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扛着编织袋到拉着拉杆箱

牛皮纸的信封

是一张玉米饼

父亲苍老的笔迹烙在上面

拆开信封的一角

香喷喷地咬一口

一股玉米的甜味

慢慢地流过心田

一声声关切的嘱咐

一句句贴心的叮咛

亲爱的父母仿佛就在身边

母亲说该吃的就买别舍不得

身体才是最要紧

父亲说弯着腰干活

抬起头做人

这是咱庄稼人的本分

无数个漂泊的日子

老家的来信

像母亲亲手烙的一张张

玉米饼

填饱了我多少饥饿的思念

——周亮《老家的来信》

写报告文学是桩苦差事。

报告文学三分靠创作，七分靠采访。报告文学是靠双脚走出来的；报告文学的题材选定之后，作品的高低成败关键在于采访，在于作家的采访能力。你既要有面对省委书记时的淡定，也要有与芸芸众生交流时的激情。同时，还得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耐心。我非常赞同评论家周政保的观点：采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获得大量的素材，更重要的是获得相应的体验，并由体验而感悟、而饱满作家的感情。

前些年，为了创作《托起明天的希望——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和《中国贫困警示录》等几部报告文学，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大西北到大西南，几年间，我跑了全国二十一个省（区）的六七十个贫困县，采访了大量的失学儿童和一百多位乡村教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那真是刻骨铭心的经历。正是有了亲身感受的第一手素材，才使我对中国农村的基础教育产生了新的感悟，对所要描写的对象产生了更深的理解，乃至突发独到的灵感。

此番写新生代农民工也是如此，在搜集、查阅了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材料之后，我还是采取笨办法，想方设法找80后、90后农民工，一个一个认真地交谈，倾听他们的“打工史”，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

根据全文的结构，我决定撷取中国最底层的一两个乡村，做一次切片式的田野调查，近距离地体验和观察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现状，并逐一探寻、调研、梳理新、老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

河北唐县的杨小宁县长是我的老朋友，十几年前他还是团县委书记时，我们就因为希望工程认识了。2010年6月中旬，我去了唐县。

唐县位于保定西部，集山区县、农业县、贫困县于一体。全县地域面积一千四百一十七平方公里，耕地四十九万亩。全县人口五十六点六万人，农村劳动力二十七点九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超过十万人。

杨小宁介绍，鉴于地少人多、农村富余劳力多这个特点，这几年，县里打出了劳务输出这张牌。每年劳务输出约有十余万人，劳务输出收入在九亿六千万元左右。2007年，唐县被国家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部确定为“全国劳务输出工作示范县”。2009年，被河北省和北京市联合确定为“河北——北京两地家政服务员基地县”。

杨小宁问我对采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我说选一两个劳务输出比较多的村子就行。杨小宁告诉我，这简单，他们县这样的村子多的是。

快过端午节了，暖风吹拂，麦浪翻滚，又到了收获的季节。

县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的杨宝龙陪我去仁厚镇的孔家佐村。

这几年，去农村采访，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乡村的路变得越来越好，特别是实施“村村通”以后，汽车基本都可以通到村里；二是感到乡村的人口变得越来越少。许多屋子都挂着一把生了锈的铁锁，屋前屋后长满了野草。有人说现在的乡村只剩下一支“603861”（“60”即老人；“38”即妇女；“61”即儿童）部队了。

在孔家佐村村部，我们见到了村主任赵振儒，他五十五六的模样，长着一副庄稼人的好身骨。他一边为我们沏茶，一边介绍起村里的基本情况。这是一个大村子，全村四百二十户人家，一千八百人，分六个小队。耕地一千六百三十亩，劳动力八百余人。去年全村人均收入四千余元，一半以上靠劳务收入，全村常年在外务工的有三百多人，这还不包括隔三差五到县城打临工的。

听说我要了解第一代农民工的情况，赵振儒问：“什么叫第一代农民工？”

我说：“应该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早就进城打工的农民。”

赵振儒说：“那我可以算，我1985年就出去了。”

当时，唐县农村土地已经承包给农户了，政策也比较松动了，允许农民外出打工。那时候，赵振儒家有两个孩子、两个老人，一共六口人。种着五亩地的玉米和小麦。一年忙到头，年成好能混个肚饱，年成不好连肚饱都管不了。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可以说是年年种地，年年欠债……

也是巧了，当时他们村的李振虎、李振栓两兄弟在北京组织了一支包工队，手下正需要人，赵振儒和村里的几个青年就跟着他们哥俩干。主要是部队一些活儿，盖营房仓库修修路什么的。开始，赵振儒当小工，一天两块钱，一个月六十块。干了三年，学会了瓦工活，工资从每天五元，七元，十二元……到了1995年，每天能挣到三十元。他们一般是过了正月十五就出去，端午节前后回家割麦子，在家住个十天半个月；再出去，到9月中下旬，回家收秋，收秋完了，再出去，一直干到腊月回家过春节。

我问：“你是哪一年不再出去打工的？”

“大约是2002年、03年吧。”

“为什么不再出去呢？”

赵振儒说：“我们这一代人当时出去打工的目的性很明确，有的是为了挣钱娶媳妇，有的是挣钱盖房子。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但住的还是泥房子，当时一心就想挣钱盖房子，什么时候把盖房子的钱挣到了，就回家。到了2000年左右，我积攒了一些钱，把原先的泥房子扒了，盖了五间的砖瓦房。当时觉得这辈子能够住上砖瓦房，该知足了。而那几年，我的儿子和姑娘先后初中毕业，不想继续念书，跟着几个同学一起出去打工了。所以，我也就回来了。”

“哦，你的儿子和姑娘现在都在外面打工？”

“是的。儿子在天津搞建筑，当木工；女儿在北京一家饭店工作。”

我要了他儿子和女儿的手机号码，等回北京后再与他们联系。

赵振儒指着一旁的会计陈宝兴，告诉我：“他也是我们村比较早就出去打工的。”

我问他：“你是哪年出去的？”

“89年。”

“也是在北京。”

“是的，主要在郊区，顺义、大兴、通州……”

“也是搞建筑？”

“我们村过去出去打工的干建筑的多。我开始是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边学边干，干了几年水暖工。”

“现在还干吗？”

“三四年前就不干了。”

“为什么？”

陈宝兴说：“同我们村主任的想法差不多。姑娘出嫁了，儿子大前年也到山西太原打工，我就不想出去了。再说，家里还有几亩地也得有人种。”

我问赵振儒：“你说最早是跟着李振虎、李振栓两兄弟干的，他们现在还在外面包工程吗？”

“不干有七八年了。”

“他们都在家吗？”

陈宝兴说：“振虎这些日子没见着，振栓在家。”

我让赵振儒带我到李振栓家看看。

李振栓家的院子一看就不一般。坐北朝南一溜八间砖瓦房，房前还带一条镶着玻璃的走廊。在农村，房子是经济实力最具体的体现。

见我穿着一身军装，李振栓马上说：“见了当兵的格外亲啊！”

我问他：“你也当过兵？”

“当过。”

李振栓是1968年应征入伍到北京某装甲兵部队的，当了五年兵，从炮手、炮长一直干到车长。1973年退伍回到村里，当电工，那算是有技术的，每天按最强劳力记十个工分，但十个工分也就值几毛钱。

村里实行土地承包制，李振栓一家六口人，分了六亩地。他一边当电工，一边种地。日子依然过得十分清苦。

李振栓毕竟是当过兵、见过世面的，他觉得靠种地过日子，一辈子都翻不了身。那时候已经有人进城找活干了，李振栓心里痒痒的，但他不知道该去哪儿，也不知道哪儿可以找到活干。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了老部队，当兵时，连里营里常年要请民工，帮助盖营房，修车库，修路等等。于是，他便给一位已经当上营长的老战友写了封信，问部队能不能找到活干。老战友回信说可以帮他联系。李振栓回到了老部队，跟着一个四川的小包工头干零活，这一干就是三年。李振栓脑子好，手巧，人又勤快，他把瓦工、木工活都学会了。加上原先就会的电工，他成了个多面手。尽管挣钱不多，但比在家种地强多了。

有一天，在团部遇到团长，团长是保定老乡，过去也认识。

团长听说他还在给人家当小工，火了：“我说李振栓啊李振栓，你大小在部队干了五年，还当过车长，脑子灵巧，人又勤快，你怎么到现在还给人家当小工？你就不会自己拉支队伍自己干吗？”

李振栓一下子醒悟了过来，是啊是啊，村里会建筑活的人不少，怎么就没有想到拉支队伍自己干呢？他回了趟家，喊上哥哥李振虎，又叫上十几个瓦工和木工，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到了部队。从此后，他们弟兄俩自己当起了包工头。

第一年十几人，第二年五十多人，第三年队伍扩大到一百人。从营里干到团里，又从团里干到师里。给部队干活有个好处，不拖欠工资，不需要请客送礼给回扣。1990年以后，李振栓兄弟又将队伍拉向社会。先是给海淀区永丰乡政府盖招待所，接着盖车库，后来，索性挂靠在乡建筑公司，成了乡建筑公司所属的一支队伍。

李振栓告诉我，当时他们一百多号人，80%是本村的，其余的也是周围一些村的。外面称他们“李家军”。村里那几年盖了不少新房子，都是他们这些人挣的钱。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接着干下去？”

“2003年，我得了糖尿病，身体不行了，干不动了。再说建筑这一行，竞争越来越厉害，我们那一批出去的，这几年基本都回来了。”

李振栓一个儿子现在北京打工，问到他儿子的情况，李振栓说：“现在的年轻人与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挣了钱就想往家跑，现在的年轻人有钱没钱都想呆在城里。前几天报纸怎么说来着……好像是‘老一代攀比村里人，新生代攀比城里人’，你跟城里人攀比还能攀比得过？”

我问：“为什么？”

李振栓说：“这还不明摆着吗？别说户口啊医疗啊什么的，就这住房，现在北京的房价，你干一年活儿挣的钱，恐怕连个厕所都买不起。”

赵振儒也在一旁插话：“这城市里的房子实在是贵得连谱都没有，也不知道都是谁买的，靠工资谁能买得起？”

李振栓对我说：“听说你是专门来了解新一代农民工的，对现在这些年轻人还真得要好好研究研究。我们那时候出去打工，再忙，端午节和中秋节怎么也得回家，把地里的庄稼给收了。现在年轻人可好，一进了城，就不想回来了。我真担忧，再过几年，这地靠谁来种？你总不可能雇城里人到乡下种地吧？没人种地，吃什么？”

李振栓这一问，把大家都给问住了……

午饭是在赵振儒主任家吃的，我见桌子上摆着的一大盆水煮羊肉和一盘羊杂碎，还有几碟凉菜，心里便有些发憷。我这个温州人是不吃羊肉的。有次去内蒙古草原采访，热情的主人为我们烤了只全羊，第一杯酒刚下肚，主人用刀子削下一块羊尾巴肉，放在我的碟子里，并诚挚地说：“尊贵的从北京来的客人，请把它吃了吧，祝您一生平安！”望着那块肥嘟嘟的羊尾巴肉，我久久下不了手。这时，陪同的团县委书记悄悄对我说：“这是我们地方的一种礼仪，羊尾巴肉是给最尊贵的客人吃的，您不吃，其他人都不敢动筷子。”面对全桌人一双双热切的目光，我实在没勇气说自己不吃羊肉，心一横，夹起那块羊尾巴肉，连嚼都没有嚼，就囫囵将它吞了下去。这可以说是我“饮食史”上的一次壮举。

好在赵振儒的妻子又为我们炒了一盆土豆丝和一盆豆角，我连说：“农村的土豆和豆角比城里的好吃多了。”

赵振儒回应道：“那是那是，我们自己吃的菜从来不用化肥。您觉得好吃就多吃点儿。”

我不吃羊肉与许多西北人不吃海鲜一样，天南地北，饮食文化差异大矣！

在乡村吃饭肯定是要喝酒的，大伙儿敬我酒时，我忙说：“下午还要采访，酒就不喝了，你们喝吧！”好在他们也不勉强。

这顿以我为主客的午餐，陪客六人，共喝掉两瓶白酒、六瓶啤酒，连肉带酒，估摸需要二百来元。我知道这个钱县里是不会给的，村主任也不可能自掏腰包，肯定又是从村里的什么费中开支。

我们一行人红头涨脑地从村主任家鱼贯而出，在村中一条小街穿过，一些老人、妇女用一种漠然的目光望着我们，他们或许见得多了，也习惯了。

下午，我们到了北店头乡的水头村。

村支书安爱民、组织委员张增年、会计王振海等几位村委会的成员，正在研究困难户的补助问题。

水头村是个山区村，人口一千七百多人，户数四百一十五户，七百多个劳力，同孔家佐村的规模差不了多少。由于山地贫瘠，特别缺水，过去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粮食不够吃，年年要靠国家贷款吃返销粮。

前些年，上级号召种桃树。开始，没多少人响应，说祖祖辈辈只吃过桃子，没种过桃树。后来，县里专门派来技术员指导，村里种了七百多亩桃树。

我问：“种桃树比种庄稼收入怎样？”

安爱民说：“那要强得多！我们现在一亩地一般种四十棵桃树，收拾得好的话，能结一千七八百斤果子。不过，浇水加上农药、化肥，成本也比较高，还得施有机肥，像牛粪啊、羊粪啊。而且，还有风险，挂果的时候，如果遇到风灾、雨灾就完了。”

问及外出打工情况，安爱民说：“我们这一带一直有外出打工的传统，不过，现在外出打工的基本都是青年人，全村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吧。我们这个岁数的一般就不出去了。”

“你们过去都外出打过工？”

安爱民指着张增年、王振海说：“我们都出去过。”

安爱民会电工，他是1993年到北京的。跟着一个四川的包工头，他记得很清楚，第一个活是给一家叫满庭芳的饭店搞装修。包工头管吃、管住，说好了工程结束了再结算工资。辛辛苦苦干了三个月，活完了，该结算工资了，没想到一天夜里，包工头开着车偷偷跑了。人生地不熟，跑了，到哪找去？只能自认倒霉，等于白忙乎了三个月。

后来，又跟一个保定老乡干。老乡嘛，比较知根底，不敢乱来。

那时候打工真苦啊！安爱民说，给人家盖房子，工人就住在工地的简易棚里，夏天热得要命，蚊子又多；冬天没有暖气，夜里冻得睡不着觉。早晨，吃的是馒头就咸菜；中午、晚上，炒一个菜，不是土豆就是白菜。几个星期见不到一点儿肉星。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根本没加班费一说。拖欠工资是正常的，老板不跑了就算运气好的。

老会计王振海也外出打过工。十九岁到天津一个老乡开的饭店当杂工，洗菜、洗碗、打扫卫生，后来又当配菜工，整整干了三年，也悄悄学会了一门厨师手艺活。然后便出来给别人当厨师，干过多家饭店，挣了一些钱。二十七岁那年，回家娶了媳妇。接着，又出来干了七八年，又积攒了些钱，把家里的泥巴房拆了，建了五间瓦房。

我问他为什么不再出去了，他说，一是当时队里要他回来当会计；二是厨师这碗饭也不是好吃的，顾客嫌你菜咸了、淡了，经常要闹些小纠纷。关键是什么保险都没有，有一次，自己炸鱼时，不小心，把小半锅的油撒在脚面上，治了三个月，工钱一分没有不说，五千多元的医疗费全得自己掏腰包。他去找老板论理：“我这是在干活儿时受伤的，怎么你也应该给我报销一部分医疗费。”老板说：“谁让你自己不小心啊？过去没有这个先例。”想想让人挺寒心的，谁叫你是农民工，没地方说理去！

但是，城里也有好心人，他在一个小区餐馆干了两年。来吃饭的有不少是住在小区里的老人，慢慢认识了，王振海知道每位老人的口味儿，谁喜欢甜的，谁要清淡的，每次炒菜他都针对不同对象给予特别的关照。老人们也很喜欢这个话语不多、朴实厚道的厨师，时不时有给他带水果的，也有送衣服的。

一旁的苏水山也在山西大同当过几年的挖煤工。

那是一个个体煤老板自己开的矿井，连许多最基本的设备都不齐全。那几年矿难不断，每次电视里播报哪里发生矿难了，他便整夜都睡不着觉。每次下井苏水山都是提心吊胆，都盼着能早点升井。好几次，他都下决心不干了，可一想到每个月能拿到两千多元的血汗钱，又硬着头皮坚持了下去。因为家里盖房子需要钱，老人看病需要钱，孩子上学也需要钱。

2004年中秋节的前一天，井下炸药库发生爆炸，当班工人死了五人，那天本来也有苏水山的班的，因为他拉肚子没有下井，逃过了一劫。

给再多的钱，苏水山也不干了，他卷起铺盖回了老家。

苏水山的儿子叫苏胜军，现在就在北京打工。2008年结婚，2009年10月，生了个女儿，一直放在老家让爷爷奶奶带。

晚上回到县城，小宁县长约了办公室主任和几位局长请我吃饭。我说，中午刚吃了村里的饭，晚上还要吃县里的饭，心中过意不去呀。小宁说，您是贵客，大老远的来了，饭总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县里的饭比起村里的饭，档次自然要高些，不过，还是满桌大鱼大肉，属于粗放型的菜品。因为与小宁是老友，我实话实说，建议以后请客菜量减少些，做得精细些。小宁幽默地回答：“我们历任县长都是用大鱼大肉招待客人的，到了我这任，菜量少了，被人说抠门不怕，怕就怕客人以为我们经济实力不行，影响今后的招商引资。”

小宁问起我采访情况，我说还顺利，起码对这两个村第一代农民工的情况有了比较感性的了解和认识。

小宁说：“你这次走马观花，收获就不小；等以后有机会了，下马观花，在村里住上十天半个月，收获肯定更大。我记得当年柳青为了写《创业史》，把家从北京搬到了长安县，长期生活在农村。我也给你们作家提个意见，现在的许多作家，真成‘坐’家了，离生活太远、离农民太远。我接触到的农民，喜欢看怎样养猪养鱼种树的书的不少，极少有喜欢看作家写的书的。失去了农民这个庞大的读者群，是作家的悲哀，还是农民的悲哀？”

我说：“好啊，我刚建议你们减少大鱼大肉，你马上反击我们的书没人看！”

小宁笑了，连忙摆手：“两码事，两码事，千万别误会！”

不过，小宁的批评，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回到北京，很容易就联系上了苏胜军。我们约好一个中午在一家肯德基见面，他开着辆旧面包车，准时来了。高高的个头，浓眉大眼，穿着一身合体的工作服——一个长得挺帅的小伙子。

苏胜军现在是一家快递公司的小件员。他1984年出生，在村里读完小学，在乡里读完初中，成绩一般，自己觉得即便上了高中也考不上大学。想去学门技术，便报考了保定一所职业技校，学习电脑。

捣鼓了一年电脑，苏胜军见很多同学都在外面打工，自己也等不及了，学也不上了。1999年过了五一，经同学介绍，进了石家庄一家制鞋厂。所干的活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每天从早晨八点干到下午六点，就是将几百双成品鞋的鞋带穿上。

穿了两年的鞋带，觉得石家庄离家太近了，不够刺激，年轻人还是应该到更远的地方去闯荡一番。2001年过了春节，一位老乡介绍他来北京回龙观一个叫天星家园的小区当保安，管吃管住每月工资六百元。这是个中档小区，苏胜军的工作是白天看大门，晚上巡逻。

时间长了，苏胜军发现小区的住户有冷漠的，也有比较友善的。有一次他患了重感冒，头痛发烧，好几位住户都给他送药。每当过年过节，也有住户请他上家里去吃饺子。

有一位姓张的大爷，老伴去世了，两个儿子都在国外。张大爷挺喜欢苏胜军的，隔三差五便要给他送点吃的。苏胜军休息时间也经常上张大爷家，帮他做做卫生，浇浇花，陪老人说说话。有一次，他三天没见老人下楼，找上门一看，老人的哮喘病犯了，他赶紧帮助联系救护车，把老人送进医院。

每月六百元的工资实在少了些，虽然管吃管住，但打打电话，买点洗漱用品，添几件应季衣服，加上老乡之间时不时也有小聚会，所以是月月挣钱月月光。更让他不安心的是，大家都说当保安学不到什么技术，一辈子没发展。

在青岛市一家轮胎公司打工的同学告诉他，那里需要人，而且工资也比较高，问他想不想去。

2003年过了春节，他去了青岛市那家轮胎公司，当了搬运工。每月基本工资一千五百元，但要压头三个月的工资，第四个月才开始发工资。他干了四个月，感觉公司越来越不行，员工跳槽的越来越多。而且说好第四个月开始发工资，也发不出来。他跑到劳资科讨要，劳资科长说，现在产品滞销，资金回笼不回来，你找我也没办法。一气之下，他向老乡借了点路费，跑回了家。

在家里想想这几年走过的路，越琢磨越不是滋味，心里越烦。

8月，苏胜军又跑回北京。

原小区一位他熟悉的大妈说自己儿子是一家物流公司的总经理，他如果想去，可以帮他介绍去物流公司。苏胜军去了。公司有十几辆车，主要业务是转运书籍、家具设备等物资。

刚开始，苏胜军当装卸工，干了三个月，总经理见他能吃苦，脑子又比较灵活，就让他去分公司跟着分公司经理学习物流业务。半年时间，他很快就熟悉了自己专线的价位、外地专线的价位，被提升为分公司业务主办，负责与客户洽谈业务。

2005年春，天津分公司成立。总经理派苏胜军先去打前站。他每天早出晚归，去工业园及一些设备公司洽谈业务，建立了不少物流源。那段日子，尽管辛苦，但他感觉特别好，觉得学到了许多东西。总经理对他也非常满意。

在天津干了半年，他为总公司开辟了一块新的阵地。

10月，北京朝阳分公司成立，苏胜军被委任为分公司经理。当了一把手，手下掌管五个人。

苏胜军当时已经处了个对象，是同班同学，在石家庄一家餐厅当服务员。当了分公司经理不久，他让对象到北京来，通过朋友介绍进了一家印刷公司当装订工。

我问他：“为什么这时候让对象到北京来？”

苏胜军说：“这么说吧，在城市工作生活了五六年以后，我已经感觉到这辈子再也不会回农村了。”

“说得这么肯定？”

“是的。前几年，我回家还能呆个十天半个月，这两年，住个三五天都觉得不习惯。我们老家农村与北京的差距，不说五十年，起码也有二三十年吧！二三十年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我要是在老家农村生活的话，二三十年以后，也就是到了我快六十岁的时候，才能享受到城里人的生活。”

“你觉得主要有哪些方面的差距？”

“交通不便；电话是有了，但不能上网；文化生活，除了电视，其他基本没有。特别是人的观念，守旧，老一套，缺乏创新精神。还有一个就是教育问题，我们那里学校的教育质量，与城市比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么多年了，我们村没出过几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我2008年结婚，去年有了个女儿，现在因为与妻子都在工作，我们也正处于创业阶段，实在带不过来，让父母先帮着照料。等过两三年，一定要把她接回来，一定要让她在北京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高中，让她也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接受正规的教育。即便不为了自己，就是为了孩子，我也得留下来。我们自己已经吃亏了，我们的后代不能跟着吃亏……”

2009年10月，因为工作原因与总经理产生矛盾，苏胜军离开了物流公司。

在家闲了一个月，苏胜军每天都在琢磨着下一步路该怎么走？他想自己办个物流公司，可是，算来算去，规模再小，也得要有一两辆车、几间房子，还得要有三五万元流动资金。他实在是没有这个实力。

不能再歇下去了，年底，一家快递公司招聘小件员，苏胜军顺利应聘。

他告诉我，速递公司与物流公司工作方式完全不同，物流的客户要自己将物资送到公司；而快递是门对门的服务形式，公司派员工上门去取件，然后再发送出去。

宅急送公司布局分部、所、厅、点。小件员每天上午八点到点里集合，再一起到厅里，由厅经理分派物件。中午回到厅里，一点半再出去派送。一般情况一天取二十件、送二十件左右。一个月下来一般能挣两千来元，好的时候还能达到三千元。

现在，他们夫妇俩每月有四千元左右的收入，在大兴租房每月要四百元，老人帮助带孩子每月寄三百元，吃饭等开销一千元，精打细算每月还能省下两千来元。

最近，苏胜军花两万多元买了辆长安小面二手车，自己原来手头有点积攒，家里又支援了一些。他说有了车，就可以多取件，多送件。

问及下一步打算，苏胜军说：“现在主要是缺资金，其实可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办个小物流公司，或者快递公司，还有开网上商店也行。我们有个老乡，开了个网上商店，专做化妆品销售，两口子每天的工作就是逛商场，发现哪个品牌的化妆品受女士欢迎，就在网上推销哪个品牌的化妆品，他们拿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的价差，价格与在商店买等于打了个九折。只要有了信誉，建立了固定的客户，就有钱赚。我经常对他们开玩笑：你们找到了最轻松的工作，每天逛商场，多爽啊！”

我问他：“你们现在考虑最多的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这两年，中央出台了不少针对农民工的政策，都特别好。比如说户籍问题，看来中央是要放宽农民工的户籍，让进城的农民变为市民，但真正做到却不是那么容易。由于没有城市户籍，我们这些‘农村管不到，城市又不管’的农民工，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不了，比如住房，还有医疗，还有子女上学等等都是难题。尽管这几年不像前几年那样，每逢过年过节、重大活动都要驱赶农民工，但许多城里人还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一种累赘，甚至还有歧视我们的。其实，现在城市哪离得开农民工？哪行哪业都离不开我们农民工啊！你问我现在考虑最多的是什么？一是好政策不能变；二是好政策各级政府要执行，要真正让农民工尝到好政策的甜头。”

我问：“你觉得自己能在北京坚持下来吗？”

“能，肯定能！但是，前程是光明的，道路却一定是曲折的。就说这房子吧，五环以内每平米两三万元，想都不敢想。但买不起城里的，可以到郊区买嘛。买不起楼房，可以买平房嘛。买不起大的，可以先买一二十平米嘛。打个不怎么准确的比喻，过去我们的先烈为了闹革命，抛头颅洒热血都不怕，我们现在比起他们来，受点苦算什么？我们自小在农村长大的不怕苦。”

停顿了片刻，苏胜军又说：“北京的机会很多……真的很多！”

在孔家佐村采访时，村主任赵振儒说自己的女儿赵倩倩在北京的一家酒楼打工，具体做什么他也不知道。我估计可能是干服务员或洗碗工什么的。

电话与赵倩倩联系上了，她说她爸爸已经告诉她了，前些日子有个部队的作家到村里采访，回北京以后可能会找她。她告诉我自己在蜀国酒楼上班。我问她什么时间方便，她说上下午都行。

隔天上午，我找到位于丰台体育场旁的蜀国酒楼，赵倩倩已经在经理办公室等我了。

赵倩倩高挑个儿，穿一身藏青色西服，戴着一枚销售经理的胸牌。她一边为我沏茶，一边问我村里的情况，她说自己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

我问：“唐县离北京不远，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去？”

她说：“做餐饮的就是这样，一年忙到头，四季不得闲。”

“你还真能干，都做到经理了，出来几年了？”

“2001年，初中毕业不久就出来了，一晃都快十年了。”

“就说说你这十年的经历吧！”

“其实，比我做得好的年轻人现在有的是。我不过是比较爱学习，机会也比较好……”

1985年出生的赵倩倩，初中毕业后，就不想再读书了，倒不是因为家庭困难，那时候父亲在外打工，家境还可以。农村的教育质量比较差，女孩子一般读到初中毕业就觉得差不多了。她有个哥哥比她大三岁，也是上完初中就不上了，到保定一所职业技校学了半年家电维修，与同学一起在县城开了家家电维修店，干了一年就关门。这些年在一家建筑队当电工，有时在北京，有时在天津，有时在石家庄。

学不上了，到底干什么，一时没了主意。妈妈不愿意她出去打工，说女孩子过不了几年就结婚嫁人了，外头那么乱，让人骗了咋办？

赵倩倩有个小姑在北京一家国企建筑公司当工程师，听说她初中毕业就停学，把她狠狠剋了一顿，说她放着好好的学不上，简直是太糊涂了。剋归剋，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女，不能眼看着不管，小姑把她叫到北京。

赵倩倩是十六岁那年过了国庆到北京的。小姑的孩子正在上幼儿园，她早晚帮小姑接送孩子，白天就自己在家学电脑。过了小一年，对北京大城市的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小姑每星期都要带她到饭店吃饭，她发现饭店门口的迎宾员和服务员跟自己年龄差不了多少，她就在心里琢磨：她们能干，自己为什么不能干？她也不告诉小姑，自己开始悄悄出去找工作。小姑家住在南二环，不远的地方有家左安门宾馆，三星级。一日，她找上门，也不知道找谁，就问门口的保安：你们这儿需不需要人？保安告诉她，你想应聘得去问人事部主任。小伙子挺热情，把她带到人事部主任办公室。主任问她在酒店干过没有，她壮着胆说干过一些日子。主任见她个头长得比较高，身材也不错，马上就定下聘她到餐饮部前台当迎宾员。当时说好管吃管住，头个月工资六百元，以后每个月长五十元，八百元封顶。第二天就上班。回家跟小姑一说，小姑吃了一惊，她没想到小侄女会自己出去找工作。出去锻炼锻炼也好，不过为了安全，小姑不让她住酒店，晚上下班回家住。

2002年9月1日，赵倩倩第一天上班。领班给她发了一身紫红色旗袍，一穿还挺合体。领班告诉她，当迎宾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一天到晚基本就是一句话：“欢迎光临！里面请！”说复杂，从上班到下班都要保持微笑，也不容易。

“欢迎光临！里面请！”刚开始，赵倩倩带着满口的唐县口音，领班说：“这可不行，你一张嘴，就显得我们宾馆餐饮太土气，没档次。你的口音一定要改。”好在年轻，没多久，她便能说一口比较流利的普通话。一边工作，赵倩倩还一边悄悄在观察，服务员是怎么干的，领班是怎么干的。

那天，原来这里的一个服务员，后来跳槽到一家四星级宾馆餐厅，休息日回来找这里的小姐妹玩。她见赵倩倩长得一副好身材，悄悄对她说：你的身材像模特儿似的，去哪儿都会要你的，工资肯定比这里高。赵倩倩的心被说动了，尽管在这里才干了九个月就跳槽有些不好意思，但她还是以家里有事为借口，提出辞职。

在家休息了几天，赵倩倩又开始出去找工作。看了几家酒楼、餐厅，她都觉得不怎么理想。有天中午，经过新侨饭店，门口广告牌上写着三楼海鲜酒楼正在招聘迎宾员和服务员。她刚上了三楼，便觉得眼前一亮，人家那迎宾员一个个要个头儿有个头儿，要身材有身材，而且还笑得特别自然。她在一旁不吱声，默默观察了小半天。第二天上午，她直奔经理室。经理是个香港人，西装革履，彬彬有礼。赵倩倩说是来应聘的，经理问她能干什么，她说当迎宾员或服务员都可以。经理看了看她的身材，当时拍板聘用她当迎宾员。起步工资一千元。

一上班，赵倩倩就发现不愧是大酒楼，这里管理严格而且规范，连员工的工作餐和生活条件都比一般酒楼好。干了半年，工资涨到一千两百元；一年后，又涨到一千四百元。

这时候，经理建议她做做服务员，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锻炼，以后可以往领班等管理层发展。赵倩倩婉言拒绝了，她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领班的底气。

2005年过了春节，赵倩倩又一次辞职。这次她胆子大了，也沉得住气儿了。她觉得自己一定可以找到满意的工作。在前几年的工作中，她结识了不少厨师朋友，他们会经常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哪里新开了一家酒楼，厨师长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她可以去应聘。

她去了建国门附近一家新开的酒楼，找到经理，说是厨师长介绍来的，经理问她想应聘哪个岗位，她说应聘领班。经理问了问她的经历，同意应聘她当餐厅领班。工资每月一千五百元。

赵倩倩的确还是比较有悟性的，干了一两个月，她就基本掌握了领班的工作要领，一是心要细，要能发现服务员在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二是要能处理一些问题，比如客人嫌菜品咸了、淡了、不合口味等，要千方百计化解矛盾，让客人满意。遇到找茬、不讲理的客人，还得想办法息事宁人。

有一天，来了个看去挺有身份的客人，一下子点了四个菜，赵倩倩提醒他，菜点多了，可能会吃不完。客人说没事，我想多尝尝。菜上齐了，客人一边尝着，一边与赵倩倩聊起天来，问她在这一行做多久了，赵倩倩告诉她已经做了五年了；问她现在每月多少工资，赵倩倩多说了三百元，告诉他一千八百元。

这时候，客人露出了真实的身份，他说自己新开了一家酒楼，规模比这里要大，今天是来试吃这里的菜品的。他欢迎赵倩倩到他的酒楼干，并给她留了手机号码，赵倩倩怕受骗，没有马上答应，说得考虑考虑再说。

过了几天，那位客人的电话打过来了，问她考虑得怎么样了，怎么也没个消息？让她过去看看。赵倩倩还是没答应。

两天后，电话又来了。赵倩倩看人家挺诚心诚意的，答应有时间过去看看。

酒楼叫东方渝香，在赛特附近。赵倩倩去了一看，档次确实比较高。老板亲自请她吃饭，对她说：“我的酒楼刚开张，正在试营业，管理跟不上，想请你过来帮帮忙。……工资嘛不会让你吃亏的，你在那边是一千八，我这边给你两千。”

一听说给两千元工资，赵倩倩的心咯噔了一下，毕竟每个月多了五百元，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她说：“看来您是诚心要我来，这样吧，我明天就向那边提出辞职。不过现在已经是月中了，我把那边半个月的活儿得做完，人家临时找人也不容易。”

老板见赵倩倩挺通情达理的，马上说：“没问题，没问题。”

半个月后，赵倩倩正式到东方渝香上班。她的岗位是餐厅主管，餐厅经理管她，她管三个领班。

矛盾总是有的，三个领班见她一来就当主管，有些不服气。经常给她制造一些小麻烦。一次，一位客人点了一桌菜，清蒸鱼端上来时，客人嫌鱼蒸得老了。像这种情况，服务员做个道歉，最多再打个折也就算了。但这个服务员一口咬定鱼没蒸老，与客人吵了起来，最后把矛盾推给主管，实际上是让你主管去处理，处理不了，出你洋相。赵倩倩了解完情况后，首先真诚地给客人道了歉，然后，征求客人意见这鱼是重新再蒸一条，还是给这个菜打个折，客人见主管给足了面子，也就罢了。还有一次，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小女儿来酒楼吃饭，小孩跑来跑去，不小心摔了一跤，父母指责酒楼地太滑，把孩子给摔了；服务员说地不滑，是大人没看管好孩子，双方吵了起来。最后，服务员甩手不管跑了。赵倩倩闻讯赶来，她见孩子并没伤到哪里，便一边道歉，一边哄孩子：“宝宝别哭，一会儿阿姨送你一道你最喜欢吃的菜——拔丝香蕉，怎么样？”小女孩从没听说拔丝香蕉是什么东西，连忙说：“我要拔丝香蕉，我要拔丝香蕉！”一个难题就这样化解了。

经理见赵倩倩这样能干，既有些嫉妒，又有些压力，怕不定哪天把自己的位置给顶了。于是，也时不时弄点小矛盾给赵倩倩难受难受。

赵倩倩处于两头夹攻之中，工作不好干了。老板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了平息矛盾，他将赵倩倩推荐到了另外一家酒楼（里面有他的股份）。干了一年，因为股东之间闹矛盾，店开不下去了，只好关门。老板要帮她找工作，赵倩倩说，不用了，我自己有办法。

赵倩倩又回到小姑家，一边休息，一边找工作。这回她手中资源丰富了，既认识许多客人，又认识不少厨师。她的心气也高了，要干就干餐厅经理。

她跑了几家餐厅、酒楼、海鲜楼，都是直接跟老板谈。对方对她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都比较认可。但一听说她是1985年出生的，才二十二岁，又都说“不着急，再考虑考虑……”其实，是怕她年纪轻，压不住阵。

赵倩倩一气之下，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再学习学习，于是，便去报了个“酒店管理职业经理人培训班”。学期两年，一星期学半天。听了几次课，觉得许多内容自己在实践中早就经历过了，早就会了。没意思，不听了。

一年多在三家酒楼干过，有的是酒楼经营不好，垮了；有的是自己看不上，辞了。2008年，她应聘西客站天使食府楼层经理，月薪五千元。

我插了句：“五千元可够高的。”

赵倩倩说：“高是比较高，但也有压力啊，每个月必须达到一定的业绩才可以拿到五千元，达不到还得扣工资。”

“你在天使食府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要到蜀国酒楼来？”我问。

“也许是缘分吧！”赵倩倩说，“今年元宵节后不久，过去认识的一个朋友到这家酒楼卖海鲜，让我过去玩玩。那天中午，他请我吃饭，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没想到，这家酒楼的老板就在我们旁边一张桌请人吃饭，等客人走了，老板主动过来，问我那位朋友：‘这位是你的朋友啊？在哪儿干啊？’我告诉他在天使食府做楼层经理。老板听说我在天使食府做，马上说：‘那可是个大酒楼啊！’他告诉我，这家酒楼是刚从朋友那里接手过来的，还在试营业，缺人手，希望我过来一起干，将来肯定有发展，决不会让我吃亏。并留下了我的电话。因为在天使食府那边干得挺顺的，手头已经有不少客源，我只说再考虑考虑。”

“后来，老板三天两头来电话，催我过去。见我不松口，他又说：‘这样吧，你先帮我做一个酒楼前期的营销计划。’我帮忙给做了，主要是：开业宴请、酬宾活动、贵宾折扣、周边客户走访等等。老板一看很满意，还是隔三差五就来电话。这样前前后后拖了一个多月，老板是真有心，我觉得不来也有些不够朋友了。于是，就把天府食府那边给辞了，到这里做经理。工资还是每月五千元。”

“这里与天使食府相比有什么不同？”我问。

“天使食府经营多年，很成熟了，有固定的客源，各种管理也很规范。这里是刚开张，有一系列工作要做。客源、菜品、员工管理等等都要抓。我来了以后，带来了不少客源，现在包间40%至50%都是我带来的客源。对员工的管理也很花精力，要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服务要规范，作为经理对每个员工都要公平，一视同仁，这样人家才能服气。”

看来，这位文化程度不高却非常聪明的农村姑娘，在城里经过几年的打磨与奋斗，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合格的酒楼管理者了。

“想过吗？当年十六岁从农村走出来，今年二十五岁，已经成长为一名酒楼管理者？”

“这个的确没想到，刚进城时，什么也不懂，觉得要是每个月能给父母寄个三五百元，自己能买几件衣服穿，就非常满足了。”

“现在酒楼有多少员工？”

“服务员二十几个，传菜生七个，厨师那边有八个，加上五个保安，一共四十几个。”

“基本上都是80后、90后？”

“对。除了少数的厨师和杂工。”

“都是外地进城务工的。”

“是啊。”

这时候，赵倩倩接到一个客户电话，主要问在酒楼举办婚礼有关问题。赵倩倩告诉他，大厅可以摆三十桌，还有十五个包间。每桌价格可以面谈，酒水允许自带。

我问她：“你们员工的收入情况怎样？”

“服务员一般是一千到一千二三百元，好的能做到一千五百元，因为海鲜、酒水还有点小提成。厨师一般两千元左右，老的能拿到三千元。”

“他们平时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愿望？”赵倩倩想了想，说，“过去社会酒楼一般不与员工签劳动合同，这两年劳动部门强迫要求签，签是签了，但内容很简单，有的不给上三险，有的就上一两种。反正大家都反映很不公平。还有，就是工作时间太长，干酒楼的是上班有点，下班没准，加班加点还没有加班费。大家说了：谁让我们是农民工啊？要是公务员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我说：“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觉得不方便，可以不回答。”

“你问吧！”

“你有对象了吗？”

赵倩倩很坦然：“哦，这个问题呀？这也没什么可保密的，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老家的？还是北京的？”

“北京的。他也当过兵，退伍后，自己开了家小装修公司。经常带客人来酒楼吃饭，一来二去，慢慢熟悉了，后来就交上了朋友。”

“家里同意吗？”

“父母原来有顾虑，说北京城里人还能要咱们农村姑娘？别将来把咱们给耍了。小姑说，城里人又怎么啦？我不也是找了城里人吗？后来见小伙子挺老实厚道的，家里也就同意了。”

我开玩笑说：“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过程还没有完成，你个人的‘城市化过程’已经顺利完成了，你已经从一个农村姑娘变成了一个城里人。”

赵倩倩也笑了：“这也是缘分吧！”

我又问：“你们的年轻员工是怎么解决个人婚姻问题的？”

“各人的情况不一样。不过，女服务员找厨师的比较多，他们一成家，有的还在这里干，有的出去自己开家小饭馆；也有厨师、保安找北京郊区姑娘，做上门女婿的；大多一到了北京就不想回老家了。”

告别时，我提醒她应该抽时间常回家看看，要不父母会挂念的。

赵倩倩笑着说：“是啊，是啊！应该常回家看看！”

我想再找一两个从孔家佐村或水头村出来的在北京打工的年轻人，赵倩倩想了想，问我：“不是我们村也不是水头村的，在打工子弟学校当老师的行不行？”我说：“行啊！”她说认识一位叫周常建的老师，也是唐县的，在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龙村分校当老师。赵倩倩马上用电话与周常建联系，周常建表示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说来也巧，几年前，我在创作反映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的长篇报告文学《我的课桌在哪里》时，曾经多次到过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去得多了，与这所学校的校长易本耀成了朋友。易本耀是最早在北京创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之一。说起易本耀办学，真可以用得上“酸甜苦辣”四个字。

易本耀是河南息县人，原来是乡里的粮管员，妻子李素梅是村小的民办教师。李素梅的姐夫在北京当兵，上世纪90年代初，先是她姐姐随军进了北京。后来，兄弟姐妹几个全都投奔他们来了，在北京做小买卖，有的卖菜，有的卖小商品，有的推销烟酒。兄妹经常来电话，要她也出来，说在北京干什么也比在村小当民办教师强。李素梅一直犹豫着，从当上民办教师的第一天起，她就盼着能转为公办，可眼看着快满十年教龄了，转公办却连一点希望都没有。1993年2月，一咬牙，她离开了村小。刚到北京，跟着五妹在五棵松北面的河边早市卖服装，头个月就挣了五百多元，差不多是她教民办时的大半年工资。

李素梅兄妹几家一共有九个孩子，到北京后都遇到了上学的麻烦。当时不是北京户籍的外地学生，想上北京公办学校，每年得要交几千元不等的借读费。他们每家一年的毛收入也就几千元，根本交不起如此之多的借读费。孩子上学之事就这么一年一年拖着。当过教师的李素梅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孩子的学业可是耽误不起啊！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几位兄妹在甄家坟的一块菜地里搭了个窝棚当教室，把几个孩子召集在一起，1994年，李素梅的“窝棚小学”正式开学。

此后，每天清晨，从这个窝棚里传出的琅琅读书声，与这座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脚步声汇聚在一起。

国庆刚过，在团结湖卖菜的表姐把儿子送来了。接着，堂哥把女儿送来了。紧接着，一些熟悉的在京打工的息县老乡，也接二连三地把孩子送来了。短短一年，窝棚小学竟然扩展到了五十二名学生。

李素梅慌了，她一个人哪教得过来这么多的学生。她只好向还在老家的丈夫求援。易本耀向单位递了停薪留职的报告，北上京城，正式加盟妻子的窝棚学校。

易本耀做了一番调查，发现附近许多农民工都为孩子的上学问题发愁。他对妻子说：“既然我们要在这里办学，就把它当成一件事业来干，索性搞得正规一些，规模搞大一些，聘几位老师，多招些学生。”消息一传开，来报名的学生达到一百零三名。

易本耀将学校正式取名为“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后来，学校规模越办越大，1998年秋季，学生达到八百人；2001年9月，学校已拥有四个小学部、一个中学部，学生人数达到三千二百人。当然，这其中也是风风雨雨，历尽艰难。这里不一一细说。

第二天，我在龙村分校见到了周常建。

周常建是唐县仁厚镇人，1982年出生。小时候，他父亲在村旁路边开了家小饭店，维持了几年。后来，由于赊账的太多，饭店开不下去了，他父亲就在县城和保定市内打短工。

2001年，周常建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心灰意冷了几个月，跟同学到县城干了几个月装卸工，那活儿太累人了，实在吃不消。

周常建有个姨妈在北京，2002年过了春节，他便来北京投靠姨妈。姨妈、姨父都是普通工人，没什么人脉关系。他就自己找到一家餐馆，先干洗碗工，后来又当服务员端盘子。才干了半年，餐馆倒闭了，他也失业了。姨父说：“孩子，你想在这个社会混下去，得学门技术啊！”于是，他到石家庄一家技校学了半年的家电维修。2003年五一过后，他到丰台一家个人维修家电的店铺当学徒，没有工资，光管吃住。师傅对他不好，既不教他技术，还动不动就训人。呆了小半年，呆不下去便又回到老家。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他在初一时就与同村的一个女同学早恋。女方的家长一直不同意。女同学初中毕业以后上了幼师，幼师毕业后在县城当幼儿园老师。经过一番折腾，双方家长同意了这桩婚事。2004年国庆节，他们领了结婚证。

婚后，小两口来到北京。媳妇经人介绍，到龙村分校教学前班。周常建则开始为一家公司推销袜子。那是一种比较高档的袜子，经常得往写字楼、使馆区跑，却没挣到多少钱。后来，他又在北京站附近卖盗版图书。那些日子，城管查得很严，他一般清晨出门，到早上八点多城管快要上班时回家；中午出去两三个小时，因为这段时间城管休息；傍晚五点多等城管差不多下班了，再出去。有一天中午，周常建刚到北京站，没想到城管没休息，被逮了个正着，连三轮车带图书都被没收了。

2005年过了春节，他又到新华保险公司做业务员，推销保险。有句话说“防火防盗防保险”，说明推销保险让人讨厌。为了生计，讨厌也得推销。头一天去商场，他差不多找了近百人，听说是做保险的，有的扭头就走，有的直摆手，有的还瞪眼，真正耐心听他说完的只有四五人。后来，他发现老头儿老太太比较好说话，便将目标主要对准老人。第一个月挣了四百元，后几个月也是四五百元。

在与周长建的交谈中，我发现这小伙子特别爱发牢骚，满肚子的怨气。

我问他：“后来，你是怎么到学校教书的？”

周常建说：“9月初，学校开学，我媳妇告诉我，说学校缺老师，让我去当老师。我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自己才是个高中生，哪当得了老师。妻子说，打工子弟学校对老师要求比公办学校要低，你教不了高年级，可以教低年级嘛。我想想卖保险实在不是人干的，特别伤自尊。便进了学校，教三年级语文，还让我当班主任。我刚进校时，学校在五路居，是借用一个旧仓库改的，条件很差。第二学期，那个地方要拆迁盖大楼，我们又被赶羊一样赶到紫竹院，两个月以后，这群‘羊’又被赶到龙村这里。听说您对我们学校历史很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我一天书都没教过，刚开始站在讲台上，两眼都不知道往哪看。中间几次想打退堂鼓……”

我问：“为什么呢？”

“工资低嘛，经济压力太大。”

“你现在每月多少工资？”

“我是一千二百元，媳妇是一千元，两个人加起来两千二百元。结婚时盖房子欠了些债，前年父亲又得了糖尿病，到北京看病花了些钱。我是独生子，老人不靠我靠谁？给您算算我们这两千二百元是怎么花的：房租每月三百元，吃饭再节省也得四百五十元；生活用品、添点衣服什么的三百元；孩子放在父母那里给四百元；老人看病给点钱……几乎是月月光。您没去我们那个小屋看看，十二平方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只小柜，再摆只煤气灶，多个人进去都没地方落脚。为了生存，星期六、星期日我就出去帮开店的老乡送货，主要是方便面，送一箱挣一块钱。一天挣个几十元。有几年放寒假也没回家，大冬天出去卖菜，把媳妇冻得直抹眼泪。”

“现在与家里联系多吗？”

周常建说：“父母在，孩子又放在他们身边，经常要打打电话。每次回家听父母唠叨，感到很无奈，也很伤心。出来时间长了，家乡逐渐变得陌生了，与亲人的感情也慢慢淡漠了。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成为‘城不城、农不农’了。”

“什么叫‘城不城、农不农’？”我问。

周常建继续说：“您想想看，我们常年生活在城里，说我们是城里人吧，可我们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各种待遇，看病、孩子上学等等都受歧视。我们不是国家的‘亲生子’，我们是国家抱养的孩子。我的有些学生告诉我，坐公共汽车，一听他们的口音，城里人就斜着眼看他们。而说我们是农民吧，我们没有土地，也不种地，更不会种地，跟土地已经没有什么关系，连一点儿感情都没有。这不成了‘城不城、农不农’吗？”

问到今后的打算，周常建目光木然，他说：“农村肯定是回不去了，也不想回去。在学校教书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前途。打工子弟学校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我估计再过个三五年，打工子弟学校就会被取消。到那时候，自己能够干点儿什么呢？开家小商店？到老乡的公司打工？……一切都是未知数？”

告别时，周常建叮嘱说：“作家同志，您认识人多，有什么好去处，别忘了帮我介绍介绍啊！”

我点头答应了。

唐县之行，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的走访，以及回京后与他们子女的接触，有两个问题最令我担忧：

第一，第一代农民工不论是当包工头的还是一般打工的，不论是挣到钱还是没挣到钱的，仅就年龄来说，他们的打工史已经书写完毕，他们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中属于他们的那段历史使命，他们不可能再重新走进城市——哪怕城市比农村强一百倍！

现在留守农村的，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妇女，只能说还可以勉勉强强经营土地。我担忧的是再过些年，这批人老了，干不了农活了，农村的地将由谁来种？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土地没有感情，而且也不会种地。就像李振栓说的那样：“我们那时候出去打工，再忙，端午节和中秋节怎么也得回家，把地里的庄稼给种了、收了。现在的年轻人可好，一进了城，就不想回来了。以后谁来种地？你总不可能雇城里人到乡下种地吧？没人种地，吃什么？”

“民以食为天”，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全问题，国家的战略问题。或许有人会说，将来的农业一定会走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像美国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以少数的农业工人用集约化、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去养活多数人。但从分田到户到集约化、机械化这个转换过程，绝不是短期就可以达到的。

第二，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拉着拉杆箱进城，开始了新生活。城市的巨大诱惑力，已经将他们紧紧地吸引住。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农村生活，就像张小强说的“既然来到城里，就不会再回去了”。

土地曾经是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三十年的浴血奋斗，才让农民做了土地的主人。我们或许还记得这样的历史镜头：土改时，农民丈量土地的喜悦；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为获得土地的承包权而进行的斗争……然而，这才过了多少年，“农二代”、“农三代”们，却主动摆脱土地的羁绊，到城市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我明显地感觉到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整体文化水平要高，而且，他们是伴随着电视机、手机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不像父辈那样，进城打工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如果城里呆不下去，就卷铺盖回农村种地。他们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打工。为了选择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他们不断地跳槽。为了生活得有尊严、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的目光望得更远。

“城不城、农不农”，新生代农民工要想成为新市民，在城市安居乐业、落地生根，困难重重。诚如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刘传江对新生代农民工所点评的那样：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他们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如何获得最基本的生活尊严，还需要走很长很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