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白俄

1917年秋天，我发电报给妻子，请妻子和小女儿来上海，并嘱托妻子将我妹妹玛格丽特带来。当时，我妹妹就读于密大，主修新闻学。在上海，我在理查饭店落脚。从饭店老板那里，我免费获得了后楼统舱间的一所小套房，房间里有浴室和卧室；浴室较小，卧室是单人的。统舱间有许多套房，居民基本上是美国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工作于领事馆，有的在商务厅的办公室里当助理，有的工作于上海的美国公司。这里的年轻人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人的俱乐部。

那时，上海的卫生设备还不健全，马桶和浴池显得很陈旧。上海缺乏现代化的抽水马桶。由于浴池产于江苏苏州，大伙称之为“苏州浴盆”，它是一个高和直径都是四英尺的瓦缸。浴池使用起来极不方便，每天早上，为了将它灌满，我的家丁貌似要跑无数趟，提无数桶水。

一位美国领事人员也住在理查饭店的统舱间，有一次我外出时，他提醒我，要我把门锁好。他说：“出门时别忘了给你的房间上锁；记得交给茶房钥匙，不然有人可能拜访你的房间。”时隔几天，我才恍然大悟，清楚了其话的言外之意。因为一天晚上我推门而入时，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位日本少女，她穿着和服，躺在我床上。我手足无措，只好把茶房叫来，询问茶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许可她在我房间里过夜。我们的说话声惊醒了那个女孩，她用蹩脚的洋泾浜英语问我：“您是鲍比先生吗，是鲍比先生邀我来这里的。”我向她表明我不是鲍比先生，于是茶房将她带下楼。次日清晨，我向船长毛顿说了这件事，船长向我表示同类事件将不会发生。然而，这件事一传到朋友那里，我就成为他们的乐子，他们常常拿我开玩笑，连续几天都管我叫“鲍比先生”。

我的家人于1917年年末和1918年11月先后抵达上海。那时，大量的美国人前来上海，拥有现代化设施的公寓或住宅都让美国人抢空了，徒留空房和一些陈旧的房屋，这些房屋颇有英式风格。然而，当我得知这种情况时，已经来不及了。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人们新修了一些住宅区，旨在满足美国人的需求。这些住宅区堪称“示范村”，由几排房屋构成，房屋都是用廉价的泥砖堆砌而成的。工人们自认为他们修建的房屋颇具美式风范。

示范村的房屋虽然是刚刚建起来的，但是很不牢固。鉴于几次哭笑不得的经历，我们不得不格外小心。那时，上海的电话机相当落后，非常笨重。我们的电话机与邻居的在同一堵墙上相对挂着。记得有一次，我妻子打电话，聊得正有兴致之时，只听轰隆一声，电话机从墙上滑落下来，连同一块大泥壁。此时，隔壁的太太也在打电话。糟糕的是，泥壁的掉落使墙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于是，借着这个墙洞，妻子与邻居的太太开始聊天。这些新修的住宅区简直是豆腐渣工程，在这里，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

这里的居民大多是首次来华的美国年轻夫妻。虽然环境不堪，但是在这里过得非常舒服。在美国时，这些太太既要一个人照顾孩子，又要为家务事操劳。来到中国，美国太太们意识到仆人随时恭候，她们感觉轻松了许多。在家里，我雇佣了五个人，其中包括一个厨师，一个打杂的，一个工人，两个女仆，家人管女仆叫阿妈。虽然这些佣人在我们家后面住着，但是我从来没走访过。只记得一次发生变乱时，这位打杂人员将他的65位亲属从乡下悄悄带到上海，并把它们安顿在我家的汽车间，直到变乱过去才把亲属送走。后来，从他那里我得知：为了酬谢他的恩情，每位亲属都给了他一些钱。中国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很强，而且应对的方式切实可行。又有一次，由于租界突然骚动的缘故，许多中国人将其亲属安顿到乡村里。我与办公室的一位年仅40多岁的同事聊天，当我问及他有没有将其夫人送往乡下时，他用浓浓的中式英语说道：“那可是要花钱的，我可没那闲钱，因而没把太太送到乡下。”

那时，上海的食品种类繁多，很是充足。闲暇时刻，大部分美国太太都喜欢去虹口市场购物。当时，虹口市场是市营点。将买来的蔬菜煮着吃时，美国太太们惊奇地发现：与美国同类蔬菜相比较，中国的蔬菜更可口。不过，虹口市场的卫生设施很是差劲，均达不到相关标准。虹口市场供应的食物多种多样，甚至来自不同的地域。有人告诉我说，纽约有一家福尔敦市场，它与虹口市场很相似，两者的唯一差别就是食品种类不一样。太太们去虹口市场买菜，时常碰面，而且往往比较从货摊上买来的商品的价格和品质，简直称得上是社交活动。上海的食品物美价廉，甚至廉价得到了人们几乎难以置信的程度。不过，为了个人健康与安全起见，买回去的青菜和水果都要经过精心的清洗，最好在化学溶液里浸洗。

我刚到上海时，上海的美国人还很少，不过几百名罢了。后来，大量美国人在中国创设公司。于是，美国居民逐渐增多，美国人的社会活动随之得到相应的发展。我积极参加美国人的社会活动。第一年冬天，美国人设立了两个俱乐部——美国商人俱乐部和美国人乡村俱乐部。其中，美国商人俱乐部坐落于市区，美国人乡村俱乐部则位于市郊。那时，上海的美国学校已经建成，它坐落于法租界，这可是美国人颇具野心的一项举措。学校宣称开学的事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国的家长都希望他们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竞相把孩子送往这个学校，使孩子们接受美式教育。因为报名的人数太多了，而这所学校容量有限，所以相当一部分儿童无法在这所学校就读。这样一来，美国儿童可以与他国儿童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其中包括中国儿童和为数不多的混血儿。在非美国国籍的家长们看来，将孩子送到美国学校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在那里，他们的孩子可以接受美式教育，同时与美国儿童一起玩耍，何乐而不为呢？

在创设俱乐部、新修学校之后，美国人又盖了一所教堂。由于奉行“教徒不分种族、不分贫富、不分派别均可加入”的理念，如同美国学校一样，教堂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教堂里的牧师是专门从美国请来的，任期三年，他们都需经过严密的筛选。教堂里的教友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不只限于美国人。

教堂运营不久以后，就有一对日本夫妇请求成为教友，并表示他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日本男人说，他往年在美国待过几年，因而能讲英语。日本女人说，她骨子里流着日本血液，但出生于美国。从外表来看，这对夫妇显得很真诚。成为教友之后，他们积极参加教堂的各种活动，显得很虔诚。对这位虔诚的日本先生，大伙儿无不投去敬重的目光。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过着，大伙儿甚是欢心。然而，一次中日危机的爆发将这愉快而平静的岁月画上了休止符。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协调中日关系，一些美国人来到日本领事馆，出乎意料的是，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日本教友先生；当时，他身穿日本制服在那里工作。事后，大伙儿对他展开调查。经核实，大伙儿才得知他的真实身份——日本陆军情报员。原来，他奉命潜伏在教堂里，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其目的在于掌握美国人的宗教以及社会的最新动态。如此一来，下一个星期天之后，那对日本夫妇从我们身边消失了，我们自然再也没有在教堂里见过他们。日本陆军情报员到处使用欺瞒手段，了解美国人宗教动态的事情曝光后，这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也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前面我提及过，在抵达上海后，对上海的德国人所享有的自由权和安全感，我非常好奇。那时，德国早已同英法两国作战，而上海租界是英法两国的地盘，英法两国怎么会容许德国人安逸地生活在上海呢？

当时，上海有三个有名的俱乐部——上海英国俱乐部、德国俱乐部和法国俱乐部。其中上海英国俱乐部和德国俱乐部相隔两三条街，位于外滩。法国俱乐部坐落于法租界，与前两个俱乐部相隔六七条街，它是上海国际圈子里最有声誉的俱乐部。值得一提的是，每当中午时分，英德商人都会前往外滩，到各自的俱乐部里享用午餐，看他们用餐甚是有趣。不过，在前往外滩的过程中，即便到了摩肩接踵的程度，英德商人也互不问候。用餐时，各自俱乐部里的商人谈话的主题都是关于欧洲战争的。双方的俱乐部里都悬挂着大幅欧战局势的地图，不过各自所指的都是对方的形势。

1917年3月，中国加入协约国作战，欧战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对德宣战，不仅终止了德国在中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还使德国人受到中国法律法规的制约。法国人劝说上海公共租界将德国人遣送回本土。此外，法国人强迫北京政府将在中国继续逗留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赶出中国。

中国官员的办事效率极其低下，北京政府早已将遣送德国人回本土的指令下达，地方官员却迟迟不肯执行。鉴于此，德国人将他们的所有行李搬出租界，寄存到租界之外的中国其他地方，在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这种事情发生的缘由是：中国的地方官员压根儿不听从北京政府的指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在上海居住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并不赞成北京政府将德国人赶走的做法。于是，直至一战结束又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德国人才离开中国，返回本土。一战结束后，德国人被赶出中国，对此德国人愤愤不平，甚是难受，德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刊物和德国本土的报纸杂志都刊登了许多关于他们这种心境的文章。那时，在德国有几本畅销书受到人们的追捧，它们都是依据此种貌似不合乎常情的遣送所写的，其中包括一本小说。德国人对遣送事件的不满情结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二战爆发后，作为日本盟国的纳粹德国在上海恶意报复，横行一时。

当时，中国政府很不乐意对德宣战。然而，在这之后不久，中国政府惊奇地发现：对德宣战是大有裨益的，北京政府不仅可以收回德国享有的治外法权，还可以没收德国财产及德国人经营的公司、行号和各种不动产，其中德国财产包括几家金融机构。中国政府接受了外滩的德国俱乐部和银行，分别交给中国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管理。此外，法国人抢占了德国置办的位于法租界的一大块土地——它是德国人用来新修乡村俱乐部的——并将它交由法国俱乐部经营。在南京路上，有一家有名的德国药房，美国的德拉威公司将其抢来，变为美国公司。从那时开始，美国国旗便飘荡在这家药店门口。不过，里面的药品依然按照原先的样子布置，人手也是原来的，并未做任何调整。听人们说，这可是一位机灵的美国律师的创举。

然而，在上海的国际圈子里最精彩的一面，不是跟德国人交涉，而是与美国人之前的一个盟邦的交往。在1918年或1919年冬天的某天，有一个消息传来，扬子江口外来了几艘神奇的轮船——数英里之外便是上海。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即租了一艘游船，开往扬子江口。那着实是一个神奇的舰队，舰队的船只用油漆涂得乌黑，从小型战舰到拖船，无所不包，大大小小加起来大约有30至40艘，其中包括两只破冰船，它们体积颇大，功率也很大。

看到如此壮观的舰队，我兴奋极了。于是，我向船长说，将我们的游船靠近一艘大型战舰。船长按我的吩咐，靠近了一艘大型战舰。就在这时，船上的一位军将看见了我，于是他走到船尾，用俄语与我交流。我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只好跟他打手语，表明我想上他的船。几经周折，他终于搞清楚了我的意思，并答应了我的请求。在水手的帮助下，我先上了跳板，而后经由梯子抵达那艘战舰。当时，江风很大，扬子江的洪波巨浪一阵儿接着一阵儿，非常凶险，令人胆战心惊。

我来到战舰上，四处走动。与此舰队本身相比，我认为舰队上的景观更让我觉得奇特。只见舰队的甲板上堆砌了各种各样的家庭用品，小到锅碗瓢勺，大到婴儿床，无所不有。比较搞笑的是，这时一位俄国母亲将孩子的尿布拿到炮筒上去晾，这个炮筒直径为五英寸。后来，一辆美国汽车进入我的视线，它差不多是新的。据说，汽车的主人是一位美国人，不幸的是，他于西伯利亚探险的途中遇难了。

过了好一会儿，此艘军舰的船长给我找来了一位懂点儿英语的官兵，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斯达科指挥着这支舰队。这位官兵还说，斯达科是海军上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被沙皇任命为司令，指挥着俄国的远东舰队。就在此时，船长插嘴说道：从海参崴航行时，我们带了大量的食品；如今，那些食品已经快没了，我们急需补给品。我与官兵的谈话因此中断。船长补充说：“我们从海参崴起航时，恰逢布尔什维克政党攻占海参崴的前夕。”当我问及船上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妇女儿童时，他解释说：“他们大多是官兵的家眷，为了远离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残酷统治，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这些平民才背井离乡，随军远行。”据说，途经上海时，斯达科海军上将本来打算将大部分平民送上岸，并把它们安顿在那里。悲惨的是，上海市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不过，事情发展到后来，这些俄国平民大都趁夜悄悄登陆到了上海。

随斯达科海军上将远征抵达上海的俄国官兵及其家眷，成为相继而来的俄国人的带头人。在他们之后，大批的俄国人涌入上海；这些人来自俄国各个地方，最西至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与一些保守的城市相比，上海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前来的外国人不需要拥有护照和签证，因此大批俄国人蜂拥而至，几年以来都是如此。对此，政府束手无策。这些前来上海的俄国人或坐火车，或乘轮船，不过大多身无分文。那时，从俄国到上海的火车很多，轮船也比比皆是，俄国人可以坐任何一趟火车，搭乘任何一条从北边来的轮船前往上海。这些前来上海的俄国人，贫贱至吉卜赛乞丐，高贵至沙皇贵族，囊括了俄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流浪时，那些富裕的俄国人携带了各种珠宝，这些珠宝是他们将财产变卖换来的。抵达上海后，这些人入驻豪华的旅馆，在那里坐吃山空，过着奢靡的生活。珠宝在上海当铺比比皆是，常常有爱好珠宝的人将这些稀有的珠宝以低价买进。这些珠宝中不乏俄国的本地货，其中既有珍稀的品种，又有略逊一筹的宝石，这种宝石源于享有盛名的乌拉山宝石矿。对于到底有多少俄国亡命徒抵达上海这个问题，没人知道确切的答案。然而，如果按一般的算法统计，大约在25000～50000人之间。大部分俄国亡命徒均是身无分文，难免时常忍冻挨饿。为了避免悲剧事件的发生，上海的慈善机构大发慈悲，在部分市区广泛地设立施粥厂。如此，这些俄国亡命徒不至于因长期忍冻挨饿而丧命。俄国亡命徒中不乏军人，大多是哥萨克人，他们曾在沙皇军队中服兵役。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这些军人始终对沙皇忠心耿耿。他们多数携带父母妻儿，一路仓皇而逃，从俄国到蒙古，最终逃到东北。俄国逃亡者既包括俄国乡下人和小城镇的居民，也包括曾经的大地主和大商人，不过前者占了很大的比例，后者只是零星的几个。由大地主、大商人到难民，可谓是身价大跌。由于俄共的缘故，俄国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寄居他国，倚仗外国人的接济过活。因此，这些俄国人不分尊卑，不分资历，无一例外都痛恨俄国共产党。先前，上海只有五六家人是俄国人，大批俄国逃亡者的前来改变了这种局面。那五六家俄国人除茶叶公司的老板外，就是与俄国亚洲银行有关的人士。不过，这些茶叶公司的老板是主流，他们都很富裕。俄国亚洲银行在上海外滩设立了一家分行，在其设立的众多亚洲分行中，上海分行是最重要的，它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楼。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蜂拥而至的俄国逃亡者并没有长期成为上海市的负担。相反，他们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而且迅速站稳了脚跟。这些哥萨克军人要么成为保镖，要么成为门卫。那时，中国的大商人相当有钱，敲诈和谋害大商人的事时有发生。鉴于此，大商人纷纷雇佣哥萨克军人作保镖。因为诸多不安全因素的存在，上海的金融机构、公司也聘用哥萨克军人作夜间门卫。后来，公共租界干脆组织了一个俄国志愿兵团，这个兵团成为国际志愿兵团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维护上海治安。

那时，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数以百计的俄国妇人开起了时装店、女帽店和美容店。许多杂货店在上海出现，商品琳琅满目，小到针线，大到婴儿车，无所不包。这些杂货店由俄国人经营，其祖先大多是犹太人。当时，俄国饭馆遍布大街小巷，每条街上至少有一两家。值得一提的是，法租界的俄国饭馆最为密集。在俄国饭馆开设后，俄国菜开始出现在上海。不久之后，俄国菜便在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之间流行起来。在俄国亡命徒的努力下，他们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上海的西方白领和中国人无不对他们刮目相看。

上海的男人向来居多，不能不说上海是男人的天下。这些居住于上海的外国人多数是单身，于是数不胜数的恋爱在此酝酿，由此无数的国际联姻诞生了。那时，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上海，其官兵也参与了国际联姻。一次，我与陆战队的牧师聊天，当我问及他这些异国恋人过得是否开心，他说：“如同别的婚姻一样，官兵们的婚姻生活很美满。”从说话的语调判断，他说得很牵强。

后来，俄语受到上海人和其他外国人的欢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非常流行。由此看来，当时俄国人在上海影响颇大，以至于上海的俄国人想用这种影响力来制造声势，从而干涉上海事务。我刚到上海之时，在上海是寻不到俄国教堂的踪影的。谁也不会想到，10年之后，即大量的俄国人逃到上海后，屹立于上海的俄国教堂已达到12座，其中不乏宏伟壮观的；这些教堂专为俄国希腊正教信徒设立。如此多的教堂设立之后，我意识到俄国人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曾访问过好多俄国家庭，无一例外，所有的家庭每个屋里都悬挂着圣像，挂像前是香炉，香炉里的油灯永远明晃晃的。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俄国人都要举行礼拜，形式多种多样，场面非常壮观。那时，上海的多数外国人都会前去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