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未来定位

一、上海的未来定位

早在19世纪外国列强就已盯上上海这块宝地了。英、法两国即首先分别于1845年和1849年相继迫使清廷上海地方衙门发布和修订《上海土地章程》，在那里建立起租界，成为外国“冒险家的乐园”。日本于1931年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次年即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将上海作为日后侵占当年中国首都南京的桥头堡。1949年5月上海解放，获得新生。1952年12月上海所有私营银行、钱庄在全国率先实行公私合营，开对私营工商业加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先河。1965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上海揭开，1967年“造反夺权”的“一月风暴”从上海席卷全国，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上海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年代之初，上海未能像深圳、汕头、珠海、厦门、海南那样同时得到辟为经济特区的机遇。到21世纪金融时代，我们应赶快抓住机遇及早动手将上海营建成一个像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那样的国际金融中心。

我国是实行“一国两制”的国度，仅香港这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远远不够的。尽管而今的香港，由于“一国两制”的实施为之提供了比以往更加优越的法律环境，在世界国际金融中心排名榜上已紧随伦敦、纽约之后跃居第三位(东京退居第九位)，并有了“纽伦港”(Nylon Kong，纽约—伦敦—香港)的称谓。我们仍应像深圳那样逐步开放上海的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使之与香港这个内外一体型离岸金融市场互为犄角，形成两个拳头。上海的未来定位应是全球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所谓“最大”，即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不仅超过纽约，而且超过伦敦。发生于美国以2008年9月“华尔街金融海啸”为标志的次贷危机表明，华尔街已经风雨飘摇。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触发的全球信贷危机造成的动荡，伦敦城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亦正面临威胁。^[3]尽管华尔街、伦敦城仍具经济实力，只要我们能抓住机遇，立即着手为上海创设一个比伦敦和纽约更加优越的法律环境，使上海成为未来全球最大国际金融中心的构想则并非是梦，而定会变为现实。再者，在拙著《国际金融法》(2007年修订版)中即已论及，国际金融中心的投资环境不是天然的，而是仿真的人造投资环境，主要是由法律为之创设的;^[4]亦即主要取决于法律环境的优越性。我国有个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机遇，既有机遇，加上人谋，事情岂有办不成的。

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找准了其未来定位，即可避免和减少以后的“瞎折腾”。原来的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序与现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即为实例。一个城市能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如何，并非主要凭经济实力，而主要是凭法律环境的优越性(软环境)。只用钱对硬环境作再大的投入也是打造不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以当年的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而言，按经济实力排序为美、日、英，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排序则为伦敦、纽约、东京。1990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英国刚过1万亿美元，美国5.39万亿美元，日本2.94万亿美元。纽约之所以赶不上伦敦，即在于美国的法律环境不如英国的优越。^[5]据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7月17日报道，在世界金融中心排名榜上，伦敦第一、纽约第二、香港第三，东京已退居第九，即在于中国实施的“一国两制”使香港有了更为优越的法律环境。优越的法律环境为软实力，凭借经济实力打造出的硬环境为硬实力。“软实力”(softpower)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文化、制度、规则等资源。^[6]经济是基础，硬环境的重要不言自明，硬环境是有形的，也显而易见。软环境属上层建筑，包罗万象，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制度、规则等法律环境。软环境对于硬环境的建设能起到反作用——推进作用或制约作用，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创设一个优越的法律环境，应当作为我们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