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采和梦想

是除夕的夜晚，我在故乡不算明亮的灯光下又一次翻阅一九九一年全年五册六期《含笑花》。旅途的疲劳悄然远去，我的心境平和而亲切。正如回到故乡后被无数的亲情所包围时油然滋生的感受一般，让人不禁有些潸然了。岁末的爆竹不时响起，故土的梦和歌萦绕心际，面对尚散发着纸香和油墨香的《含笑花》，我的感受是丰富多样的……

A、浓郁的地方色彩，是区别此地和彼地的鲜明标志，也是《含笑花》有意为之的追求。作为一个特定地域的文山州，或者说滇东南地区，它的浓郁的地域特色是什么呢？每个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感受和角度都不会相同，《含笑花》对此的回答显然有自己的角度。综观一九九一年全年六期（其中四、五期为合刊）《含笑花》，它的相当数量的小说作品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梦中缘》、《大榕树下》、《苗二哥》乃至《阴山凶宅》等等，都是以特定的地域环境为背景建构自己的世界，不管篇幅长短，或强烈或似不经意，这些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向读者展示自己独具的地域色彩。我不知道别人读黄懿陆的中篇小说《梦中缘》（《含笑花》1991.1）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在我，除了对《梦中缘》这一标题所流露出来的泛小说含义持有保留外，对这部作品所表现的滇东南农村社会在经受商品经济观念冲击时所发生的扭曲、变异和阵痛，我不得不怀着一种明显的尊敬。也许作者在这部作品里并没有明确地回答什么问题，但它实在而真实地展现了青年农民韦洪的挣扎和痛苦，他的矛盾和沦落。对于韦洪，对他的城市梦或者说城市女人梦，我们无法仅仅用肯定或否定的方式来评判，韦洪的一系列看似荒唐的追求和梦想，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合理性。韦洪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自身处境，到城里住洋楼，娶一个城市老婆，谁能说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呢？问题的关键是韦洪想要实现这一切的方式是否恰当，金钱果真能换来一切么？种三七、发财，似乎都只是为了圆那个诱人的城市梦。然而事实是残酷的，容貌姣好、时髦的城里女人曾萍实际上异常狡狯、贪婪，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良知和廉耻，什么都可以不要。真正用全副身心爱韦洪的，实际上只有命苦的乡下女人彩莲。然而彩莲最终也不属于韦洪，韦洪的懦弱盲目、自私最后既毁了彩莲也毁了自己。由此我们看到在韦洪身上的生活悲剧所显示出来的较为深刻的含义，我将此视为作家对故土农村所发生的某些生活现象、生活事实的思考。在三七棚被烧、两千块钱变成草纸，情爱之网破碎，希望轰毁之后，已经在生活、信念、道德的十字路口重重地被毁灭了一次的韦洪，将怎样继续他的人生之路呢？在希望的光环已经陨灭了一次之后，谁又能保证新的光环还会点燃并仍保持着它原初的活力呢？韦洪所面临、经历的一切迫使他必须在爱情、金钱及获得爱情和金钱的方式上做出毅然决然的选择。但事实上韦洪做不到，他既不可能更堕落，也不可能更明智更高尚。受着他盲目的冲动和欲望支配，他只能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也许，这确实正是《梦中缘》这篇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价值和意义是和文山产三七、种三七有人发财有人倒霉这样的环境和事实紧密联系的，离开了这样的环境和事实，这一切显然将无从谈起。

对地域的关注必将导致对文化的关注，虽然这未必是文学的惟一有价值的归宿，但不能不说是有价值的归宿的一种。我读《含笑花》时是带着这样苛求的目光的一一《含笑花》能否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地域的启示？透过《含笑花》这一坡一丛的花束，我触摸到故乡古老茂盛的根须没有？如果有人以为这已经某种程度地远离了文学，我无法表示同意。一部作品、或者干脆说一份杂志如果不能给阅读者提供属于一个特定地域的特殊的生存背景和文化氛围，那么这部作品、这本杂志就失败了一半。《含笑花》在主观上于此显示出较突出的努力，这显然十分必要和可取。地域特色就地域特色，这倒不是说每一个作家都只能表现自己有限的生活时空，而是说作家对此更为熟悉，作为一种手段而并非目的，它能促使作家从本质上真正找到自己。就一九九一年全年的《含笑花》看，地域的、文化的色彩加浓了。我们在读杨茂鑫的《苗二哥》（《含笑花》1991.3）、王克斌的《悠悠叶笛声》（《含笑花》1991.2）、张行炎的《春潮》（《含笑花》1991.4－5）等作品时，一个突出的感受是这些作品只能属于文山，属于滇东南古老的过去和现在。特别是那家佐的中篇《大榕树下》（《含笑花》1991.4－5）这种时间跨度较长、气势恢宏的作品，其鲜明的地域（边地）特色就更无法摆脱了。这部作品极富庄严意味的传奇色彩一旦离开边境、剿匪、自卫还击等等这样的史实和事实，很难想象能够成立。同时，边地民族的生活习性、风俗等也为这部作品镀上一层诱人的色彩。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一切，这篇作品才显示了较为突出而积极的意义。而一九九一年《含笑花》刊发的一部分作品之所以显得一般和空泛平淡，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取材上“泛题材”，表现“泛描写对象”，缺乏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精神。

B、任何一块特定的地域都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谈论地域永远都具有相对性。我们在这里谈论《含笑花》及其文山，实际上也应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如果《含笑花》所刊发的作品在以滇东南的人文地理、风俗习惯等为背景的前提下，能够深刻多样地展示和表现这块土地的新的变化和发展，即通过文学的形式展示这块土地的新的时代特征，哪怕触及一点点，都是应该大加肯定的明智之举。一九九一年的《含笑花》这方面让我们有许多话想说。

张行炎的中篇小说《春潮》写商场改革，立足于扣紧边陲城镇的人和事，增强了这篇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作品中的主人公高瞻一九七九年二月曾以支前民兵的身份参加自卫还击战，并在战斗中立功。然而人品和才干蛮不错的高瞻由于受到他人诬陷，只得背着贪污的黑锅到商场仓库当仓管员。改革开放，搞活经营，商场实行招标承包，高瞻站出来承包商场，组织上澄清了他的贪污嫌疑并同意他承包商场，任命高瞻为经理，高瞻因此得以施展他的管理和经营才干。走马上任后，高瞻先后采取科室柜组自由组合、发动职工入股、让编余人员到街头推销产品、与生产三七蜜精的制药厂及其他有关厂家联营……等等方式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搞活经营，扭亏增盈。除作品主人公高瞻命运的曲折及其奋斗精神，及与袁竹的爱情纠葛比较吸引人外，我认为《春潮》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在对现实的切近把握上。自卫还击、火线入党、妻子与做三七生意的老广私奔，以及三七垮价、滑坡等，都透着浓烈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正是从这样的描写中，我们得以细微地体察滇东南社会的某些特定的方面，我甚至感到了诸如“三七现象”这样的东西对一片土地的折磨和笼罩。在《春潮》里，高瞻的承包和改革乃至个人生活都得到了圆满的结束，也可以说这是作品鲜明强烈的时代特征，这自然是它成功或者站得住脚的一个方面，然而更应该看到这部作品对特定的生存背景、生活现象给以极大关注的这一面。尽管作者在选择特定的生活场景作为小说的创作背景这一点上多少还有些意识不强，更多地体现出受生活视野局限，缺乏更宏阔的气度，但综合看这部作品，它仍给读者提供了明显的文化感受。你可以说《春潮》写改革并没有什么突破，结尾也未跳出“大团圆”的模式，然而你无法否认这篇作品以文学的方式透露出的较丰富的生活信息自有它独具的价值。

《悠悠叶笛声》是一篇短篇小说，篇幅不长，故事情节不复杂，人物命运也算不上坎坷，却多少有些引入注目。壮家姑娘青妹初嫁到城里时，喜欢城里高耸的建筑物以及宽阔的街道、人流、车辆、商店……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切却平淡了。倒是生养她长大的壮乡洛越寨和青妹少时的男友阿芒的影子和叶笛声，却不知不觉占据了青妹的心。作品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夜不深，但好熬。婆婆也出门玩麻将去了，家里就剩青妹一人。她不觉孤单，也不感到寂寞。只有这时，她才感到自我的存在，她能实实在在听叶笛了。”

青妹的怀旧本是人之常情，叶笛声唤起了青妹对阿芒及少时情爱的怀想，也应该是委婉动人的。值得注意的是青妹到城里是一种自主行动，她没有嫁给阿芒，除因为阿芒的胆小怯懦和自卑外，也因为阿芒忧伤的叶笛使她失望。青妹离开洛越寨嫁给城里的大友，是因为到洛越寨收山货的大友所讲的故事给青妹带来的是“情趣，新奇和向往”。出于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生活境界的向往，青妹做了城里人，并且有个好婆婆，好丈夫。青妹究竟丢失了什么呢？青妹的失落感既然不是生活的不如意、婆婆凶悍、丈夫不忠这一类通常的事件，那么这种失落究竟表明了什么？问题提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和“悠悠叶笛声”里的青妹一样，被置到了一个不尴不尬的境地。应该说这正是《悠悠叶笛声》的作者的聪明处。此外，这篇作品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和把握比较准确，真实生动，有许多可取之处。

我很自然就想到了吴传玖的《天边有一首圣歌》（《含笑花》1991.6）。作为一部取材于自卫还击的影视剧本，南疆的血与火是这部作品必须正视的问题。“战争总是暂时的，和平才是人类的共同希望”，那么，当硝烟即将消逝，那些无数献身国门的儿女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天边有一首圣歌》积极而又审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某种程度地引发了读者的思考和共鸣。是的，战争虽已过去，但英烈们爱国、爱家、爱生活的精神和品格永远留给了我们，留给了祖国更为年轻的一代。毫无疑问，作者试图赋予这部作品以新的时代意义，这一点至为可取。既不该遗忘历史，也不能背历史包袱，这种选择本身就是痛苦的。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光芒，我们不得不经受它的照耀。

C、多样纷呈是一九九一年《含笑花》的又一特色，这似乎是一种不成形，但方向和路子应该是正确的。一九九一年的《含笑花》每期刊物的带头小说多多少少都带着一定的传奇色彩，甚或有的已可入通俗小说之列。但它们的“边地特色”均较浓郁。自然，“通俗”一词本身并不科学，不贴切，但反过来说，“通俗”也可以成为一格。《含笑花》有意将具有通俗意味的小说重点推出，增强了刊物的可读性。让人看重的是这种尝试的气度和不拘一格的选择标准。通观一九九一年的《含笑花》，其色彩是丰富多样的，可谓异彩纷呈。

那家佐的中篇小说《大榕树下》（《含笑花》1991.4－5）是一篇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作品，我们不妨通过这部作品来看一看我们所说的《含笑花》部分作品的通俗性和传奇性。作品中的主人公、孤儿出身的树洪在解放大军南下云南前就参加了滇桂黔边区纵队，那时他的恩人和引路人是县长赵山。在一次反击土匪的包围战中，赵山和十几位同志惨遭土匪杀害。造成这次血案的直接原因是当时乔装成生意人的侬旺向土匪头子宋百苟和大耳朵三密告了县政府兵力被抽空的情报，致使土匪趁机血洗新生的人民政权。树洪本来是参加了这次战斗的，但因中途被赵山派出送信并负伤，才得以幸存下来。烈士们牺牲了，树洪活着，告密的侬旺潜伏下来，无人知道侬旺的真面目。文化大革命暴发，侬旺成了造反派头目，捆人打人冲在前面——侬旺的凶残和他无意中掏出的赵山县长生前的金壳怀表暴露了自己。侬旺败露后利用地处边界线逃到国外，十余年后又在自卫还击战发生后潜回国收集情报，最终落入法网。《大榕树下》这样一个漫长的故事究竟为我们展示了什么呢？从中我明显地感受到边地历史的变迁乃至敌我之间斗争和较量的独特特点。边地不是内地，在边地发生的一切只属于这方土地，这方人情。所以不如说这部中篇小说的价值就在它的浓厚的边地色彩，传奇色彩及其中显示的历史变迁。由此看来，这种“奇”和“俗”并非一般意义的媚俗行为，并非爆炸和感官刺激，而是体现了作者、特别是《含笑花》编者的良苦用心的。边地这一地域本身确实蕴含着较丰富的传奇因素，但表现其“传奇性”并非小说的惟一目的，如果忽略了这种“传奇性”与历史、与生活蛛网般的联系，其本身也就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了，因此对《含笑花》有意追求的传奇色彩，当看得深入一些。自然，也并不是每一位在《含笑花》发表此类小说的作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实在是一个遗憾。

路凡的《坟标》（《含笑花》1991.6）一类小说流露出明显的荒诞色彩，似梦似真，表达的东西却暖人常新，并不是一无可取的。以此说开，黄懿陆的《阴山凶宅》也可视为同类作品，只是这部作品有些失之于“露”了。作者在“题记”中说：“世上有鬼，传而不倦，闻而不见。其实，世上怕诡而不怕鬼”。有此提示，作品中对“鬼人”、“鬼事”、“鬼影”的处理和安排尽可扑朔迷离下去，不必每事每人都要交待清清楚楚，似乎写成了一部“侦破小说”。蒲松龄写《聊斋志异》，臆想和来自生活的百般磨难扭结在一起，人事鬼事杂糅交织，读之使人心生千般滋味。《阴山凶宅》有这个基础，只要多讲“诡”而少揭“鬼”，相信给人的感受会更深更透。自然，作品的主旨仍可以保持不变。

王开的《角落》（《含笑花》1991.4－5）、何仕华的《垂危之夜》（同前）可视为写人生、人性的作品，以小见大，展示了人性的温暖。高星的《鲤鱼嫂》（同前）、杨茂鑫的《苗二哥》（《含笑花》1991.3）在表现人的情感世界、生活信念方面也有一定的特色。廖云华的《机修车间咏叹调》（《含笑花》1991.4－5）则将描写和表现的视点放到工厂，具有一定的历史感和现实意义。其中特别是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为事业、为顾大局负重前行、坚韧沉默的个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不同的作品都共同体现了一九九一年《含笑花》多样化、不拘一格的特点。

D、《含笑花》属于文山、属于滇东南，在读完一九九一年的《含笑花》后，我们仍然需要强调这－点。这并不是说《含笑花》永远就只能固守一隅，《含笑花》需要排斥那些泛题材作品和州外作家，不是这个意思。作为一个故乡人，同时又是以一个外地人的目光看《含笑花》，我几乎是苛刻地来要求《含笑花》必须具有自己地域的、开放的艺术个性。同时，对于生活在文山、从故乡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们来说，要想找到文学上的自己，必得先找到地域的自己。这是任何一个有出息的作家都无法摆脱的文学磨炼。你或者永远生活在一个泛生活意义的空间，或者寻找到一块属于你自己的土地生根发芽。自然谁也无法否认处于泛生活空间同样是生活，是一块共同的空间，只是这块空间在供养你的同时，也供养着一种共同的很难区分的文学共性，它同时在埋没你，让你浪费才华，虚掷岁月。我认为每个作家都必须认真思考自己的优势究竟是什么，正如《含笑花》在不断发现、培养、追求自己刊物的优势一样。文山的特色，它的地域的历史的现实的文化特征，是生活在文山的作家艺术家成长的土壤，这一点终将会得到证明。

愿故乡的《含笑花》更加缤纷灿烂。

1992.3初稿于文山，终稿曲靖

（原载《含笑花》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