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中国方面正普天同庆。
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半个月内，当时正值日军以锐猛的攻势向英美荷及其附属殖民地进攻，而且势如破竹，锐不可挡。
同盟国在各地的迅速惨败给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途罩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人们从最初对英美参战所抱的巨大希望到逐渐失望、沮丧。就连将介石也时常怀着这样的心态。
在这样的时候，中国军队在长沙取得了如此的胜利，立即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同盟国战场的首次胜利。
“12月7日以来，同盟国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伦敦《每日电讯报》发出快讯：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美联社记者福尔门撰文报道：“中国第三度的长沙大捷，证明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
中国国内的新闻机构，更是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中。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在长沙大捷已成定局时，就于1942年1月11日发表社评，不惜以大版的篇幅详细论述这次战役的国际意义。
《新华日报》的社评说：
“……敌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同时进攻湘北，这在政治上是想表示它既可在海上进攻英美，也可以在陆地同时进攻中国，以炫耀其兵力之盛，以打击我ABCD联合。在军事上，是想消灭我国有生力量，牵制我军配合友邦作战。在经济上（同时是在军事上）想打通粤汉路，以便掠夺中国占领区物资，供彼太平洋上之消耗。可是，敌人这种如意算盘，是被推翻了。我三湘健儿，我神鹰队伍，在此次长沙保卫战中，誓死保卫家乡，有效击退敌人。这表明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有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生力军，有决心、有实力，不让敌人在太平洋上得逞的时候，同时进攻中国。它配合了友邦作战，使盟军在香港陷落、马尼拉失守、马来亚危急之际，有着中国战场上的胜利，以鼓舞友邦，以打击敌人。同时，并与今日反法西战争欧洲战场上，有着伟大的苏联军民的主力军胜利地打击希特勒匪军，鼓舞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遥相呼应。所以此次长沙之捷，是有着国际意义的。”
而金华的《东南日报》早在1月6日就指出：
“……我们将来的艰苦，固然还是方兴未艾，但我们倘能以‘战长沙’的勇敢精神去从事每一场大战，则我们最后胜利必能提早到来。”
桂林《力报》于1月7日发表评论：
“敌人实在没有什么了不得，只要我们的部队布置得当，以及我们的战术运用得法，加上我们的旺盛的战斗意志，就可以在理想的地区内，注定敌人的命运——使得敌人遭遇到我们预期中的失败。”
1942年1月31日《阵中日报》的社论，则反映了举国上下因长沙大捷而受到的鼓舞。
《阵中日报》评论说：
“此次长沙会战，可使全国将士心理上为之一变。因为过去一般人都有这样的错误心理，都是说敌人的箭头画向谁，谁就倒霉，如像是敌人只要以主力出攻，谁都挡不住的。此次可以证明你只要有卓越之指导、必死的决心，一样地也是攻不动的。”
与前几次不同的是，面对中国及世界范围内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日本方面这次则缄口不语。
许多年后，日本防卫厅在编写的战史中关于第三次长沙作战还不得不承认：
“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得以恢复。”
这样，出乎战役主要指挥者薛岳将军的预料，第三次长沙会战，不仅在国际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而且打击了日军的气焰。
赵子立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一位被俘后逃回来的人员的叙述：
“……日军在捞刀河、汨罗江间十分艰苦，前有阻兵，后有追兵，处处都有伏兵，不断发生战斗，没有休息的时候。行军锅都撂了，米也没有了，地方又找不到米（藏起来了），有时找到一点，只好用钢盔来作炊具。后来夜间走，找不到老百姓带路，有时找到一个，不是装聋，就是装哑，不给他好好带路，他生气就把老百姓杀了。只好靠地图和指北针定位，摸索着走，有时捏着电筒看地图，一阵枪声打来，手一哆嗦，地图上的指北针掉在地上，再不敢捏电筒照了，弯着腰多半天摸不到指北针……”
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被命名为黄山别墅，位于重庆南岸，距市区10英里。
二层的小楼按照夫人宋美龄的要求，造成西式建筑，位于向阳的山坡之上。这里视野开阔，站在观景台人可以鸟瞰重庆市区和两条夹峙在山谷里的大江。
长沙会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消息传来，阴霾的雾气之中，蒋介石陡感黄山别墅的四野阳光明媚，树木葱茏，心情为之一振。
生长在浙江奉化的蒋介石，对南方的山水怀着别一番的感情。美丽的重庆城，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之后，屡遭日寇的轰炸，如今已是满目疮痍，弹痕累累。但今天，蒋介石因着心情的激动，驱车往市区行进的时候，他流连于窗外的景致，古朴的建筑，宜人的山色，这时映入他眼帘的重庆，依然是一座秀美的南方山城。很快，夜幕降临，城市中的万家灯火倒映在扬子江水之中，犹如天上银河倒悬于人间，让人禁不住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他把他的这种感受告诉坐在身旁的夫人。宋美龄笑笑：“大令，你眼中流出的光都含着喜悦。中国要是多几个薛伯龄就好了。”
蒋介石也笑笑，没说话。
记者招待会于晚8时准时举行。蒋介石一身戎装刚出现在记者们面前时，镁光灯立即闪个不停。
有记者问：“委员长能谈谈对刚刚结束的长沙会战的评价吗？”
“嗯，好的。”蒋介石在镁光灯的闪耀中，已经完全适应了。他顿了顿，说，“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我军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您作为中国军事统帅，从军人的角度如何评价？”又一位记者紧追不舍。
蒋介石轻松地笑笑，清了清嗓子道：“战役的自始至终，我都有最直接的报告。最突出的是，这次日军是被迫撤退的。在突围过程中，他们是依赖其空中优势才得以苦战逃脱，因此，这次战役从战略部署、诱敌深入过程以及围追堵截等方面看，算是抗日战争以来我军打得最成功的一次。”
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脑际突然闪过了与此刻轻快心境截然相反的情景，那是三个月前在南岳召开的军事检讨会上，他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失利而大光其火。
那天，是1941年的10月20日，他为中国军队的迅速失败而怒，几乎用拳头擂响了桌子说：“现在敌人要打我们哪一点，他就打我们哪一点，他要占领我们长沙，就可以占领我们的长沙。他要几时进来，他要几时撤退，皆可以大喊大叫地用广播来通告我们，而且他一定能照他预定的时间，丝毫不爽地实施做到！”
而现在，仅仅时隔一百天不到，因着同一地点战况的不同，心境却迥然不同。
蒋介石想到这里，不觉踌躇满志地继续补充道：
“当此反侵略各国战争初期失利之时，我们在长沙方面能获得如此空前的胜利，不仅可以告慰全国民众，而且可以告慰于世界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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