《白毛女》里的杨白劳一样，喝卤水自尽了。家里本来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仅有的过日子的物品，也都被“清剿队”“剿”去了，一样也没剩下。张峻的弟弟、妹妹四个，无家可归，被曾与父亲一起闯关东的几个叔叔，一家领养一个。都在一家谁也养不起。这四家分别是吕香圃大叔领养了大妹妹春蓉，王雨臣大叔领养了小弟弟春忠，于宗汉大叔领养了二妹妹春萍，鲁玉清大叔领养了二弟春范。

家也没有了。张峻一心跟着部队走了。那时候部队扩兵。张峻到了辽南独立一团，开始做文化教员，后来当副指导员。张峻当连队支部书记时才17岁，张峻在连队表现好，与他搭班子的连长22岁，叫张钦荣。当时党章规定，18岁才可以入党。张峻还没到入党的年龄，那时也没有共青团，叫“青年党员”，先当青年党员，到了18岁，自然转正为共产党员。张峻在连队里，带队伍练兵、打仗，样样走在头里。

张峻会画画，部队把他当作人才保留和使用。说到这个特长，张峻谦虚地笑笑说：“那时候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部队是怎么发现他有画画特长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搞土改，斗地主，分田地，要开大会。会场要挂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那时候没有地方买，只能画。任务交给了张峻，他照着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封面上的毛主席像画成大的。朱总司令的像也是照着一本书上的画像画的。首长看他画的像之后说，这小孩了不起啊，会画画。包括往墙上写大标语：“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议！”“农民当家做主人！”“打土豪，分田地！”“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都是张峻用毛刷蘸着白粉写上去的。

张峻拍摄雷锋做忆苦报告，内心与雷锋有着强烈的共鸣。他和雷锋是旧社会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

第23张，拍的是忆苦报告的大场面，是在车场拍的，全连干部战士都在场。张峻来到现场的时候，战士们都围坐在地上，等待大会的开始。张峻选好了角度，从新闻报道的眼光看，会场缺少一个会标，照出相来，不知是开的什么会。张峻跟连队指导员和连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连里领导恍然大悟，说事情太多，太忙，没顾过来，确实应该有个会标。连里让文书找到了纸和笔墨，“运输连忆苦大会”几个字是张峻现场赶写挂上去的。

团党委很重视雷锋的这场报告，团政委韩万金等团里的几位首长也亲自到场倾听。雷锋成了典型，他讲什么？怎么讲？都是需要斟酌的。因为这也是为雷锋把关，兄弟部队和地方上如果来请雷锋做报告，这次报告就是个试讲。

第24张和第25张，是雷锋和几个战友在一起，战友们听他讲述小时候，上山砍柴，地主婆说这山是她家的，不让雷锋在山上砍柴，雷锋与她争辩，地主婆用砍刀砍了雷锋的手。

第26张，张峻拍的一个中景镜头。

第27张和第28张，都是近镜头。画面上有部队的三层楼的营房，有大烟囱。雷锋前面的桌子上摆着一只暖瓶，还是竹皮的，在那个时候很普遍。有一只瓷碗，还有军用的铁碗，外皮是军用绿，里面是白漆的。第二十八张拍的桌子边上有运输连几个白字。

张峻等四人到10团和运输连采访后，由佟希文提出一个写作提纲，四人分头写，第一段写雷锋在旧社会的身世，由李健羽主写；第二段写雷锋在新中国的经历和参军后的表现，由赵志华主写；第三段写雷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由张峻主写；佟希文主写最后一段：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整个文章由佟希文归纳统筹。这个长篇通讯标题为《党的好后生——雷锋》，经军区工程兵党委会讨论通过，由佟希文送到《前进报》社。当时的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杜平中将审阅时，将标题改为《毛主席的好战士》，发表在1960年11月26日的《前进报》头版上，署名是：张峻、赵志华、佟希文、李健羽，文章配发了张峻拍的有关雷锋的4张照片。随后，军区将这篇通讯发到军内外媒体，很快都发表出来了，只是标题有所变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标题均为新华社发稿的《苦孩子成为优秀的人民战士》，《解放军报》的标题为《一棵茁壮的新苗》，《辽宁日报》的标题为《红色的雷锋战士》。

由此，拉开了在全军全国宣传学习雷锋的序幕。

雷锋日记中记载了他乘坐火车去旅顺口海军基地做报告的经历，这是在1961年4月23日的日记中记载的：“今天早上接到上级首长的指示，要我到旅顺口海军部队汇报……”1961年4月24日这样记载：“我到了XX部队……”1961年4月27日这样记载：“今天上午，我在旅顺海军XX舰上，向海军首长和战友汇报了自己的一切工作、学习和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社会里的两种不同的命运的情况……”

雷锋的这次出行执行任务，上级派张峻和董哲一同随行拍摄照片。

这些照片无论是远景还是中景还是近景，都突出了雷锋不忘自己苦大仇深的阶级觉悟，当时他在舰艇上忆苦，许多海军官兵都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他讲完了，有的海军战士自动围拢过来，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要看他的刀伤，雷锋非常随和，与战友们十分亲近。我还记得与我在同一个创作室的画家柳青先生，曾根据雷锋到海军基地给海军官兵们做忆苦报告的素材，创作了一幅《雷锋不忘阶级苦》的油画作品，画面上，身穿陆军黄军装的雷锋迎风挺立，右拳紧握，他身边左右八位海军战士，听他的哭诉，激动不已，海魂衫有的都飞飘起来，隐隐可见舰艇上的栏杆，右上角有飘扬的红旗一角，大幅面积是翻腾的海浪，有大片、大片汹涌的雪白浪花在喷涌、激溅着……象征着雷锋博大涌动的内心世界，雷锋丰富的情感像大海波涛一样。这幅油画给我很深的印象，这幅完成于1964年的美术作品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

这次外出归来，张峻写了一篇报道《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写了雷锋在外出的路上，做了无数的好事。可是，张峻没有拍下一张照片。这成为张峻的几大遗憾之一。

雷锋出差，在火车上也不闲着。那时候火车上供应热水是由列车员提着水壶给乘客倒热水。雷锋看列车员忙碌，他不是拎着大水壶给乘客倒水，就是拿抹布帮助列车员擦玻璃窗子，或扫地，拖地。

火车开动不久，列车上的女列车员面带微笑地站在旅客面前，她说：旅客朋友们，现在请大家选举一位旅客安全代表……她的话音刚落，一个旅客就站起来指着雷锋说：要选就选这位解放军同志，大家看同意不同意啊？旅客们热烈地鼓掌表示同意。

雷锋也不推辞，他向旅客们致意之后，就戴上了红袖章，和列车员一起忙活起来。当他给车厢里的旅客送完一遍开水之后，他站在车厢中间，熟练地用普通话说：旅客同志们好，大家乘坐的这次列车，是由沈阳开往大连方向的，沿途经过苏家屯、辽阳、鞍山……

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又继续说：因为车厢里旅客较多，我们要发扬团结友爱精神，请给抱小孩的和老弱病残的旅客让个座位……

张峻听得有些惊异，这么短短的几个月里，雷锋的普通话进步得这样快！他对沿途站名报得对吗？张峻带着疑问走到列车员身边问了这个问题。列车员笑笑说：那当然，请你放心，这个解放军同志背得比我还熟呢，他是一位穿军装的合格的“列车员”。

张峻是一个爱较真儿的人，他想知道雷锋何以在列车上做旅客安全代表做得这样“称职”？他看列车员也在忙碌着，不想多打搅，就到列车长办公的小屋里与列车长攀谈。列车长对雷锋非常熟悉，列车长说，这个解放军战士经常乘坐沈阳到营口的火车，和这趟车的司乘人员很熟。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小个子解放军战士，特别热情也特别勤快，一上火车就为大家做好事，帮助列车员和旅客，一直忙活到下车。张峻还了解到，雷锋还利用这个机会和列车播音员学普通话，有时还代替广播员向旅客做宣传。他这样不但做了好事，还兼学了普通话。

车上旅客较多，座位紧张。雷锋索性让出自己的座位，一直帮助列车员干活儿。

张峻被雷锋感动了，他自然地拿出了相机，不会放过雷锋在列车上做好事的镜头。在他举起相机要拍照的时候，乘警过来了，很严肃地对他说：解放军同志，你不能照相！张峻问：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让拍照啊？我拍的是这位解放军同志当义务列车员的照片，有什么不对吗？乘警说：你拍可以，你拍了我们就不好交差了。你知道火车上都坐着什么人啊？有工农商学兵，也免不了有地富反坏右。你又没有调查，你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不是好人？你没有调查，拍照完了，登报了，让地富反坏右见报了，他们的模样上了报纸，这就是政治问题。人家找我们，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这位同志啊，你怎么一点阶级立场都没有哇？！

张峻当时想，我不在你这儿拍了，哪儿不能拍？我天天陪他做报告，以后再拍！如果当时张峻坚持拍照，乘警其实也管不了。张峻想，我是解放军，你乘警管不到我这段儿。可是又一想，给人家个面子吧！就没有拍。过不久，雷锋就牺牲了。想到这些，张峻就悔青了肠子。他和雷锋在一起的日子，为雷锋拍了许多照片，唯独没有在火车上做好事的。

下面就说张峻的第二大遗憾。

雷锋在海军基地做报告，张峻和董哲随行拍照。在张峻拍照完第32张照片的时候，周围没有很多人，环境比较宽松，雷锋对张峻说：“张助理，咱们俩照个相好不好？你看这栏杆后面有大海，还有海鸥在飞，还有军舰，多美呀！”雷锋主动邀请张峻拍张合影。张峻两手护着相机，十分抱歉地对雷锋说：“雷锋啊！这个彩色片可不能拍。这是人家画报社给我拍封面用的照片的，就给了两个胶卷。而且，这种彩色卷，咱们谁也洗不了，必须送到画报社冲洗。再说，咱们一般人也洗不起，洗一张8寸的彩照，要花上人民币40元呢，我一个月挣的工资才70元钱，不够洗两张照片的。另外，这种彩色胶卷投稿寄给画报社，也拿不回来，拿回来也没处洗去。那个时候，报纸全是黑白的，没有彩色的。这彩卷，拿给报社，报纸不能用，得变成黑白的之后才可以用。就这样，没有让雷锋的好意变成现实，张峻也就没与雷锋合上影。

类似的情形还有两回。也是雷锋想跟张峻照合影，张峻没有答应。张峻解释的理由是，我是摄影干事，我的胶卷都是公家的，如果拍私人照片，要受批评。因为，你没胶卷了，该拍的新闻照片没拍好，却拍了私人的合影，人家不批评吗？到时候怎么说呢？张峻的固执与坚持，就错过了与雷锋合影的时机。他虽然给雷锋拍了200多张照片，他本人却没有与雷锋合拍一张相。

这一张照片是在沈阳市实验中学（现为辽宁省实验中学）拍照的。是雷锋应邀给这所中学做报告。这张照片是张峻拍的，这次报告也是经张峻联系成的。

当时的沈阳市实验中学在沈阳是一座名校，学生中省市干部子弟较多，被称为“东北干部子弟学校”，校牌子上的校名由郭沫若题写，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辽宁省副省长车向忱曾兼任该校校长。实验中学有位老师叫王琦，她丈夫是工程兵政治部文化处处长宋宝林。

张峻与宋宝林很熟。张峻调到工程兵政治部，开始是去文化处的，是上级硬让张峻到了宣传处。部队的俱乐部主任要一专多能，张峻就是一个杂家，他能写书法，写大字，会画画，打篮球是省里的二级裁判，会拉手风琴、小提琴、胡琴，教唱歌更是手拿把掐，还是专职照相。张峻曾在工程兵5团当俱乐部主任，他当俱乐部主任时，后来写《雷锋的故事》的陈广生在他旗下是分管图书的干事，陈广生也是多才多艺，曾到工程10团也就是雷锋生前所在团担任俱乐部主任。陈广生调任10团时，10团原俱乐部主任田勤还未转业。张峻调到工程兵政治部本来到文化处最相当，上级看中了他能写报道，照相又好，可以兼文字与摄影，在宣传处也很合适。这样他就到了宣传处。

文化处宋宝林处长的爱人王琦找到张峻的妻子马桂云，说了想请雷锋到实验中学做个报告。她们俩都当老师，比较熟。王琦知道张峻有机会陪雷锋到处做报告。她想通过马桂云与张峻说一下，找组织给予批准。

1961年，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全国各地物资供应紧缺，因为干部子弟多，在沈阳市实验中学的学生中间出现讲吃讲穿讲排场的不良风气。为了对这些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为了配合当时提出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指示的落实，鼓励一些不能升大学的同学愉快积极地投身到工农业战线参加生产建设，这个学校决定请沈阳军区的战士标兵雷锋来给同学们上一课。

张峻很快找到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长吴守业，说王琦要求请雷锋给他们学校做一场报告，不知行不行？吴守业处长说：那怎么不行？行啊！

这样，雷锋就到了沈阳市实验中学做了报告。具体时间是1960年11月8日。报告主持人是实验中学的校长李人仆。当时，新华社驻沈阳军区记者站的佟希文、李健羽和舟桥81团宣传股助理员赵志华也在场。他们也在进一步了解和熟悉雷锋，为宣传雷锋做准备。实验中学非常重视雷锋的报告，在报告人身后的大黑板上，写着“向解放军同志学习”的标语口号。

雷锋这天穿着洗得发白的黄军装，事先了解了学生思想的情况，他做的是以“乐于奉献”为主题的报告。他讲了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别人要比关心自己为重。讲到他和战友上山打猪草，都带的中午饭，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战友坐着看人家吃饭，原来他来时把早饭和午饭一块吃掉了。雷锋就假说自己吃饱了，把自己带的饭给了这个战友。他还讲到如何带头跳到洪水里抢险，风雨中把雨衣给别人穿，如何把积攒的津贴费捐献给灾区群众，如何勤俭朴素，穿旧军装，把新军装上缴。听报告的学生有两千余名。

雷锋在实验中学做报告影响是很大的，过了若干年，我还听到过雷锋在这所学校做报告的录音片段。这个学校以雷锋曾来过而自豪，每年的3月5日这一天，学校都要重放一次雷锋的报告录音，让雷锋勤俭朴素、助人为乐的品德在师生们中间发扬光大，一茬茬学生在雷锋精神的熏陶下，更加懂得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从而端正自己的理想和学习的目的。这个学校在庆祝建校50年的1999年，特铸成一尊雷锋铜像，并高高耸立在新建成的校园，并命名为雷锋广场。

从一开始，张峻就注意到雷锋爱学习。他不仅是勤俭朴素、助人为乐的模范，也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他走到哪里，都把毛主席著作带在身边。雷锋在日记中，把毛主席著作比做粮食、武器、方向盘。他说：“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他还说：“挤时间读书，早起点，晚睡点，饭前饭后挤一点，行军走路想着点，外出开会抓紧点，星期假日多学点。如果不积累许多个半步，就不能走完千里路。”

张峻捧着相机，在琢磨着。张峻一直在寻找拍摄雷锋爱学习的独特角度。他想，雷锋不是一般的英雄模范，他是汽车兵，是开车的，一定要突出他的行业特点。当时张峻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一定要拍出雷锋是汽车兵这个特点。

这天，张峻见雷锋正在汽车底下搞维修，就自己钻到汽车的驾驶室。他发现驾驶座位上，放着雷锋的小挎包，这个小挎包，雷锋是总不离身的，里面放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放着钢笔和笔记本，还有毛巾和牙具等生活必需品。

毛著，方向盘；方向盘，毛著……张峻的思维豁然开朗，灵感的大门忽然打开。他情不自禁地一拍大腿，喊起来：“有了！有了！”他招呼着：“雷锋，雷锋，快出来！”

雷锋从车底钻出来，一脸莫名其妙。他不知什么情况，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就问。

张峻告诉他，有一张片子可以拍得很棒。接着告诉雷锋，要拍他在驾驶室里看书的镜头。张峻说：“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你经常在你开车休息的间隙在驾驶室里，一心一意地读书。我要拍彩色的。”雷锋按照张峻示意，钻进驾驶室，打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张峻拍下第38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摄影者张峻的良苦用心与被拍者雷锋的主观意愿完美结合之作。

张峻觉得雷锋应该仰起脸，刚才拍的是低头看书的，他学过画画，觉得构图不行，又拍了雷锋微笑着看书的第39张照片和第40张照片。毛主席的书和方向盘连接在一起，有了很好的寓意，照片的主题非常鲜明。

第41张照片，是后来修版了的。张峻觉得雷锋如果披上棉大衣，会让人感觉到画面更深的寓意：在寒冷的时候读书，给人以温暖。他就找来大衣，并且找了一个战士穿上，坐在驾驶室里，拍完后，通过剪辑，人头换上雷锋的，就是这个样子。这张照片不是原创照片，是艺术加工出来的。

第38张和第40张照片洗出来发给报社之后，张峻发现了问题，雷锋捧书的左手，是从方向盘里伸出来的，这不是读书的自然姿势。张峻对雷锋说：“雷锋呀，雷锋！你把我坑了！”雷锋慌忙问：“怎么了？怎么了？”张峻拿出冲洗出的照片给雷锋看：“看，你怎么把一只手从方向盘中间伸出来拿书了？”雷锋也急了：“那怎么办啊？”张峻说：“没法办？没法补了！胶卷都邮走了。”张峻担心雷锋有压力，忙说：“这一点没注意，不怨你，怨我。”雷锋忙说：“怨我，怨我！”这张照片虽然是摆拍的，在用光上，构图上，都是没问题的。

在拍完了雷锋在驾驶室里读书的照片之后，张峻根据自己的设想，让雷锋把他的同班战友乔安山找来，要给他们俩拍一张在一起读书的镜头。张峻在连里听说雷锋经常帮助战友学习，特别是对文化程度较低的乔安山，更是这样。他给乔安山买笔记本，买笔，还买书。平时乔安山不买这些，他本人不太爱学习。雷锋常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他不希望每一位战友落在后面。他与乔安山恰好是“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

“一帮一，一对红”是一种政治活动的名称，20世纪60年代出自于人民解放军，后来在全国推广。在某个组织内开展这种活动，就要每两个人结成“对子”，通常是一个较进步的人与一个较落后的人组对，名义上是互相帮助，但主要是先进的人帮助后进的人，以促进后进者的进步。

雷锋和乔安山本来就开一台车，雷锋把乔安山找来以后，张峻就让他们俩坐在驾驶室里并肩读书，他们两个人都面带笑容，表现了亲密无间的战友情义。乔安山的军衔是列兵，雷锋是上等兵，领章上的五星，乔安山比雷锋少一颗。雷锋左上兜盖下，能看到插着钢笔，起码是两支。两个人四只手，雷锋双手捧着书，乔安山一只手拿着书的一角，一只手搭在雷锋的肩上，进一步说明他们俩是互相帮助的要好的战友。

雷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部队培养典型的重要一步。雷锋入伍时间太短了，仅仅10个月呀。但无论是雷锋对党的感情，对入党的渴求，还是他本人的思想境界，入伍后的表现，上级机关的考察，周围战友的评价，都达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

张峻的新闻报道，当然不会错过雷锋入党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环节。

以张峻对雷锋入党这件事的了解，可以认为雷锋入党是特批的，是破了先例的。

和平岁月里入党，比不了战争年代，战争年代，烽火连天，枪林弹雨，伤亡很大，战斗骨干需要及时补充，火线入党的事时有发生。那时候，革命的前辈们，脑袋别在裤腰上，能不能以生命和鲜血作为付出，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全部，包括青春和生命。这是彼时对一个要求入党的人考察的最基本的条件。和平年代就不同了，入党动机呈多元化。党组织需要鉴别和考验。部队相对于地方，党员发展得还是比较快的，也是比较多的。但在一般的情况下，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是不可能列为党组织发展对象的。当时在战士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当兵一年看，二年好好干，三年入了党，复员进工厂。”复员后，是党员，对于当时找一个好工作，是很重要的政治条件。、雷锋可不是这样想的，他也不是这样做的。他在入伍前后曾写过两份入党申请书，一份是他到鞍钢后，在弓长岭铁矿开推土机的时候，是1959年11月3日写的；另一份是他参军后，1960年9月19日写的。雷锋当新兵就非常突出。那年夏天，抚顺地区暴雨成灾，他带病参加抗洪抢险，荣记三等功一次。他先后用自己积蓄的200元送到新成立的抚顺市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寄给辽阳市委支援灾区人民，他勤俭节约，从汽车厢板上半年时间扫下2000多斤水泥，他省吃俭用，上缴国家军装和鞋子，入伍8个月被团党委树为全团“节约标兵”。

据张峻所知，10团党委早在1960年6月就考虑吸收雷锋入党了。连队党支部在讨论雷锋入党时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雷锋干得确实好，各方面都不错，可是他毕竟入伍时间短，如果把他列为党组织的发展对象，势必会影响老兵中非党积极分子的情绪，论资排辈，排队也排不到他啊。这年的7月，运输连支部委员会第二次讨论后，通过雷锋列为发展对象的议题，上报到团政治处。运输连这次申报了7名发展对象，只有雷锋是当年兵。当时全团100多名发展对象，也只有雷锋是当年兵。团政治部有人提出，雷锋军龄太短，应延长对他考验的时间。团政委、团党委书记韩万金指出：“对一般同志，这样要求是必要的。但雷锋只要条件具备，在地方上工作时也经受了考验，是我们的典型，不应受入伍时间的限制。”每个人的政治审查都是必需的。10团政治处两次派出人员到湖南望城雷锋的家乡，调查他的家庭历史和社会关系，并责成组织股长赵玉瑞协助运输连党支部抓紧对雷锋的培养。对于运输连支委会有关雷锋列为发展对象的申报，团党委批复：将雷锋列入1960年第四季度发展对象。

因为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将在1961年2月召开，雷锋被确定为特邀代表，并在会上被授予“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在大会筹备期间，审查代表资格的时候，军区工程兵党委成员都认为，像雷锋这样的好同志，应该以党员的身份出席军区首届团代会。

1960年11月初，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在沈阳召开连队党支部工作交流会。会上，组织处的同志就问运输连高士祥指导员：雷锋入党问题解决没有？高指导员回答：支委会讨论同意了，但还没有召开支部大会通过。组织处同志就说了军区将要召开首届团代会，雷锋将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那他入党的问题就需要早点解决。组织股长赵玉瑞请示团政委韩万金怎么办好？韩万金说：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让高士祥立即回连队，当天召开支部大会通过。然后回到这儿，趁团党委委员多数都在这儿，后勤党委书记也在（运输连归后勤管），后勤党委来不及批，我们团党委批。

就这样，11月7日下午，高士祥赶回抚顺，连夜召开支部大会，24名党员到了18名，一致通过了雷锋入党的申请。次日早晨，支委会征求因执行任务没能出席支部大会的另外6名党员的意见，都表示同意雷锋入党。

11月8日上午11点钟，高士祥带着支部大会通过的雷锋填写的入党志愿书回到沈阳的会议上，他向韩万金政委汇报了连队支部大会的情况。这一天午休时间，韩万金主持了临时召开的特殊团党委扩大会，只有一个议题，讨论雷锋入党。在会上，雷锋的入党介绍人、运输连党支部书记高士祥宣读了雷锋的“入党志愿书”，韩万金做了简短的讲话，党委委员举手表决，一致通过，批准雷锋加入中国共产党。

会议刚散，工程兵部的同志就通知正在沈阳实验中学做忆苦报告的雷锋，通知他赶快到招待所找自己的指导员。

下午3时许，高士祥把雷锋领到了军区工程兵宣传处办公室，拿出雷锋的“入党志愿书”，以严肃的口气对他说：“雷锋，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这时，雷锋的双眼愣愣地看在他的“入党志愿书”上，双手颤抖地接过纸页薄薄、蕴涵却无比厚重的志愿书，上面有他心愿的表达，有介绍人对他的评价，有上级党组织批准的话语和鲜红的印章。雷锋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我……终于是个共产党员了……党，是我的生身母亲……今后，我坚决听党的话！”

以上的情形，都是张峻亲历的，也都是张峻口述的。他一直跟踪报道雷锋，所以关于雷锋入党的这人生重要的一个环节，他没有错过，并荣幸地参与了许多细节。甚至高士祥与雷锋关于入党的激动人心的谈话，就是他安排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的。这在采访高士祥的报道中有记录，那张高士祥就雷锋入党事找雷锋谈话的照片，有工程兵宣传处办公室一排报夹子，《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报头都看得见。

这一组照片，都是张峻现场拍摄的。其中第四十六张和第四十八张照片的颜色是后来涂上的。当时拍摄没有用彩色胶卷。

军区工程兵这样一个兵种的党委，为什么要常委集体找一个战士谈话？原因是雷锋是工程兵的典型，是在军区范围内甚至在全军都有很大影响的典型。对他的成长，对他的培养，军区工程兵党委是尽心尽力的，是很有责任心的。雷锋经常外出做报告，一个战士，在成长中，再是典型，说话也会有欠缺的，有欠斟酌的地方，有讲过头的地方。比如说到军衔，雷锋是一个中士，与他同年兵个别的有晋到上士了。他与人家见面时，会说：你们都进步了！这是不是表达对自己目前的待遇不满呢？还有，他在做报告时，曾表示自己愿做“黄继光第二”。我们普通的战士，都应该向黄继光学习，学习他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当下没有战争，怎么去堵枪眼，怎么去做黄继光第二？也许是雷锋表达向英雄黄继光学习的意愿，说得不够妥当，不够圆满。《民兵之友》杂志的摄影记者周军就把这些反映讲给张峻听。张峻觉得典型随便说的话都会有很大影响，应该提醒雷锋注意一下自己随意的讲话内容。作为一个老同志，张峻也可以同雷锋谈，但分量和力度都是不够的。这样的谈话，自己是不是有资格也是问题。应该向组织汇报，请组织决定。张峻找到工程兵政治部主任裘永芳做了汇报，并建议领导与雷锋谈一次话，报纸上连续介绍雷锋的事迹，雷锋到处做报告，让他注意谦虚谨慎，别骄傲，这对他成长是有益的。裘主任听了这些反映和张峻的建议后，认为响鼓也要重槌敲。雷锋确是一个好典型，但我们对好的典型尤其要爱护，要关心，也要给他们指出需要注意的地方，让他成长得更顺利更健康。这就有了工程兵党委常委集体与雷锋谈话的事情。

工程兵党委做出决定，凡雷锋到部队做报告，工程兵机关要有陪同，在工程兵范围内做报告，团里要有人陪同。并且决定由10团副政委刘家乐、运输连指导员高士祥具体承担帮助雷锋做他的思想工作。

第49张和第50张照片都是军区工程兵主任（那时不叫司令员，叫主任，这个主任不是政治部主任，是整个工程兵主任）王良太少将，与雷锋交谈并赠送雷锋图书的镜头。

第51张照片，拍摄的是王良太少将给雷锋在所赠图书上题写赠言。王良太主任穿着呢军大衣，领章上有少将军衔；雷锋仍是中士军衔，他笑容可掬地坐在首长身旁看首长题字。

这一组照片，是张峻1960年10月份第二次去运输连时为雷锋拍照的。雷锋在连队是一个活跃分子。在学习上，他不但自己学，也帮助其他同志学。在墙上布置“学习园地”，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法。雷锋把大家写的个人学习心得，还有报纸上的有关辅导文章，特别是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毛主席语录，都剪下来，然后贴到墙报上，供大家阅读，作学习参考。为了拍这组照片，张峻也动手帮助布置。雷锋用剪刀剪，一个叫陈英武的战士往上贴。

前两张是雷锋自己剪报纸上的资料，后四张是雷锋与战士互动，雷锋一边剪，一边看剪下来的语录，与那位战友交流着。“学习园地”上“把毛主席思想真正学到手”这条标语，是张峻帮助写出来，剪下来，又贴上去的。毛泽东头像，是一个石膏浮雕像，当时能够买到，是后挂上去的。

“雷锋与红领巾”，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在张峻给雷锋拍摄的照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雷锋与他辅导过的孩子们的。雷锋喜爱孩子，他与孩子们有亲密无间的深厚感情。他有一颗童心，很快就能与熟悉的或陌生的孩子们打成一片；他有一颗爱心，他释放着自己的热能，在孩子们的心田里尽心尽力地播撒着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种子。

张峻跟随雷锋拍照，很自然地也就跟随雷锋走进了小学校园。

1960年10月10日，雷锋被抚顺市望花区本溪路小学聘请为学校少先队大队校外辅导员。1961年3月17日，雷锋被另一所小学即建设街小学聘请为学校少先队大队校外辅导员。这两所小学中的建设街小学，1971年经抚顺市批准，命名为雷锋小学；本溪路小学，1976年被抚顺市教育局命名为雷锋中学。

这些采访雷锋做辅导员方面的素材，张峻前后三次（分别是1960年10月、1961年3月、1961年4月）拍摄雷锋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共拍了20多幅珍贵的照片。雷锋生前曾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大队校外辅导员”的称号。张峻拍摄的这些照片，就是历史的见证。

第60张和第64张照片，都是雷锋被聘请为大队校外辅导员时，由少先队员给他系红领巾的镜头。第60张照片上的那个小姑娘叫刘静。另四张照片上的小姑娘叫邹静坤。这几张照片，都是张峻和雷锋一起到本溪路小学即现在的雷锋中学时拍照的。刘静现在任抚顺市某小学美术教员，邹静坤在沈阳某道路维修公司当会计。现在这两个小学生都已经退休了。

这是张峻第一次拍摄的雷锋与红领巾的专题。第64张照片的颜色是后加上去的。

高士祥指导员曾向张峻介绍过，雷锋参军以来，每月领取到津贴，除了留下1角钱交共青团的团费，留两角钱买肥皂，再留点钱买书用以外，其余的基本上全部存入银行。他穿的袜子总是补了又补，舍不得扔掉，他的洗脸盆、刷牙缸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他还在继续使用着。他穿的一件衬衣，是从湖南老家带出来的，补丁上打补丁，还穿在身上。吃饭时，雷锋把掉在桌子上的饭粒都一粒粒捡起来，送到猪食缸里。

雷锋是一个驾驶员，担负着往工地送水泥、建材等任务，他的车上总带着一把扫帚、一个簸箕，出车回来，他都把撒在车板上的水泥一点点扫起来，不到半年，就积攒了两千多斤。

这几张照片的拍摄现场，不是在学校，不是在孩子们的教室，而是在运输连，在运输连的车场，就在雷锋车的旁边。

雷锋给孩子们讲勤俭节约的重要性，从一个木头箱子里拿出小扳子、螺丝钉、牙膏皮等一一讲述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用途。开始这个箱子上没有字，是一只无字箱。雷锋见张峻在准备拍照，就喊他：“张助理员啊，你给我们写三个字行不行？”

张峻说：“写它干啥？这不挺好的吗？”

雷锋说：“你不写，这个箱子成了我个人的了，写了，就归公了。我把它摆在车场上，大家看见了，都可以把捡来的物品扔进去。”

听雷锋这样说，张峻没二话，说：“行，我写。”

运输连文书叫齐贵春，帮张峻找来白色广告色和写大字的排笔。张峻就在箱子上写了这三个字。这个节约箱，在雷锋牺牲之后，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

在雷锋的带动下，运输连其他的班里也建起了节约箱，推动了全连勤俭节约活动的开展。

雷锋给孩子们讲的就是一颗螺丝钉的故事。这个故事，他曾给张峻讲过。那还是他在湖南望城县委给张书记当通信员的时候，有一次他跟随张书记下乡，走在路上，见有一颗螺丝钉，雷锋顺便就踢了一脚，张书记看见了，却走过去，把那颗螺丝钉捡了起来。雷锋当时一脸疑问，捡这样一颗废旧的螺丝钉有什么用啊？后来，他替张书记到农业机械厂去送文件，张书记掏出那颗螺丝钉，对雷锋说：“你把它捎给厂子，他们会有用场的。”他还语重心长地叮嘱雷锋：“咱们国家穷，一颗小螺丝钉也不能浪费，滴水成河啊！”

孩子们听了雷锋叔叔的讲述，纷纷表示，再也不向爸爸妈妈要零花钱买零食吃了。孩子们回到学校，也在班级里设置了“节约箱”，自觉自愿地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

雷锋记住了张书记的话，入伍前，在地方上工作时他也注意收集一些看似没有用的东西。入伍后，他更是这样，继承和发扬部队勤俭节约的好传统，好作风。积攒下一些破铜烂铁、瓶子盖儿、牙膏皮，他就到废品收购站去卖。把卖废品的钱给连队买些需要的物品，比如办墙报用的大纸，写黑板用的彩色粉笔什么的。雷锋还买了理发推子，学习给战友们理发，省了去街上理发的时间，也节省了理发的费用。

雷锋从不乱花一分钱，却在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成立和辽阳市遭受水灾的时候，慷慨地把自己多年省吃俭用积蓄的200元钱拿出来捐献。

1960年9月14日，10团政委韩万金上校对雷锋的培养非常重视，他号召全团干部战士学雷锋，看了张峻等提供的雷锋事迹材料之后，亲自以团政治处的名义，在下发的雷锋事迹材料上面加了一段按语：

“最近党中央发出了增产节约的指示，1960年入伍的新战士雷锋同志坚决响应中央号召，处处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一分钱，以积少成多、滴水成河的精神，把入伍前后积存的200元钱，分别支援了人民公社和灾区人民，受到了抚顺、辽阳人民和政府的赞扬。雷锋同志这种为人民勤俭节约的精神，积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高贵品德，理应成为我们每个同志学习的榜样。”

韩万金政委同时批示，这份雷锋同志事迹材料“立即打印30份，发各连党支部和司、政、后机关组织学习。同时上报军区工程兵政治部”。

这六张照片，主要是两个画面。前两张没有陈雅娟，后四张有陈雅娟。陈雅娟就在雷锋的对面，在节约箱上面一点，她的白衣领及红领巾特别是那张笑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为要拍两个人的特写，就要在孩子们中间挑选一个与雷锋单独拍照。张峻考虑到能上《解放军画报》封面，所以，不仅拍了黑白的，还拍了彩色的。这个时候，雷锋这个典型在全军区，在全军，都是很有影响的了。他作为小学少先队大队的校外辅导员也做了很长时间了，他和孩子们关系密切，互相都很亲近。

为什么单选陈雅娟和雷锋拍照？

首先，陈雅娟是雷锋担任辅导员的本溪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她是这个小学少先队大队的大队长，三道杠。她品学兼优，家庭出身好，爸爸是地道的老工人，她本人长得又俊气。如果仅仅长得好看，学习和品行各方面不好，那也不合适。

张峻拿了一本1960年2月号的《解放军画报》让雷锋和陈雅娟看。开始用黑白胶卷拍，拍了一会儿觉得构图、光线和人物面貌都不错了的时候，就用彩色胶卷拍。

张峻在忙着拍照，陈雅娟和雷锋在说着话。陈雅娟对雷锋说：“雷锋叔叔，我长大了也要当兵！”雷锋说：“好啊，你长大了要当兵，到时候找张叔叔去！”

这是后来陈雅娟转述的。当时，张峻并没有听清楚他们俩说的是陈雅娟要当兵的事儿。

但是，张峻相信陈雅娟的转述，也相信雷锋会这样说。

既然是雷锋说的，雷锋已经牺牲了，张峻一定要照办。这真是一诺千金啊！

陈雅娟当兵费尽了周折！

陈雅娟小时候就是一个有志向的孩子，她在与雷锋接触过程中，深深被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品质所感染，她立志长大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一个保卫祖国的卫士。

陈雅娟铭记着雷锋叔叔的教导，1966年在她初中毕业那一年，真的就来找张峻叔叔来了。她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同来的还有两名同学，一个叫崔亚文，一个叫王忠慧。她们仨是一个班的。都是抚顺市本溪路小学的五年级同班同学，还都是三好学生。

当时，张峻家住在沈阳市沈河区政治部家属宿舍，在原来的辽宁日报社附近。

有心的陈雅娟准确地找到了张峻的住宅，敲开了门。张峻一看，这不是陈雅娟吗？几年不见，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

张峻把客人让进了屋，客人都落座后，张峻才问：“你们做什么来了？”

陈雅娟开门见山地说：“雷锋叔叔不说了吗？让我长大当兵来找你呀！”

“谁说的呀？”张峻问。

陈雅娟说：“雷锋叔叔说的啊，他说这话时你在跟前啊！”

“我当时光顾拍照了，哪有工夫听他讲过什么话呀！”张峻真的不知情，当时他光顾拍照，不知道雷锋对陈雅娟说的什么。

陈雅娟认真起来：“张叔叔不兴耍赖！”

张峻说：“我真的不知道啊！”

陈雅娟说：“我跟雷锋叔叔说，长大要当兵。雷锋叔叔告诉我，要当兵就到沈阳来找你。这不，我们找你来了！”

张峻给她们仨沏茶倒水，热情招待。可是他也真是犯愁啊！哎呀，招兵的部队都不招女兵啊，女孩要当兵得有多难啊！男孩当兵都不容易，女孩就更不容易了！

张峻其实也很想帮陈雅娟这个忙，陈雅娟有当兵的愿望，在雷锋牺牲之后便更加强烈了。她要继承雷锋叔叔的遗志，参加人民解放军，做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贡献的人。让陈雅娟的愿望实现，也是张峻特别想做的事。

因为在军区从事专业摄影，张峻在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大机关中，认识不少的首长和部门的领导。他愿意用自己的人脉为陈雅娟当兵打开一条畅通的路。

张峻首先找到管理兵源负责征收新兵的司令部的军务部部长。张峻说：部长啊，这几个要当兵的女孩在我家住一个多月了，再住下去，我也受不了啊！

部长不会有张峻那样的感情和压力体验，当然公事公办了，他说：部队不招女兵啊，咋安置啊？不行不行！他一句话就给回绝了。

张峻是一个执着的人，部长说女兵没有人要，他就要去试试。他找到女兵成堆的军区司令部通信总站，政委叫赵民生，他认识。张峻说明来意：有几个雷锋辅导过的学生，长大了，要当兵，雷锋生前答应让她们找我给办，这三个女学生都很优秀，到你们总站来当兵不是很好吗？赵民生政委没有回绝，他还是通情达理的，他说：好啊，你找首长批吧，首长批了，我们就要。张峻说：好，你有这话就行。我找首长去！

张峻认识军务部一个参谋，这个参谋曾和他一起到黑龙江抚远边防团检查工作。他找到这位参谋，说明来意，参谋说，你还得和部长讲，我们参谋说了不算。没办法，张峻又找到那位军务部长，部长说：“对不起了，今年因‘文革’，到现在全国不招兵，爱莫能助啊。只能等了，明年再说吧！”

那个年头，当兵要发放军装，给粮食指标，也就是给粮票，给好多生活必需品。你让人到部队，如果没有正式办手续，这一切都没有，可不行，没有军装，总不能穿便衣在连队里待吧？没有粮票，吃饭怎么解决呀？部长这么一说，张峻也就清楚了，只能等明年了。

这时，陈雅娟等三个女孩在张峻家已住一个多月了，她们在等消息，等来等去，张峻回来了，对她们说：“没办法，今年全国都不招兵，谁也办不成。你们回去吧，何时招兵，你们再来！”

一年后，陈雅娟和另两名同学崔亚文、王忠慧又一次来到张峻家。

张峻心里老犯愁了，这事儿怎么整啊？！虽然感到这件事办起来无比艰难，他还是想全力促成。

张峻又一次找到总站，总站领导与他很熟，总站领导仍然打“保票”：我们这儿没问题，什么时候来都行，你还是得找军务部批准。”

军务部长说：女兵没有接收单位。

张峻说：这个你就别管了，我能找地方安排。

军务部长说：每年12月才开始招新兵，现在是7月份，我们哪有权力现在招兵啊？你得找管征兵的肖全夫中将，肖副司令员管我们。得找他批才行。

按照军务部长的提示，张峻去找肖全夫副司令员。他与肖司令很熟。去找之前，张峻先放大一张雷锋和陈雅娟的照片，并且写了一个报告。他得知肖副司令正在军区军人俱乐部“八一”剧场观看前进歌舞团演出文艺晚会。他赶到那里。在演出中间休息的时候，首长们都在贵宾休息室喝水，说话。张峻见肖副司令在那儿坐着，便走过去，直截了当地对肖副司令说：有个女兵得你批。

肖司令问：什么女兵？

张峻讲了情况。

肖司令说：尽出馊主意！现在几月份啊？才7月份！等着吧！到明年1月份再说吧！

张峻不依不饶的，他说：不行啊！我们家都揭不开锅了！她们三个要当兵的女孩在我家住一个多月了，我们家的粮票都不够用了！

肖司令没有吱声，这时，剧场打铃了，首长起身要进剧场，下半场的晚会要开演了。

张峻拦住了走在肖副司令身后的秘书王树林，对他说：你批吧，司令同意了。

王秘书犹豫着，肖司令明显是听到了张峻说的话，回头瞅了一眼，未置可否。

张峻借机加紧说：司令同意了，你写吧。王秘书就在张峻写的报告上写了几个字“同意。肖全夫”。

肖司令和王秘书都进了剧场的门，节目马上开始了。张峻哪有心思看节目啊。他实在是乐坏了，内心无比地高兴。这件事总算办成了。他一点儿也不敢耽搁，拿着首长秘书批过的报告，就到了通信总站。总站与“八一”剧场的距离很近，走路也不到10分钟。

恰好总站赵民生政委在。张峻向赵政委报喜，说：赵政委啊，这回妥了，肖副司令批了。他把批件给赵政委看。赵政委说，那没说的，让她们来吧，不过，首长批是批，还得过体检和政审两关。过不了这两关谁说也不好使。

张峻回到家，告诉陈雅娟三个女孩首长批示了，但还得体检和政审，能不能过关，就听天由命了。第二天午饭后，他领着三个女孩到了总站。

两天后，有了消息。除了陈雅娟，身体好，父亲又是老工人，留下了，另两个都参不成军了，一个身体不合格，另一个家庭出身有点情况。

陈雅娟等又一次来到张峻家，向他及他的家人告别，并表示感谢，同时取走了牙具等自己带来的日用品。

张峻对陈雅娟说：“你这个兵当得可不容易啊！两年了呀！到了部队上，可不能给雷锋脸上抹黑啊！”

陈雅娟当场激动地表示：“张叔，你放心吧！我一定按雷锋叔叔的教导去做！”

总站是服务机关首长的通信单位，报务员是总站最主要的工作，接转机关首长的电话，上传下达，需要严格保密。

张峻事先对总站赵政委说，不要让陈雅娟去当报务员，先让她到炊事班，而且让她去养猪。在艰苦的生活环境里锻炼锻炼再回报务班。

陈雅娟真的不负所望，她在总站开始就是养猪，她也没养过猪啊，但她不怕苦，不怕脏，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得成绩很突出。她也学会烧火做饭，成了一名合格的、优秀的炊事员。张峻拍摄过陈雅娟在连队炊事班当兵的照片，向军内外媒体进行了报道。

雷锋生前是陈雅娟所在学校的大队校外辅导员。陈雅娟接了雷锋的班，也做起少先队校外辅导员的工作。她也担任了抚顺市本溪路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和五年一班中队的校外辅导员。

1969年，中苏边界珍宝岛地区发生战事，上级派张峻到前线拍摄有关苏联坦克入侵我国的证据，同时对国内多家新闻媒体特别是摄影记者进行统领。张峻到了前线，发现那里有通信兵，张峻就建议把陈雅娟调来。调谁都是调。陈雅娟来，可以让她经历战火的洗礼，对她的成长和锻炼有益。上级同意后，张峻直接打电话给总站的王宜文副站长，把陈雅娟就调到珍宝岛前线来了。

前线地区温度零下30度，陈雅娟执行任务毫不含糊，十分勇敢、认真、细心，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野外查线任务，受到首长的好评。

陈雅娟说，雷锋对她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了她怎样做人：做一个有爱心的善良的人，做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上进的人，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不忘本的人。在人生道路上，陈雅娟始终把“雷锋叔叔”的教诲铭记于心。从军营到地方，从转业直到被提升为抚顺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退休。陈雅娟始终坚持实践雷锋精神，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

张峻一直跟踪报道陈雅娟，至今已有50年了。他认为，在陈雅娟身上，涌流着雷锋精神的血脉，宣传陈雅娟，就是延续地宣传雷锋。在陈雅娟成长的漫长的道路上，有雷锋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有张峻倾注的心血。

雷锋担任校外辅导员是非常尽心的，无论他工作多么忙，也无论他社会活动多么多，他总是不忘去看望孩子们。1961年4月，雷锋买了10张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他要送到建设路小学即后来命名为雷锋小学的那座学校，让同学们把毛主席的像挂在教室里，天天看得见，感受到如今的幸福生活。

这一次拍照，是张峻和董哲二人同时去的。他们要拍一组五好战士雷锋与红领巾的专题图片。

雷锋胸前戴着孩子们给献上的红领巾，左衣兜盖上端有几枚金光闪闪的荣誉章牌，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看望毛主席的画像，雷锋给孩子们讲述毛主席少年时代的故事，讲毛主席多么爱学习，爱劳动，对穷苦的乡亲多么的善良。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接着，雷锋讲了自己苦难的童年。那时候上学有多么难，在旧社会穷人生活多么不容易。

这一组照片的前5张，是在同学们的教室里拍摄的。后两张挪到了室外，孩子们打出了少先队的星星火炬旗，毛主席的画像也镶上了玻璃框。

《五好战士与红领巾》一组图片发表在《解放军画报》1962年第6期上。

第85张、第86、第87张共三张照片，是拍摄雷锋用珠算教具耐心地辅导一年级同学学算术的镜头。照片上这个孩子，张峻已记不得她的名字了，更不知她现在的状况了。张峻曾到雷锋小学去询问，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有人说她举家迁居云南了。总之是没有找到。照片上这个孩子，现在也花甲之年了，很希望通过这本书能找到她。

第88张、第89张照片，拍摄的是雷锋与小朋友们聊天的镜头，距离雷锋最近的那个短发女孩，叫张弘，现仍生活和工作在抚顺市某工厂当工人，已退休。

第90张、第91张照片，是雷锋在给孩子们讲故事。他听学校老师反映，孩子们上课有人精力不集中，有的在课堂桌子下看小人书，有的拿小镜子玩，不仅照自己，还用阳光反射镜面扫照同学的脸和眼，有的小声说话，不遵守课堂纪律。雷锋就给孩子们讲毛主席的少年故事，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雄战士邱少云，烈火烧身不挪动，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战斗的胜利的精神，鼓励孩子们立志向英雄学习，长大了报效国家。

这两张照片距离雷锋最近的那个大眼睛小女孩名叫孙桂琴。她8岁那年，在建设路小学上学，脖子上系上了红领巾，雷锋就是她们的校外辅导员。她多次亲耳聆听到雷锋给他们讲述苦难的童年和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孙桂琴小时候体质弱些，很少参加体育运动，雷锋多次手拉手带她到操场锻炼。孙桂琴写字马虎，雷锋手把手教她写作业，还教她补袜子。雷锋在假期曾两次到孙桂琴家了解她家庭生活状况，了解孙桂琴在家学习的情况，还带着她和其他同学一起到飘儿屯火车站打扫卫生，扶老携幼做好事。雷锋曾亲口对她说：“做了好事不要计较别人说什么，只要你做得对，就要坚持下去。”这话让孙桂琴铭记了一辈子。

张峻说，拍摄这幅照片时，孙桂琴个子低矮，为了能让她站在雷锋身边突出一点，还专门找了两块砖垫在她脚底下。

雷锋牺牲那天，孙桂琴正在上课，听说雷锋叔叔受伤了，便在老师带领下和同学们一起向抚顺市西部职工医院跑去，他们来到医院，见雷锋叔叔的战友们都急切地在大门口等候消息，这时传出雷锋停止了呼吸的噩耗，她和大家当场都哭了起来。三天后，孙桂琴代表雷锋生前辅导过的学生参加了在望花区政府礼堂举行的雷锋追悼会。从那个时候起，她就决心以雷锋叔叔为榜样，上小学时，几乎每周日和节假日，都和同学们去帮助军烈属、五保户打扫卫生，买煤担水；上中学时，孙桂琴曾奋不顾身跳入粪池救起一个4岁的女孩，被学校和抚顺市评为学雷锋先进个人。

再后来，孙桂琴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先在沈阳军区工程兵当电话员，后调到军区总医院，成长为一名人民军医，现为沈阳军区陆军总医院输血科主任医生。数十年间，她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满腔热情地去帮助别人，一丝不苟地做好本职工作。她曾被北京、南京、长沙、西藏、沈阳、抚顺等地百多所学校聘为少先队的校外辅导员，在军内外做学雷锋报告数千场，成为沈阳军区学雷锋金质奖章的获得者。

当时，雷锋和廖初江同是沈阳军区的重大典型，他们的成绩显著，名声很响，影响很广。相比之下，廖初江年纪、军龄和职务都比雷锋大一些、长一些。廖初江本人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标兵”，他任指导员的装甲兵某师机械化团三连也被授予“学习毛泽东著作先锋连”。军区工程兵党委在培养典型工作上是颇下功夫的。既要“请进来”，又要“走出去”。请进来，就是把军区工程兵范围以外的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的代表请到工程兵来现身说法，走出去，就是让自己的典型到工程兵部队以外见世面，向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找上门”来学习。雷锋和廖初江的会见，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和指导思想之下进行的。

1961年2月20日至22日，张峻由工程兵派出带领雷锋专程到吉林省四平市附近的沈阳军区坦克某师机械化团三连驻地，拜访请教廖初江。

东北的二月，特别是吉林省和辽宁省交界的四平地区，正是天气最寒冷的季节。坦克某师机械化团三连官兵闻讯全体出动，夹道欢迎雷锋的到来。

第96张照片，就是张峻拍摄到的雷锋在廖初江陪同下走到三连时受欢迎的情形。

第97张照片，是雷锋到达三连的当天下午，廖初江和全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骨干分子，与雷锋进行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的座谈会，互相交流学习的心得体会。

第98张照片，是雷锋到达三连的第二天即2月21日下午，雷锋即将和廖初江及三连的战友们告别了，他们互相在本子上题写赠言，互相勉励的情景。

第99张照片，是临别时，廖初江代表全连官兵，向雷锋赠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并给雷锋戴上一枚毛主席像章。

第100张照片，是张峻从报纸上翻拍下来的。再找不到这张照片的原版和当时冲洗出的照片了。这是雷锋和廖初江在一起亲切交流学习经验的镜头。

第101张照片，情景与前一张照片一样。不过这是在廖初江办公室里拍照的。他们身后有毛主席画像。

第102张、第103张、第104张照片，其实是相同的。只不过前两张照片用电脑制作了一下。第102张照片做了净化处理，而第103张照片制成了彩色照片。第104张照片，是当时发表在1961年2月20日《前进报》上的那一张。照片发表时，同时发表了张峻所写的通讯《雷锋访问廖初江》。通讯中写道：“他俩一见面，就紧紧握着手，像久别的战友，你看我，我看你，久久说不出话来。”“雷锋对廖初江说：‘我是来向你取经的，你可得好好帮助我啊！’廖初江抢着说：‘我比你差得远，今天见到你，我也得好好向你学习。’”“接着，雷锋又对在座的部队首长高主任说：‘我入伍的第三天，就在《解放军战士》上看到廖初江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事迹，从那时起，我就以他作榜样，学习中遇到困难，就想起廖初江同志刻苦好学的精神，马上就增强了信心和力量。’这一天，他俩一直交谈到深夜。”

张峻写道：“第二天，廖初江陪雷锋到‘学习毛泽东著作先锋连’——三连访问，三连的同志们敲锣打鼓来迎接雷锋。在访问中，雷锋专门问了三连战士中成立最早的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小组的同志们向雷锋详细介绍了学习小组成长的经过，介绍了他们活学活用的经验，雷锋都一一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晚饭后，三连革命军人委员会又举行了欢迎晚会，朗诵了诗歌，表演了快板，廖初江和雷锋在晚会上还互赠纪念品，互相题字留念。雷锋在晚会上激动地对大家说：‘没有党，没有伟大的毛主席，我哪能有今天的幸福。今天我来取经，就是要取你们学习毛主席思想的经。我们要用你们的先进经验，推动我们学好毛主席著作，创造四好连队，我自己也要通过这次学习，争取实现五好战士，以实际行动来回答党的培养，回答同志们的热情关怀。’”

2月21日，在张峻给雷锋和廖初江拍照两人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的时候，即拍摄第99张照片和第100张照片的时候，雷锋招呼张峻，请他也参加进来，三个人拍一张。张峻说：“给你们照，我不照了。”

这天的晚上，三连举行连队晚会欢迎雷锋，连队买了苹果、花生，让大家边吃边看节目。晚会结束时，廖初江和三连的战友们，往雷锋的挎包里塞了4个苹果。回到招待所，雷锋从挎包里拿出两个苹果递给张峻，他自己留下两个。张峻说：“雷锋呀，这个苹果我不能吃，带回连队吧！或给别人！”雷锋立即说：“对，对，对！”他说：“我也不吃了！”他要带给连队的战友们。后来，雷锋告诉张峻，雷锋把几个苹果送到西部医院给伤病员们吃了。西部医院是抚顺的一个采煤职工医院。张峻听说后称赞雷锋：“好，这个做得好！”

雷锋与张峻这次到坦克部队进行交流，还产生了一件摄影作品，这就是张峻拍摄的标题为《夜读》的照片。这件作品，当时没能发表。

这件作品是2月21日晚上完成的。

在访问三连之后的那个晚上，张峻和雷锋住进机械化团招待所。张峻很早就酝酿，要拍一张雷锋抓紧时间，用雷锋说的“钉子精神”读书的照片。雷锋在自己的日记中写过他的读书方法：早起点，晚睡点，饭前饭后挤一点，外出开会抓紧点，星期假日多学点。他还说：一块好好的木板，钉子是怎么钉进去的？一是靠“挤”，二是靠“钻”。张峻看到雷锋日记本上的这些话，便构思了抓拍一张体现这种锲而不舍读书精神的照片，恰好这次随他外出，有了这个机会，进行补拍。

张峻对雷锋说：“你不是老到坑道送水泥和石头吗？咱们拍个在坑道里面读书的镜头吧！张峻见没有煤油灯，便用药瓶儿做了一个煤油灯，又找来一个炮弹箱。在箱子上面放上煤油灯。

当时沈阳军区的部队在服装方面恰好以四平画线，四平以南为亚寒带着棉装，四平以北为寒带着皮装，发“四皮”，即皮帽子、皮手套、毛皮大头鞋，皮大衣。

雷锋来这儿穿的是棉衣，就请廖初江给借了件皮大衣和皮帽子，还借了一支自动步枪。张峻打了四把点钨灯，加上一个闪光灯，现场照明。在他身后打一盏灯，使人物和黑墙分开，有立体感，在他前面布置了三盏灯，再打闪光灯，照出的效果挺好。

这张照片是2月21日拍的，拍完了送去审查。当时部队向媒体发稿有明确规定，无论文字和图片，都要经本部队政治部门审查盖章，部队没有审查盖章表示同意，报刊是不能用的，是不敢用的。张峻把这张《夜读》的照片拿到机关，首先看到它的，是张峻的同事、从舟桥81团政治处宣传助理员调到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参加雷锋宣传的季道逵，季道逵是一位画家，曾有满面春风的雷锋在列车上给旅客义务倒开水的获奖国画《温暖》问世，曾转业到春风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当时，季道逵见到这幅张峻新拍的照片《夜读》便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不行，这张照片摆得太假了！你让雷锋穿皮装，戴皮帽子，还拿自动步枪，也太假了！”季道逵主要觉得这装束不是雷锋所在部队的装束，是四平以北部队的装束，枪也不是雷锋用的。张峻照样拿给宣传处的领导审查。领导也不同意发稿，张峻自然不会私自发给报刊编辑部。这张照片就搁浅了。

国庆50周年到来之际，《夜读》尘封39年之后，张峻找出了这张自己钟爱的用心之作，他问老伴：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用一下行不行？老伴接过来，端详着，她说：行，挺好的。张峻得到老伴的鼓励和支持，才把它公之于众。2000年3月5日前后，《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等军内外各大媒体都用了这幅作品。张峻声明，拍这张照片，主要是想体现雷锋的学习方法和钉子精神，雷锋穿的衣服和枪都是借的。这张照片在北京参加展览时，还受到中央军委徐才厚副主席的肯定和表扬。

与这次采访拍照相关的，张峻还有件深刻的记忆。那是2月22日上午，张峻和雷锋将乘坐火车从四平返回沈阳。在火车站上等车时，有一位年纪在40到50岁之间的汉子向他们走来，称自己要回山东家，买票钱不够，求解放军同志帮帮忙……这时，廖初江和另一位送他们来车站的三连学习积极分子拿出钱来要给这个汉子，他们不想让他难为雷锋和张峻，雷锋和张峻是他们的客人。这时，雷锋拦住了廖初江和那位战友，他走到这个汉子面前问：你要到哪儿去？还差多少钱？那个汉子说，要到山东去，差20元。雷锋说你去山东哪儿？终到站是什么站？走，我给你买去。说完，雷锋要与这个汉子去火车站售票处。那汉子不动，他不想去，看雷锋要拉他去，也不要钱了，慌忙地走了。雷锋在他身后大声说：快回去吧！好好参加生产劳动！你这样在火车站溜达不好。那汉子走后，雷锋对廖初江等人说：这样人都是些不愿在农村吃苦劳动的“盲流”，咱们不能给他钱，应该动员他回去参加生产劳动，如果给他钱，就助长他不劳而获了！张峻回来就对同事讲，雷锋不是傻子，他并不傻，不是见人要钱就给的。

这14张照片，其实是一个镜头，只不过角度不同，雷锋的姿势不同，用光不同，都拍的是雷锋在擦车。这一组照片中，第119张照片，是最典型的，是张峻最满意的，是雷锋自己挑选出来的，也是被各大媒体用得最多的一张。

这张照片题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也曾用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个标题，曾是一篇通讯，是张峻、佟希文、李健羽、赵志华四人1960年11月26日在沈阳军区《前进报》上发表的。这篇通讯影响广泛，让军内外很多读者知道了雷锋这个名字，也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和约稿。解放军画报社就向张峻约一张雷锋的照片，是柳成行副总编辑约的，具体负责编辑是周肖。要求拍得好一些，要用在画报的封面上。如何能达到画报社的要求呢？

张峻反复斟酌，冥思苦想，他想到雷锋容貌英俊，聪颖潇洒，气质非凡，他是由一个苦孩子成长为好战士的。他与雷锋多次交谈，想获得创作的灵感，他偶尔地读到雷锋写的一首诗，小青年穿上军装，实现了美丽的理想，心窝飞出了金凤凰的感觉，是雷锋内心的真实体现。雷锋当兵被分配到运输连开汽车，他苦练驾车技术，对汽车无比爱护，精心保养，爱车胜于爱自己。张峻想，要拍照雷锋，必须要拍他与汽车在一起，要体现出他是汽车兵这个特点。张峻把自己这一想法与周肖编辑说了，周编辑给了他首肯和称赞。张峻决定先拍黑白的，再拍彩色的。他向《解放军画报》社要了一个彩卷。当年中国还不能生产彩色卷，都是进口的外国货，因为他没拍过彩色的，而拍彩色的，要求很高，宽容度只在六度左右，差一点都不行。他为保险起见，又到柳成行副总编那儿多要了一个东德制造生产的爱克发彩色负片。当时，柳成行副总编说：我们记者出去拍照也只给一个卷啊，一个卷那么多张，只用一幅还不行吗？拍一个卷，用一张，这有多么大的富裕天地啊！张峻申明自己没有拍过彩卷，担心完不成任务啊！柳副总编另外特批给他一个彩卷。

从北京解放军画报社回来，张峻就对雷锋说，我要给你拍一张擦车的照片。

张峻想到雷锋的一个讲话稿，这个稿子是吴广信、王漪南、陈广生根据雷锋的事迹和他多次发言整理出来的，原题是《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他们在征求雷锋本人意见时，雷锋阅读后，把原题用笔划掉，改成了《解放后我有一家，我的母亲就是党》。这件事，在机关传开，人人都知道了。张峻对此深有感触。他特别注意到雷锋改题中的前两个字“解放”。他想到了雷锋是汽车兵，当时有咱们中国自己生产的“解放”牌汽车。这一思考给他打开了思路，让他获得了灵感。

张峻要用雷锋微笑伏身擦车的镜头，体现雷锋从苦孩子到好战士这个主题。雷锋驾驶的车是苏联生产的嘎斯51车。为了拍照体现主题，张峻提出要换一辆车。连里只有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是王广湘教员开的。他跟运输连连长说，把这辆车开出来，拍照用。于是，连长把“解放”车调了出来，张峻如愿地拍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

开始，张峻拍照了第106张、第107张、第108张，都不一样，共同的不足是“解放”二字不突出，这不是张峻理想的照片，他又连续拍照了第109张、第110张、第111张、第112张，后两张是彩色的，比前几张好多了，但仍不理想。他又掉转身，拍照了第113张、第114张、第115张；接着，张峻试着请雷锋把右臂抬起来，换个姿势，拍照了第116张、第117张、第118张。效果好许多，但背景杂乱，也让人感到人物不突出。第119张照片，应该说是张峻最满意的一张，是采用逆光拍摄，前面打了张反光板。雷锋笑意洋溢在脸上，他伏身在车头上，双手做擦拭状，红牌金字“解放”非常鲜明，映衬着雷锋的红领章和帽徽上的红星，还有他红润的脸庞，连酒窝都很清晰。背后的车窗和朦胧的绿色树影，平添了青春的诗意和美感。

当张峻把这些照片都冲洗出来，让雷锋看，请他挑选自己满意的时，雷锋立即选出第119张，他说：这个好！接着又补充一句：这个最好！

英雄所见略同。雷锋选中的，正是张峻自己满意的那幅彩色照片。

曾有中央电视台记者指着第118张照片问张峻，说你拍的这张照片是不是后来着色的？张峻说不是，当时这个镜头共拍了4张彩色的。这是其中的一张。

这14张照片，原来在张峻的手里只有9张。最近到北京，在新华社找到了1张，在解放军报社找到了1张，在解放军画报社找到了3张，一共14张。

时过半个世纪了，回忆起这一组照片的拍摄，张峻面容仍呈现悲伤的表情。这种记忆是那么刻骨铭心！

张峻曾到运输连为雷锋拍照9次，这一次去拍照是第10次。只有这一次拍照，张峻与雷锋是阴阳两隔。张峻拍摄的是雷锋牺牲的经过，是雷锋的遗容，是人们追悼雷锋的情景，是雷锋的墓地。

1962年8月15日中午，家住在沈阳南湖附近的宿舍里的张峻，刚刚吃过午餐，正在家午休。同一机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保卫处的史宝光助理员急速地敲张峻家的门，张峻开门后，史宝光说：“老张，快快，走走，到抚顺！雷锋叫车轧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你快拿照相机！”史宝光不容张峻问询，不容张峻插话，一连气说出了事情的突然和紧迫，以及对他的要求。

张峻和史宝光坐在吉普车上路的时候已是下午1点钟了。他们在下午3时许先到达出事现场。雷锋已被送到医院。

第120张到123张照片，是张峻在运输连雷锋牺牲现场拍照的。第120张，是雷锋所在运输连当时的营房，那条道路，就是雷锋的车经过的路。第121张照片，是雷锋和乔安山驾驶的那台车，那矗立的柞木杆子就是连队战士晾晒衣服用的。第122张照片，是再现当时车轮与杆子相剐时的状态。第123张照片，是当时砸到雷锋头部的被汽车撞断的柞木杆子。

在现场，雷锋的战友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962年8月15日，早上起床后，后勤处车管助理员李向高叫雷锋开车去抚顺市内拉一趟棉装被服，并告诉他快去快回。下午要把车送到修理所进行三级保养。上午不到10点钟，雷锋和他的助手乔安山就完成了任务，返回了连队。雷锋与乔安山商量，咱们自己在家保养，既可节省时间，又可以在实践中提高专业水平。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连长虞仁昌的赞许和批准。雷锋想，离中午还有两个来小时，想把车开到有自来水的九连驻地，把车冲洗一下，下午就开始保养。这一段时间，道路上人少，也是锻炼乔安山汽车技术的好机会。这样，雷锋就跳下了自己的驾驶位置，对乔安山说：“你开吧！”

乔安山毕竟是新手，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心里没有底。坐上驾驶位置后，他对雷锋说：“班长，你在下面给我看着点，别撞墙上！”乔安山把车掉转过来，直往九连驻地的方向开去。车开到营房的临时大门处，汽车就意外熄火了。这时，雷锋跑到汽车前左侧的斜角位置指挥，雷锋低着头，一边看着车轮子，一边喊着：“开，开，向前开……”他们俩是“一帮一，一对红”，雷锋有责任帮助乔安山提高思想和技术。乔安山这时突然加大油门，汽车前轮进了营房大门，后轮却把立在门左边的一根柞木杆子撞倒，就是这根杆子砸到了雷锋，正好砸在了雷锋的头部，砸到了雷锋的太阳穴，当时雷锋就倒在了地上。这时，乔安山并不知雷锋被砸倒，继续把车开到九连的驻地洗车场，他停车后，回头一看，立即吓蒙了，急忙把倒在地上的雷锋抱在怀里，大声呼喊：“班长！班长！……来人啊！”

乔安山一边喊雷锋，一边喊人来。在场的一位河南入伍的新兵叫韩振马，气喘吁吁地跑到连部喊叫：“连长，不好了，雷锋出事了！”虞仁昌连长也顾不得细问，立即向现场跑去，见乔安山抱着雷锋坐在地上，雷锋右眼圈发紫，右鼻孔流淌着血水。无论在场的战友怎么喊叫，雷锋都没有回应。连长让汽车教员王广湘把停在操场上的教练车开过来，这时又赶来了白福祖副连长和十多名战士，大家把雷锋抬到车上，由乔安山守候在身边，把雷锋紧急送到了抚顺望花区西部医院。

第124张照片，是雷锋的遗容。这张照片，是张峻和史宝光赶到医院太平间后拍摄的。他们俩赶到医院时，雷锋已经停止了呼吸。

张峻在太平间为雷锋拍了3张照片，一张是全身的，一张是半身的，一张是头像。雷锋遗容很安详，他短暂的一生，闪射出了令人敬仰和羡慕的光辉。此刻，他的鼻孔塞着棉球，人已经去了另一世界。

在医院急诊室，值班大夫杨镇芳和耿庆春检查后，诊断为严重左颅骨凹陷骨折并伴有血污。抢救时由于室温过高，虞连长让战士到大街上买了一箱子冰棍，放在雷锋头部周围来降温以减轻颅压。

西部医院领导得知被抢救的伤者是雷锋，特别重视，立即抽调出最好的医务人员，由外科主任张锦川、副主任郭文元、耿庆春及护士朱金城和赵桂荣等组成抢救小组，全力以赴，边输液，连给氧，同时推糖，医生还多次进行人工呼吸。这时，外科主任张锦川把虞仁昌连长叫到跟前说：“伤势很重，是颅骨骨折，脑部出血，有生命危险！”他边说，边写了一张便条，叫快派车去沈阳军区陆军总医院把他的老师请来，他的老师是总医院外科主任段国升教授。虞连长立即让站在身旁的白福祖副连长说：“你亲自开车去沈阳，越快越好！”实际上这时雷锋已经停止了呼吸，乔安山也哭成了泪人。在场的运输连干部和战士都不愿接受雷锋停止呼吸这个结果，他们含着眼泪再三央求医生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雷锋的生命。

此时，在场的医务人员与雷锋的战友们的心是一样的。他们也不甘心接受雷锋停止呼吸这一结局，接连做了多次人工呼吸，但都起不到作用。医生等不及段国升教授的到来，经过征求虞仁昌连长的同意，他们切开了伤者的喉管，进行呼吸处理，只见伤者腹部起伏了一下，又停止了。经过约20分钟的处理，张锦川主任放下了听诊器，失望地说：“实在无能为力了，你们料理后事吧。”这个结果一宣布，在场的人，顿时失声痛哭，悲痛欲绝。时间是1962年8月15日12时05分，雷锋经抢救无效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等白福祖副连长把段国升教授接来医院时，雷锋已经停止呼吸一个小时了。段国升这位专家也只能深表遗憾。

雷锋牺牲的当时下午，张峻和一些同志一起回到了运输连，工程兵10团政委韩万金主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由团的有关领导及营连干部及报道人员参加。这个紧急会议，听取了运输连虞仁昌连长对事故发生经过的汇报，听取了工程兵政治部保卫处史宝光干事对现场的勘察分析报告，最后研究了雷锋丧事的筹备。会后，由工程兵政治部青年处处长于波直接用电话向工程兵首长做了口头请示汇报，由团领导向抚顺市领导机关做了汇报。由韩万金政委和于波处长牵头组成雷锋同志治丧委员会，张峻是治丧委员会成员，他主要负责公祭大会会场的布置，起草和书写公祭大会的横额和两边的挽联，以及向雷锋遗体告别、送殡、安葬全过程的拍摄。

因为雷锋的牺牲与乔安山有关，曾一度关乔安山禁闭，进行调查。韩万金指示，马上把乔安山放出来。乔安山是雷锋牺牲事件的当事人，他本人思想包袱很重，放出来后，一直蹲在地上，不吃不喝，就是哭。张峻和连队指导员高士祥对他进行了安慰和劝导后，乔安山的情绪趋于稳定。

在雷锋生前所在营的三营营部，停放着雷锋的遗体。战士们上街把所有卖冰棍的冰棍都买了来，垫到雷锋的身子底下。当天下午，抚顺市政府联系从水库拉回了冰块，放在遗体下面。这天，在营部举行了向雷锋遗体告别仪式。主要是连队和团营及各连的干部、战士参加。

1962年8月17日，在望花区人民政府礼堂举行了“公祭雷锋同志大会”。由望花区政府一位区长和团政治处崔东基主任共同操办。“公祭雷锋同志大会”几个大字是张峻写的。两边的挽联是张峻拟的，也是张峻写的。上联是：“学雷锋，不怕苦，不畏难，以行动作纪念，争当五好战士”，下联是：“学雷锋，对敌恨，对己和，化悲痛为力量，苦练杀敌本领”。台正中放着雷锋的灵柩，黑纱环绕着雷锋的遗像。沈阳军区和抚顺市党政机关及驻军都送了花圈。雷锋的灵柩上覆盖着鲜红的八一军旗，上面安放着雷锋的军帽，周围摆满了鲜花和松柏。

这一天的上午9时，吊唁开始。雷锋生前的团营连首长和他的战友们全副武装轮流守灵。党政军各界及人民群众陆续走进灵堂。下午1时，公祭雷锋同志大会开始。沈阳军区工程兵司政机关及抚顺市党政军机关的领导亲临致祭。各界代表千余人，自发前来的群众络绎不绝。礼堂容纳不下，临时在礼堂外面安装了扩音喇叭。公祭大会由团副政委刘家乐主持，政委韩万金致悼词，运输连指导员高士祥介绍了雷锋生平事迹。

公祭大会开完后，缀着黑纱的灵车，由战士驾驶的两台摩托车在前面开道，从望花区人民政府大门缓缓驶出，护送灵车的是运输连连长、指导员和另两名干部共四人组成。灵车后面是哀乐队。哀乐队后面是200多名新战士，他们举着花圈缓缓行进着。从望花区人民政府大院到抚顺市新抚区戈布街北山烈士公墓，共10余公里的路程，自动为雷锋送葬的群众有几万人。那场面十分隆重而又庄严肃穆。

雷锋的战友们和抚顺市人民群众在山上为雷锋举行了安葬仪式。雷锋墓位于东山坡，墓前立着一块木碑，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3317部队班长、抚顺市人民代表雷锋烈士之墓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立”。这个木牌上的字是张峻写的。1964年清明节，抚顺市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将雷锋墓迁到了雷锋生前所在连队驻地附近的望花公园内，也就是现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

雷锋牺牲6天后，1962年8月23日，沈阳军区《前进报》最早报道了这一消息，而且是在头版上报道的，同时报道了在抚顺举行了雷锋同志公祭大会。这一条配照片的消息，就是张峻写的，照片是张峻拍摄的。这个消息写得很简短。消息的标题为《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因公负伤光荣牺牲》，消息说：“毛主席的好战士、某部队运输连汽车班长、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抚顺市人民代表雷锋同志，于8月15日10时，因公负重伤，经医生抢救无效，不幸于当日12时05分光荣牺牲。”“8月17日，某部队、抚顺市党政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代表，怀着沉痛的心情，在抚顺市望花区人民委员会大礼堂隆重举行公祭。参加公祭的有军区工程兵部领导机关的代表、部队代表、抚顺市党政领导机关以及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共四百三十多人。”“……参加公祭的代表中不仅有红领巾，还有八十多岁的老大娘，他们听说雷锋同志牺牲了，感到非常沉痛，纷纷要求参加祭奠。雷锋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光辉形象，仍然活在战友们和人民群众的心里。”

这张照片是实拍当年《前进报》的报样。这是迄今为止，最早公开报道雷锋因公牺牲的一篇消息。

这是张峻拍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批复沈阳军区政治部的文件：“批复授予工程兵第十团运输连四班以‘雷锋班’称号”。

雷锋牺牲后，沈阳军区学习雷锋的活动逐步开展，一浪接一浪向前推进。张峻向军区工程兵政治部主任裘永芳建议，能不能让雷锋生前所在班写个申请，让上级命名“雷锋班”？裘主任说：你尽出馊主意！雷锋班能命名吗？当时，人们一度视雷锋牺牲是一场责任事故。连四好班能不能评得上都是问题，还能给命名吗？张峻的建议不是空穴来风，他悄悄告诉裘主任，这可不是我的什么馊主意，时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吕村夫曾与我说过这样的策划构想，吕部长说这是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杜平对他讲的。这是沈阳军区的意思，消息源非常可靠。沈阳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同时也曾给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打来电话。这样，裘主任就给10团政委韩万金挂了电话，让他们以雷锋班的名义起草一个报告，然后连、营、团，逐级报上来。

韩万金政委当然非常乐意做这件事，这也正符合他的想法。1962年10月初，他带着工作组专程来到运输连，召开党支部委员和排以上干部会，传达了上级的意见。讨论的时候，确有些同志认为出了雷锋牺牲这么大的事儿，四班能不能评上四好都得画问号，根本没想到可以提请上级命名雷锋班。摆事实，讲道理，是打通思想顾虑的最好的方法。韩万金政委让连队干部战士畅所欲言，就专题讨论一下，四班能不能评上四好班。经过讨论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四班在雷锋带领下，无论思想作风建设，还是业务建设，都是出色的，他们各项任务完成得很优秀。他们全班连续三次参加驾驶考核，都获得总评优秀的成绩。1962年全班分散执行运输任务，自觉服从配属单位的领导，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全年安全行车两万来公里……

经过三天的大辩论和调查考核，全连官兵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同意四班评上四好班，也一致同意请求上级批准四班以“雷锋班”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班全体同志签名给党支部写了一份申请书，这份申请书由工作组成员、团政治处秘书冷宽代笔。冷宽1938年3月生，河北承德人。196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1月参加工作。国防大学基本系毕业，大专文化。海军中将军衔，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冷宽起草的申请书如下：

党支部：

雷锋生前是我们的亲密战友，他虽然牺牲了，但他那种先进思想和光荣的事迹，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我们决心以雷锋烈士为榜样，学习他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学习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学习他艰苦朴素，不乱花一文钱，处处注意节约，热情支援人民公社和灾区人民生活的高尚品德，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苦钻精神，学习他对工作积极负责，完成任务坚决的模范行为。他的许多优秀品德和高尚风格都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我们四班为纪念和发扬雷锋烈士的光荣事迹，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表示，决心继承雷锋烈士的革命精神，把雷锋烈士的事迹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为此，全班同志特请求上级党委和首长批准我们为“雷锋班”的光荣称号。我们全班都有决心一定要练好过硬本领，发扬硬骨头作风，不论什么时候，都能拉得出去，完成一切任务，处处给全连树立榜样，坚决巩固四好班的光荣称号，珍惜“雷锋班”的荣誉，决心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四班全体：张兴吉、周述明、王继学、陈庆林、田生绵、韩玉臣、乔安山、庞春学、蔡永海、于泉洋

1962年10月12日于抚顺市

这份申请书，经由连队党支部、营党委、团党委，报到军区工程兵党委，工程兵党委报到沈阳军区政治部，最后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国防部批复全文如下：

你们请示授予3313部队运输连四班以“雷锋班”称号的报告收悉。同意你们的意见，批准授予3313部队运输连四班以“雷锋班”的称号。望勉励四班的同志，保持与发扬这一荣誉，并教育部队，学习雷锋同志的优秀品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

“雷锋班”命名是1963年1月7日批复下来的。当月21日，沈阳军区召开了“雷锋班”命名大会。这时，张峻已经调到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科从事专业摄影报道工作了。

1963年1月21日上午，张峻和董哲早早赶到沈阳军区军人俱乐部，“雷锋班”命名大会在“八一”剧场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部队、机关和院校的代表1500人。剧场里，灯火辉煌，座无虚席，十分隆重、庄严。9时10分，大会宣布开会。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首先宣读了国防部批准命名“雷锋班”的批复，并代表沈阳军区领导机关将一面绣着“雷锋班”金字的锦旗授予雷锋生前所在班。“雷锋班”全班战士在热烈的掌声中，接受了这一崇高的荣誉。

第136张照片，是张峻拍摄的命名大会会场。第137张照片，是张峻拍摄的陈锡联司令员向雷锋班授予锦旗的镜头，接过这面锦旗的是雷锋的战友、“雷锋班”第一任班长张兴吉和副班长周述明。

第138张照片，是雷锋班当时十人的“全家福”：张兴吉、周述明、陈庆林、田生绵、韩玉臣、乔安山、庞春学、王继学、蔡永海、于泉洋，一个不少。擎旗者为张兴吉和周述明。

第139张照片是张峻单独为“雷锋班”第一任班长张兴吉拍摄的，标题为《接过雷锋的枪》。“雷锋班”命名前，张兴吉已经提干，即已由四班长提为排长。因为刚刚命名的“雷锋班”班长的职务太重要了，领导决定仍由张兴吉回到四班当这第一任班长。张兴吉是四川蓬安人，1940年出生，1959年入伍。他与雷锋同年生，比雷锋早一年入伍。自1960年就在雷锋所在班任班长。这次国防部授予四班以“雷锋班”称号，他重回班里任班长，他任过雷锋所在连的连长，多次立功受奖，曾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1972年转业到四川南充地区，曾在某土特产果品公司当汽车司机。1988年8月开始停薪留职成为汽车运输专业户。无论他做什么工作，都不忘自己是雷锋的战友，坚持学雷锋不动摇，像雷锋那样做人。

第140张照片是一张大合影。“雷锋班”命名大会结束后，沈阳军区和辽宁省委领导同志，还有军区工程兵的领导同志、工兵10团的领导同志，与“雷锋班”的同志们在一起照了这张合影。张峻记得，那天天气很寒冷，首长们都穿着棉大衣，出来不一会儿，衣服就被寒风打透了。

这一组照片，是雷锋班命名之后，军内外媒体不断约稿。其时，张峻接到解放军画报社的约稿，要拍一个《雷锋所在连在前进》的专题。张峻来到运输连，恰好，他们连队“双喜临门”，一喜是国防部命名“雷锋班”，一喜是运输连被评为“四好连队”。所谓“四好连队”，是从1961年起，全军统一开展创造“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的产物，所谓“四好连队”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所谓“五好战士”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由总政发起，全军实行，建立起半年初评和年终总评制度，先在连队等基层单位，后逐步在机关、仓库、医院和学校等单位全面开展。

第141张照片，就是运输连官兵欢天喜地地庆祝这“双喜临门”的场面，连队干部在队前宣布国防部命名的文件和“四好连队”评选结果，大家鼓掌并有放鞭炮的，被命名的“雷锋班”全体10名战士站在队前，再一次接受这巨大的荣誉。

第142张照片，是雷锋牺牲后，第一次没有雷锋班长的班务会，新任班长率领全班同志制定争创“四好班”的计划。

第143张照片是“雷锋班”班长张兴吉与另三名战友到雷锋生前担任校外辅导员的抚顺市望花区建设路小学。由于雷锋的影响，由于“雷锋班”的命名，想聘请雷锋班和雷锋生前所在连队的官兵担任校外辅导员的学校很多，部队甚至有些应接不暇，难堪重负。但是雷锋生前曾担任过校外辅导员的两个小学，一是建设路小学，一是本溪路小学，都是必须答应的。雷锋的战友们继承了雷锋的遗志，继续做少先队员辅导的工作，让革命传统的火炬在下一代的手中高高举起。

雷锋生前曾到沈阳军区司令部通信总站长途电话连与那里的战友进行亲切的交谈，曾给这个连队的女兵做报告，讲述自己成长的经过和学习的体会。军区长途电话连，简称“长话连”，是沈阳军区一个典型连队，沈阳军区长话连，曾被授予“坚持不懈学雷锋模范连”荣誉称号，先后被树为“全国全军学雷锋先进集体”、“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全军先进党支部”和“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2次，二等功9次，三等功16次。

第144张照片，张峻拍摄的是“雷锋班”命名后，与“长话连”两个单位没有中断联系，他们派出战士到“长话连”去讲雷锋，叙友谊，受到这个先进连队官兵的热烈欢迎。从画面上看，几个男兵到了女兵连，在女兵们包围之下，确有手足无措的紧张和羞涩之感，他们把女兵连献的花拿在手上，没有戴在胸前。

助人为乐是雷锋身上体现出的崇高品质之一。“雷锋班”的战友们，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利用节假日，参加助民劳动。第145张照片，就是张峻拍摄到的“雷锋班”全体人员在团队驻地营口参加助民劳动的场面。

史料记载，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对雷锋这个时代的典型的挖掘、宣传起到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雷锋班”命名大会召开之前，罗大将专门题词：“题给雷锋班命名大会　永垂不朽　罗瑞卿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这可能是领袖与各界领导及名人们题词最早的，领风气之先。多篇回忆文章曾提到罗瑞卿向毛泽东当面汇报雷锋事迹的事，毛泽东对罗瑞卿说：“雷锋值得学习”（此话见白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雷锋志》）。

由于有罗瑞卿的题词在前，就有了沈阳军区首长赖传珠政委和陈锡联司令员及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三人的题词。罗总参谋长的题词和赖传珠、陈锡联、宋任穷的题词，一并发表在1963年1月22日的《前进报》上，这一天的报纸的头版除刊登这几位领导同志的题词外，报道了沈阳军区隆重举行“雷锋班”命名大会的消息，报道了军区首长和东北局有关领导接见了“雷锋班”的消息，还发表了工程兵政治部和司令部的贺信。该报第二版，发表了军区副政委杜平中将在“雷锋班”命名大会上的讲话《把雷锋同志的优秀品质接过来传下去》。张峻拍摄的第146张照片，记载了这一切。

这是一组关于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照片。

张峻就他亲身经历的、了解到的有关毛泽东为雷锋题词的一些情况，曾写过文章，也曾对记者谈起过。

因为此前，曾有沈阳军区《前进报》副总编辑董祖修发表于1993年2月15日《新闻战线》的内部资料《报纸动态》上的回忆文章《3·5的由来》，《中国青年》杂志编辑李禹兴发表于1990年第2期上的《历史的重要一页——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经过》，和发表在1993年3月5日《人民日报》上的原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应抚顺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纪敏特约撰写的《毛泽东为雷锋题词的经过》。

张峻说道，当年请求毛泽东主席为雷锋题词，不只是《中国青年》杂志一家，确切地说，在“雷锋班”命名大会之后不久，即1963年1月上旬，由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上将在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招待所开会时，就直接向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提出来了。“雷锋班”命名大会，代表沈阳军区讲话的是副政委杜平中将，当时赖传珠政委因病住在北京，没能出席大会。但他十分关心雷锋的宣传工作，他在养病期间，抓住机会得以向罗总长提出：“能不能请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题个词？”罗总长回答：“我努力吧。我回去请示毛主席和其他党政军领导。”

赖传珠政委对雷锋生前的成长十分关心，常常直接过问对雷锋的培养和教育情况。雷锋因公殉职不久，他亲自到抚顺雷锋生前所在团，参观该团举办的“雷锋烈士事迹展览”。张峻记得在赖政委参观展览时，当场批评沈阳军区工程兵主要领导：“为什么没有把雷锋这样的好战士提拔到连队领导岗位上来？”

张峻1963年2月24日奉命连夜赴京完成为沈阳军区翻拍毛主席题词的任务。是赖传珠政委让他的秘书李巴夫给时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吕村夫打电话，说毛主席要给雷锋题词，让张峻快来北京准备拍照。张峻坐当晚9点的特快列车。25日早上到达北京，一下车就直接赶往三座门总参高干招待所，向赖传珠政委报到。赖政委指示张峻准备好照相器材，晚饭后在招待所等候翻拍。这天晚上，张峻准时到位，但一直在赖政委处等到晚上11点，罗总长来了，一进门就直奔赖政委卧室，解放军报社的摄影记者牛嵩林和张峻随着也进了屋。罗总长对赖政委说：“老赖，没完成任务啊！”赖政委从床上坐起来问：“为什么没有题？是不是不题了？”

赖传珠是我党我军老资格的领导干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曾跟随毛泽东参加井冈山斗争，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战时期是新四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是第四野战军43军政委、15兵团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那时的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是平行的大单位。他还先后在北京军区、沈阳军区任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5年病逝，年仅55岁。在数十年戎马生涯中，赖传珠从连党代表到大军区政委，转战南北，出生入死，走过了漫长、艰难的革命道路。他以坚强的党性和赤诚之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以坚忍不拔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书写了为党和人民不懈奋斗的壮丽人生，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在他的履历中，人们都把他对雷锋这个典型的培养写上重要的一笔。

赖政委与罗总长是非常熟悉和亲近的两位老领导。他们之间似无话不可说。当时罗总长在椅子上落座后，回答赖政委：“不是不题了，只是今天题不成了。”罗总长说他刚刚从毛主席那儿过来，他是晚上9点钟到毛主席卧室的，一进门就见主席在床上睡着了，他是太累了。罗总长说他实在不忍心把主席叫醒。他见到在场等候拍摄题词的牛嵩林和张峻，便客气地说：“对不起了，再找机会吧！”他对张峻说：“小张，你也来了？”因为罗总长到东北，在辽宁丹东、在吉林、在黑龙江，视察边防一个月，都是张峻随行拍照，比较熟悉。张峻回答：“首长叫我拍毛主席题词来了。”赖政委说：毛主席给刘胡兰题过词，给张思德、白求恩只写了文章。罗总长对赖政委说：“原来打算今天能题词，可以一并给《中国青年》杂志制版，发表在3月1日出版的第五、六期合刊上的，看来也得延期了。”这时，大家才知《中国青年》杂志也请毛主席题词的这件事。

这年的2月只有28天。张峻在北京待到3月3日，这天下午6时许，张峻和牛嵩林接到通知，到三座门总参高干招待所赖政委的房间待命。大约在晚上10点多钟，罗总长来了，他一进门就将毛主席写好的三张题词放在长桌上。三张题词写的都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罗总长很兴奋，他对赖政委说：“毛主席今天精神非常好，他接连写了三幅……”罗总长指着其中的一幅说：“毛主席说就用这幅。”这时，赖政委和他身边的护士、警卫员等工作人员及等候在这儿的记者们都围拢到长桌前面，先睹为快地欣赏毛主席在宣纸红格八行笺上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潇洒飘逸的行草字。赖政委当时特别激动，他边看边说：“写得好，太好了！”

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欣赏着毛主席的题词，这时，赖政委提醒着：“赶快翻拍呀！还得给家里传过去呢，凌晨报纸要用的。”罗总长也对牛嵩林和张峻说：“你们赶快拍照吧！”

牛嵩林和张峻立即打开照相机，进行拍照，张峻连续拍摄了四张。他们俩迅速回到解放军报社摄影部暗房，把冲洗出来的题词底片用吹风机吹干，放大了两张8寸照片，便急忙赶回招待所给首长看。在审阅时，罗总长和赖政委都说：“题词上的红条竖格和其他中央领导的题词不大协调怎么办？”这时，其他领导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也都为雷锋题的词，都是先前题写好了，他们都是在白宣纸上题写的，只有毛主席是在红格信笺上题写的。这时，张峻插话说：“可以做技术处理，将红格涂掉。”赖政委立即说：“那为什么不把它涂掉呢？”张峻和牛嵩林对视一下齐声说：“我们哪敢自作主张涂改毛主席的题词手迹呢？！”罗总长接着说：“你们再辛苦一趟，赶快把红条竖格处理掉。”

两位摄影工作者把没有红格的毛主席题词洗出8张的8寸照片，再次回到总参高干招待所时，已是3月4日凌晨4点多了。原定3月4日将毛主席的题词在全国统一见报，而当时各大报纸均为凌晨4点开印，让4日见报肯定是来不及了。赖政委的秘书李巴夫也说，军区的报纸已经开印了，不行了。如果坚持4日见报，哪家报纸也做不到啊。罗总长见此情形，拍了一下手，把两臂摊开，无奈地说：“只能5号了。”

遵照罗总长和赖政委的指示，由牛嵩林负责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发稿，由张峻直接传真发回沈阳军区。

当年哪来的传真设备啊，张峻赶到西长安街上西单附近的电报大楼，把题词的照片发回沈阳，发一张8寸照片是20元人民币。军区司令部没有接收机。发到沈阳的邮电部门，又洗出来，就已经是早上6点钟了。6点钟，当天的报纸都印出来了。

毛主席的秘书林克拟了10条学雷锋的题词备用句，毛主席一条也未采用，只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一句。这就给学雷锋的内容提供了无限大的空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件先进事迹，也不是只学他哪一方面的优点，而是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主席还对林克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群众要学雷锋，普通干部要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风气。

前面四张照片即第147张照片、第148张照片、第149张照片、第150张照片，均为张峻经手拍摄的毛泽东题词。第147张照片，是确定全国统一刊用的题词原件，第148张照片，是经过张峻和牛嵩林“加工”去掉红格后的照片。第149张和第150张，是毛泽东同时写的第二张题词，前一张是有红格的，后一张是处理掉红格的。据张峻讲，还有第三张主席题词，这张题词一直在一位女士手里保存着。因为这位女士当年与罗瑞卿的女儿是同学，她到罗家看到了，要走了这一张。张峻一直想着要去拍照，至今未能如愿。

第151张照片，是张峻拍照的1963年3月5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占六分之一版面。

在毛泽东题词发表的第二天，《解放军报》又首先刊登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手迹。《中国青年报》随即转载，以后陈云、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也为雷锋题了词。

沈阳军区《前进报》总编辑，把刊登毛主席题词的手迹版样送给陈锡联司令员审阅时，陈司令说：“用整版篇幅发表，以后每年都要刊登一次，纪念一次。以此来推动全军区把学习雷锋的活动长期地坚持下去！”

毛泽东在北京为雷锋题词的消息对沈阳军区学雷锋活动是巨大的肯定和鼓舞。沈阳军区早就对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做好了准备，为这个题词制好了一个高3米、宽2米的题词版屏，早就放在了沈阳军区军人俱乐部“八一”剧场的舞台正中央。张峻把题词照片传到沈阳军区后，军区政治部即全力以赴，组织举行“向雷锋同志学习大会”的准备。

毛泽东主席为雷锋题词公开发表的第二天，即1963年3月6日，沈阳军区领导机关就在沈阳军区军人俱乐部“八一”剧场隆重集会，召开了有1500人参加的“响应毛主席号召，进一步开展学习雷锋同志活动动员大会”。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辽宁省委、沈阳市委、抚顺市委的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了大会。在会上，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将复制的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题词的放大件赠予雷锋生前所在的运输连，勉励部队官兵，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继续深入地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共青团中央代表在大会上宣读了团中央追认雷锋同志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的决定，并颁发了奖状。

第152张照片，是在这个大会上，张峻拍摄的沈阳军区司令员向雷锋生前所在连——工程10团运输连，颁发毛泽东主席为雷锋题词的情形；

第153张照片，是张峻在会场上拍摄到的，在主席台上与毛泽东主席题词同时展示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的题词，每一个题词手迹的照片都放在一米左右。

我在这里插说一下，我1962年6月入伍到吉林省东丰某部一个步兵连当兵，参加到学雷锋的行列中。雷锋牺牲后，我曾写过一些短诗纪念和歌颂雷锋。如在1963年2月25日发表在《沈阳晚报》上的《雷锋活着》：

雷锋活着，

活在革命的队伍中——

像火炬一样亮，

像旗帜一样红。

火光里，

旗帜下，

响着千万人的脚步声！

雷锋活着，

活在战士心间——

像高山青松般崇高，

像大海里水珠一样平凡。

革命的人生，

战斗的道路，

召唤我们勇往直前！

而在毛泽东主席题词发表前我写出寄给报社的《雷锋的胸怀》，发表于1963年3月6日《前进报》：

雷锋的青春，

金子似的闪亮；

雷锋的胸怀，

海一样的宽广！

生活在毛泽东时代，

沐浴着党的阳光；

但旧社会留下的阶级仇恨，

却燃烧在他那火热的心上。

他永远不忘过去，

他的眼睛注视着四面八方；

台湾同胞们血泪成河，

皮鞭和铁镣正在交响……

啊，“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穷人，

没有得到解放！”

他满怀强烈的阶级爱憎，

坚定地站在战斗的岗位上，

一颗平凡的水珠，

反射着太阳的光芒；

雷锋光辉的一生，

把一切献给党，

为全人类解放而斗争，

勤奋地工作，高昂地歌唱！

在报纸上见到毛泽东主席为雷锋的题词当天我写出一首小诗《一面鲜艳的红旗》，发表于1963年3月16日《前进报》：

毛主席那苍劲的笔迹，

号召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

这是从一个伟大的胸怀，

道出了亿万人心中的敬意！

“向雷锋同志学习”，

这一伟大的号召，

像是在广阔的天地之间，

举起一面鲜艳的红旗。

这面红旗照耀着祖国的大地，

飘扬在我们的心里，

人人都像雷锋那样不倦地战斗，

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

紧接着，在1963年4月25日的《前进报》上，又发表了我的一个组诗，其中有一首《雷锋的方向盘》：

是同样的光辉道路，

有同样伟大的起点。

为什么，雷锋同志

能跑在我们前面？

同样是党的儿子，

同样是革命青年，

为什么，雷锋的脚步，

那么稳实，那么矫健？

看答案，很简单——

胸怀一团浓烈的火焰。

读了“毛选”一卷又一卷，

紧紧把握住前进的方向盘！

这方向盘，

永远金光闪闪，

在漫长的大路上，

它使我们勇往直前！

而在雷锋牺牲一周年的1963年8月15日，《前进报》又发表了我写的《诗两首献雷锋》，其中一首是《小树苗已经长高》：

去年8月15日，我们听到雷锋牺牲的消息后，无限悲痛，在山坡上栽下一片小树苗……

一年了，小树苗

已经长高。

在山半腰，

像一片绿的波涛！

看着你呀，

雷锋在微笑。

我们一年来的成长，

快向雷锋报告：

映着红日出操，

披着星月站哨，

风雪里打“班进攻”，

雨雾里练刺刀……

雷锋，在微笑，

小树苗已经长高，

像祖国的一扇墙，

迎接那袭来的风暴！

同时发表的，还有一首《火种》：

雷锋呀，雷锋，

你恰如一粒火种，

已经撒进了

亿万人心中！

如今千万朵火花，

已开满了碧海青空：

朵朵那么炽热，

朵朵那么艳红！

我所以在这里要不厌其烦地引出我当年极为幼稚的习作，就是想证明，当年学雷锋活动在沈阳军区范围内是何等的普及、深入。我只是某野战军第四十七师一四零团五连二排八班的一个普通的战士，一个入伍不到10个月的新兵，但部队蓬勃开展的学雷锋活动，使雷锋确是活在了我的心中。我所写的诗歌，虽然有当时政治的烙印，有当时部队教育的影子，有时代局限，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穷人没有得到解放”之类的话，但确实反映了雷锋这一楷模那积极向上的美好形象深入人心，反映了广大人民对雷锋这一英雄的景仰和热爱，反映了当时宣传雷锋的巨大的、强烈的正能量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