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详备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它的文学价值及对后世历史家、散文家的影响，前人已有过大量论述。本文只试图从内容和形式、人物形象、表现方法三方面，探讨它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和发展的影响，从而确立它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一

关于中国小说的起源，前人多有论述。一般都认为《山海经》《穆天子传》《青史子》等书是小说之祖。《穆天子传》是战国以前的作品，叙周穆王驾八骏访问四方诸国之事，属逸史杂传类，堪称历史小说的先河。《青史子》一书，《汉书·艺文志》注：“古史官记事也”，原书隋时已失，仅留遗文三事，今人已无法窥其全貌。鲁迅先生认为，其书“皆言礼，亦不知当时何以入小说。”^[1]《山海经》一书，传统的看法认为它是大禹及其继承者伯益所作。近代学者考证，这是一部从东周到秦统一的数百年间，由多数无名氏集体创作的“奇书”。《山海经》记录了许多殊方绝域的怪异事物和神话传说，无疑是志怪小说的滥觞。清编《四库全书》认为它“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真小说之祖耳”。最近又有人研究了晋咸宁年间河南汲县出土的《琐语》一书，认为它是我国志怪小说正式形成的标志，奠定了志怪小说“残丛小语”体的基本形式。^[2]

不过，我们考察一种文学样式的形成和发展，不能只把注意力集中于与之相同的一种文学样式上，还要考虑到它所受到的多方面的影响。《左传》虽属史学之书，今人视之与小说为别类，但先秦时本无文史哲之分，《左传》在其流传过程中，它所具有曲折的故事情节、高度的修辞技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表现手法，很自然地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借鉴，是我们研究小说的起源和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著作。

我国小说的雏形阶段是以卜筮占梦，记异语怪和历史逸闻为主要内容的。《左传》是以记事为主的史书，所记人物事迹，往往“散见各节”，各节自具情趣，都可单独成篇，这与我国小说雏形阶段的“残丛小语”式有相类之处。而在内容上，《左传》所记不但有大量与正史有关的历史逸闻，而且有不少卜筮占梦，记异语怪之类的内容，这些史官们所谓“文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的内容，很少史学味，却有着极浓厚的小说味。如《庄公八年》记公子彭生死后化豕向齐侯报怨之事，《僖公三十二年》记晋文公死后灵魂示兆，使晋获捷崤山之事。特别是《宣公二五年》记魏武子嬖妾之父结草报恩之事，其内容与《续齐谐记》之神怪小说“衔环”相类。后人将这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结草衔环”的成语，以为报恩之喻。此类事实固属荒诞，但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出《左传》取村于民间传说的痕迹。这类志怪故事，在《左传》中并不少见，于此也可证明，志怪小说是史传派生的支流。

《左传》有着强烈的文学意味，与它的成书有密切关系。据近代学者研究，《左传》的成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首由史官记录，中经瞽朦的传诵，再由后儒整理和润色。^[3]其中左丘明所起的作用最大。古人讲究传授系统，左氏既首开其端而又成绩卓著，故书成而仍标以左氏，称《左氏春秋》。春秋时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朦。瞽朦是乐官，同时也传颂历史。史官所记录的极简短的历史（如鲁国的《春秋》），还要通过瞽朦的口头传诵逐渐补充，使之丰富。这种传诵，补充了大量来自民间的传说与逸闻，同时也融汇了自身对所记人和事表示褒贬的情感因素。左丘明就是这样一个瞽史。他博闻强识，熟知历史；经过长期反复的传诵实践，艺术表现能力也日渐提高。他所传诵的历史，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组织严密，修辞动人。《左传》的高度艺术成就，便与这种传诵是分不开的。瞽朦对历史的传诵，以后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国家正史。他们所传诵的历史被后人记录下来，成为“语”体史书，如《国语》之类。二是民间讲唱。以后瞽朦失职，他们还以说史方式在民间说唱故事，开后世讲唱文学之先河，是后世小说话本、评书的源头。

二

形象是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形式。《左传》记录了数以千计的历史人物，其中性格鲜明、形象突出的也不下数十。既有心怀险恶、养成弟奸、终除后患的郑庄公，以弹丸打人为乐、视人命如草芥的晋灵公，荒淫无度、败国丧生的卫灵公；也有不计旧恶、任人唯贤的齐桓公，豁达大度、精明能干的晋文公、秦穆公。既有假行仁义、丧师败国、贻人笑柄的宋襄公，又有卧薪尝胆、终雪国耻的越王勾践。既有大义为国、巧言退敌的烛之武，矫命犒师、忠心报国的商人弦高；又有以布衣身份保国败敌的曹刿，倚墙垣哭七日七夜而得秦师救国的申包胥。这些人物，不仅经常出现在以后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活跃在元明清以至现代的戏剧舞台上，而且流传在人民的口头传说中。这些人物形象逼真，有血有肉，具有艺术形象的某些特征，因而甚至被看作典型形象，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的心目中。

《左传》记载历史人物，传神、逼真；其特点是立足于具体的史实材料，通过剪裁，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用“散见各节”的表现方法，使人物性格渐趋完备。如鲁《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记晋公子重耳之亡及复国的经过。作者并没有堆砌史料，在漫长的出亡十九年中，只选择过卫、别隗、醉遣、观裸及巧对楚子、智让怀赢等特殊事例，表现重耳胸怀大志、巧于应对、善于忍让而又贪恋享乐、油滑的双重性格。返国为君以后，又以见寺人披、见守藏头须，表现他政治上的成熟、深明大义、不计旧恶，揭示他政治上之所以成功的道理。而鲁《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只用了极简洁的描述和富有特征的对话，就把一个迂腐可笑的宋襄公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那种“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的迂腐之论，一直成为人们的笑柄。

真实的富有特征性的史料，是塑造典型人物的具体条件，也是保证人物形象生动、真实的根据。《左传》的作者没有也不可能运用典型化的手法；但他遵从历史的真实，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巧妙剪裁、加工，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典型化的规律。歌德认为，在特殊中显出一般，“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到一般。谁若是生动地把握住这特殊，谁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只是到事后才意识到。”^[4]《左传》固然不是诗，但它的作者却正是把握住了这种特殊，从特殊事例出发，抓住现实中生动的个别具体形象，才使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因而具有典型的某些特征的。

《左传》刻划人物的这个特点，对艺术的典型化方法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蒋孔阳先生认为，艺术的典型化应包括两个方面，即个性化和概括化。从《左传》中我们发现，它也大体上符合艺术创作的这一规律。它按照真实的原则来展现历史事件和描写人物性格，它在充分的生活素材的基础上，通过剪裁和加工，使生活中那些本人并不鲜明、甚至模糊的个性形象醒目地突显出来，这就在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和概括化方面大大迈进了一步。指出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后世小说家正是在历史生活的真实和历史人物性格的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诸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中的晋文公、越王勾践、曹操、张飞等典型形象就是这样塑造出来的。文艺创作基本规律的被认识、发现和总结出来是需要时间的，要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和积累。中国古代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这样，经过萌芽到成熟、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而《左传》以它的实践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当然，处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中期，《左传》所能达到的个性化程度还是不高的——所记事体简单，人物形象还单薄，书中绝大部分人物，阶级的共性还多于人物的个性。这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物的形象常常首先是一种理想的化身。或英勇无敌，或智慧超人。其次才是他们的个性。只是在明清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个性的因素才显然增长。从《左传》到纪传体史书，到唐代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表现的因素逐渐增强，人物的个性逐渐被认识、被重视，这条发展线索是很清楚的。

三

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在长期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渐趋成熟的。《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它丰富的艺术手法，对后代文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借鉴。其中不少独创的成功的经验，被小说吸收，融化，成了小说创作中重要的表现手法。

（一）精采的细节。细节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成功的形象必须借助有特征性的细节来表现。缺乏这些细节描写，人物形象就会模糊而不生动。《宣公十二年》晋楚泌之战，有一细节记晋军将领赵旃与逢大夫败逃之事：

赵旃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以他马反，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逢大夫与其二子乘，谓其二子无顾。顾曰：“赵叟在后。”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赵旃馁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获在木下。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赵旃能以良马让人，而逢大夫却诫二子无回顾，以免影响逃命。两相对比，人格高下，可见一斑。偏偏儿子不理解，说出了“赵叟在后”的话，逢只好牺牲二子以救援赵旃。逢的思想境界突然开拓一新。通过这个细节描写，一个老于世故而又深明大义的人物形象便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僖公二三年》，重耳亡于秦，“秦伯纳女五人，怀赢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这个细节颇有情趣。“既而挥之”既有重耳卑视怀赢的因素，也是他贵公子养尊处优的习惯性表现。但怀赢却不甘示弱，“何以卑我”的质问，使寄人篱下的重耳顿时惧怕起来，“降服而囚”很生动地表现了重耳以屈求伸的性格特征。恩格斯指出：“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5]人物的“怎样做”，不能不通过特定的细节来体现。《左传》中描写人物行动的大量的细节，写得简练而又细致，是艺术典型化值得借鉴的范例。

（二）个性化的语言。运用精采的富于个性化的语言来揭示人物性格，在先秦的诸多典籍中，《左传》是运用较早而又有突出成就的。《僖公三二年》，秦穆公轻信杞子之言，召孟明等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穆公派人去对他说：“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的天才预见，穆公的刚愎自用，在短短的语言中便鲜明的体现出来了。鲁《宣公二年》，宋华元兵败逃归后，巡视筑城工地，工役嘲笑他：“睅其目，皤共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华元却厚着脸皮说：“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又说：“纵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这段对话文学味很深，一个战败的将军，受到工役的潮笑，居然还若无其事，华元的理屈词穷之态，都在一句话中显出。《左传》中此类例子甚多，兹不赘言。《左传》在人物语言运用上的高度成就，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它所记录的人物语言，有的委婉，有的锋利；有的机巧，有的伪善；有的刚铮，掷地有声；有的雄辩，丝丝入扣。直接为后世的小说提供了多种风格的艺术借鉴。另一方面，这种提炼出富有个性化的语言以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为后世所普遍采用。司马迁撰《史记》，得力甚深，如记刘邦看见秦始皇出游之威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记项羽看见时，却说：“彼可取而代之。”简洁、传神，切合人物的性格特征。《水浒》写李逵初见宋江，劈头一句话：“你就是黑宋江！”这与其他人“久仰大名”的寒暄一比较，其性格之差异，何其鲜明。到曹雪芹《红楼梦》的出现，语言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简洁纯净，准确传神。语言，成了中国古典小说塑选典型形象的重要手段。追溯其源，《左传》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三）生动的描写。《左传》在描摹人物情态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宣公十四年》，楚庄王使申舟聘于齐，不假道而过宋，宋人怒而杀之。消息传来，楚庄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他拂袖面起，赤足跑到院子里，从人才送上鞋子给他穿上；跑出大门，卫兵才送来宝剑给他佩上；跑到大街上，御者才备来马车给他乘上。这种一怒之下，迫不及待地发兵攻宋的情态，十分逼真。且隐隐露出了他对宋人入彀，衅端已成的“暗喜”。《左传》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尤为精彩。《宣公十二年》泌之战，写晋军败逃之状：“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惎是教之意。广是兵车，队即坠之古字。这段话说，晋军有的兵车掉到坑里去了，使大军不得前进。楚人教他们脱掉车前横木，部队稍进。而马又回旋不进，楚人又教他们拔掉车上大旗并马颈横木，才使部队得出。晋军回过头说：“我们真不如你们多次败逃有经验啊。”寥寥数语，晋军溃逃时的狼狈姿态，跃然纸上，读之令人捧腹。

把人物的内心和语言、行动紧密地交融在一起，这是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心理描写方式，追溯其源，与《左传》也不无关系。《隐公元年》，共叔段奔共，郑庄公把一腔恨毒发泄在母姜氏身上。“逐置姜氏于城颖，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誓言立得很绝，非死不复见，毫无回旋余地。但生身之母，虐之非礼，因而失悔于考虑不周。颖考叔抓住他内心的矛盾，巧妙地诱导。作者通过行动和对话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庄公的内心世界。“公赐之食，食舍肉”，挑其发问，果然庄公怪而问之。颖考叔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也，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以自身孝母之情显之于前。这就自然使庄公心动情发，羞愧交加，说出了“尔有母遗，翳我独无”的话。但信誓旦旦，其犹未远，庄公这时的心情是极矛盾的。颖考叔适时地迎合了庄公的心理，巧妙地提出了“阙地及泉，隧而相见”的主意。于是“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演出了黄泉下相见的闹剧。庄公的故作姿态，高唱什么“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实际上是掩盖其阴险心理的高调而已，他的伪善面目，更加暴露无余。值得指出的是，这里借赋诗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这种方法经司马迁而大有发展。《史记·项羽本纪》写霸王别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苦何？”周亮工《尺牍新钞》说：“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这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是太史公的“代为传神”之笔。之所以传神，是因为它细腻而曲折地表现了项羽兵败垓下，英雄末路的凄凉心理，有助于人物性格的深化。直至今天，在小说、戏曲中，通过吟诗作赋揭示人物心理，仍然是重要的表现方法之一，这与《左传》是一脉相承的。

（四）情节的虚实。小说的写法讲究虚实相间，在细致描写之后来一段虚写，能给人以柳暗花明之感，境界为之一新。这种表现技巧上的变化，是造成文章的波澜起伏，曲折有致，以增强艺术感染力的有效途径。而这种方法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左传》。《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有一段记楚子观晋军的事：这段话文学味极浓，作者巧妙地通过楚王与伯州犁的对话，虚写出晋军中准备接战的全部动态，它牵动着读者想象的神经，把读者带到一个富有情趣的意象境界之中，使我们感觉到时间的推移与空间的伸展，仿佛身临其境。所以钱锺书先生说它“不直书甲之运为，而假乙眼中舌端出之，纯乎小说笔法矣。”^[6]

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聘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左传》是一部大有影响的作品。它不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为小说树立了楷模，而且在艺术方法上为小说提供了借鉴。从小说的起源到发展、成熟，《左传》是一部起桥梁作用的优秀作品。它以丰富的政治斗争内容和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浇灌着后代文艺的百花，它象涓涓的清泉，滋润着幼苗的成长。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它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原载1982年《上饶师专学报》，本书略有修改。）

【注释】

[1]《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第168页。

[2]参见《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3]参见郑天挺主编：《左传选》后序。

[4]歌德：《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416页。

[5]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6]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