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近年来正引起云南文坛某种程度的关注，现在提起曲靖文坛，并把它置入云南文坛的整体来谈论，已经不是陌生的话题。我们有必要对曲靖的青年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作一番评析。
曲靖青年作家的作品在题材取向上与一般被人们称之为“边地小说”的作品有明显的差别。尽管“边地小说”的称谓尚很含混，但以近年来被冠以“边地小说”发表在《大西南文学》和《滇池》上的多数作品论，可以发现“边地小说”除了地域的“边地”含义外，一个基本的特征是它在题材取向上的猎奇，以怪诞、神奇、蛮荒、偏远等因素构成其独特的边地色调。出自曲靖青年作家之手的小说，尽管也带有滇东这一“边地”地域的特点，但由于滇东这块凝重的红土相对云南的其他地方开发较早，且自古为内地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由来已久，因而它的纯粹的“边地”色调早就被撕扯得七零八落。即使有人非得在滇东的人文环境、地理环境中求得一种与滇西等地相似的边地效应，也免不了要搜肠刮肚。一句话，滇东与纯粹的“边地”是有差异的。滇东这方面可以说是先天不足。虽然由曲靖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在《大西南文学》和《滇池》发表时也屡屡被冠以“边地小说”，但这些作品与多数“边地小说”或者说人们印象中的“边地小说”差异依然明显，充其量至多能算作“泛边地小说”而已。
曲靖以吉成、段平、吕克昌、孙道雄、孙学礼、张中彦、许泰权、陈锦琳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作家，在小说题材的选择和表现上体现出一种惊人的真实。或许是由于没有多少“奇”可猎的缘故，这些青年作家在确定自己作品的题材时，不得不更多地从生活的真实图景中选择具有浓厚的文学意味的人和事，然后进行真实独到的表现和刻画。这很让人想到“老实”——老老实实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写作。很难简单地对此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因为说到这里时我很容易就想到一些文友对云南文坛的这样一种评价——云南作家太老实，占有的素材一大堆，写起来往往一下就全都抛出了，并且不一定写得好。也许，这确实是云南文坛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点，曲靖的青年作家们在这一点上自然也是难以“免俗”的。
不管怎样，曲靖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在选取题材和表现对象时，确实是基于一种生活意义的真实。他们笔下所写的，往往是他们所亲眼见到、亲自感受到的生活，是他们萦怀心际的一般人都熟知的生活事件、生活现象。吉成、吕克昌、孙道雄等人的小说创作所体现出来的良好而出色的耐性，有时简直让我们吃惊。就好像他们从来用不着着急，只消慢慢写来，慢慢地营造就行了。其实这只是表象。能从平凡中写出好作品，对作家来说绝对不是件轻松的事。
吕克昌曾在一九八八年五月号的《滇池》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牛魂》的短篇小说。这篇作品以以宽老汉舍不得让儿子卖掉已和自己一样衰老的水牛黑牯作为线索展开故事，既没有在其中添加什么离奇古怪的事件，也没有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去大肆渲染牛和农耕之间那种漫长的渊源关系，编造一些诸如人的异变、牛的神性之类的神话。它只是真真实实地写牛，写以宽老汉渗透到骨髓的对牛的爱。生活意义的真被艺术地呈现出来，并且传达出一种艺术的震动，不得不说这种笔调的“老实”同时也是深刻的。
在题材的选取和确定上同样体现出极真实的意义的，是孙道雄发表在《滇池》一九八七年一月号上的短篇小说《下花山的羊老板》。这是一篇几乎和生活的原生态完全等同的作品，真实而舒展，朴实而极富文学意味。作品中的三寿老者放了大半辈子羊，是远近闻名受人尊敬的羊老板。包产到户后，集体的羊群同时也分到各家各户，三寿老者无羊可放，只得改行当“牛倌”。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留存着对羊的怜爱，对秋末冬初赶着羊群千里迢迢“下花山”艰辛潇洒、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怀念。为了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羊群并赶着羊群最后南下一次花山，三寿老者倾尽全力，甚至不惜卖掉“寿材”买了三十只羊，衰老然而却精神爽快地“下花山”去了。三寿老者以他独特而执拗的方式实现他的生活信念，实质上是追踪他心目中完满而充实的人生至高之境。虽不无凄婉，却是令人感奋，让人深思的。《下花山的羊老板》就是这样朴实干净、真实自然地掷给我们一次人生的醒悟，将三寿老者这样的乌蒙山人的内心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应该说这其中所透露出的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我们欣喜的。
注意从平常人、平常事亦即生活的原生形态中挖掘出生活和艺术的底蕴，这确实是曲靖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所显示出来的一个突出特征。虽然并不是曲靖所有的青年作家或者每个作家的每一篇作品都能在这方面处理得很完满，但却使人从中窥到一种艰辛却不媚俗，不取巧趋时的文学的可贵气质。用不着怀疑，这一点正是曲靖文学得以站稳脚跟，并稳步向前发展的根本所在。
曲靖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来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浓厚的环境意识。由于曲靖自古为内地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为深远，因而它的被开发的程度远较偏远、闭塞的“边地”为早。滇东有它明显区别于其他“边地”特征的自然环境。泥石流、花岗石构成的巨大的石壁、夹壁似的一线天般的峡谷世界、浑浊湍急的金沙江、绵延耀眼的红土地、乌蒙山一望无际高低不平的山脊……往往构成曲靖青年作家的作品独特的环境、独特的人物活动的氛围。并且，作为沟通内地与边地联系的枢纽，中原文化给滇东带来的影响及其体现，也往往以物化的形式在曲靖青年作家的作品中显现出来。像瓷器文化的传入，某一姓家族古老渊源的追述，碑刻墨宝之类。滇东高原诸如此类的环境特征及地域色彩，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曲靖青年作家的创作走向自成一格。
在曲靖青年作家中，吉成、孙道雄、孙学礼、许泰权、张中彦、陈锦琳等人的作品所体现出的环境意识最为鲜明和突出。吉成一开始进行小说创作，就从描写生他养他的那个特定的小山村的人和事入手。他写山村妇女曲折坎坷的命运、写农村中陈旧的落后意识和势力、写新一代农村妇女走向新生活的过程……无不与他所熟悉的乌蒙山中部的某个具体的山村环境有关。尤其是能够代表吉成创作成就的那类作品，环境因素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个太阳照着的峡谷》中那种特定的自然氛围及其曾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生过的红军长征过云南的事件，是这篇作品获得成功的基础。红军长征过云南的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然而在这篇作品中，在主人公船大爷狗狗的记忆里，一切似乎都没有过去，一切似乎都永远固定在那间江边的小屋里，一切似乎都凝固于那个美好的瞬间了。船工狗狗几十年一直在等待着那个美好的许诺，这种等待正像那块矗立在江心的巨石似的，经久不动，不变，始终如一。这种对一种新生活境界的持久的期待之心，放到那一条幽深轰响的峡谷中颠簸磨炼，令人惊异，令人感叹。《三个太阳照着的峡谷》正是以一种综合地理、人文、人物命运于一体、一炉的特色，出现在一九八七年的曲靖文坛乃至云南文坛，赢得了它自己应有的地位。
陈锦琳较有影响的中篇小说《石山中的人家》，也是一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作品。这部中篇小说将人物的命运和自然环境的恶劣艰险紧紧联系在一起。自然环境的艰险和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械斗共同对人物的命运构成巨大的制约圈。在这里，环境成为促进作品主人公水妹生存意志形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正是在这种险象环生的自然环境中，主人公水妹命运的坎坷，她的独特鲜明的个性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可以这样说：正是滇东北特定的地理环境为这篇作品所提供的生存背景，使这篇作品具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新格调。
许泰权的“珠江源的山民们”系列作品，显示出来的环境意识较为独特。在乌蒙山这一大的地理环境、自然背景之外，许泰权的一些作品触及滇东高原悠久的历史积淀，中原文化对边地的渗透及其遗留下来的文化形态。在《月州纪事》这样的作品中，瓷器制作工艺的传入不仅给月州这样的小镇带来一种新的谋生手段，更重要的是瓷器工艺的传入在这里具有一种明显的暗示和象征。尽管许泰权目前尚未以这一点作为突破口让自己的笔触深入到滇东这块土地的深处，但多少已经有所触及。许泰权作品中的地域色彩一直都比较浓。《乖狗》、《佬桃儿》等，作品中的人物多具有明显的山里人的个性，然而又不是很简单的山里人，而是带着很明显的传统文化影响痕迹的山里人。实际上，许泰权如能围绕这一点不断地深入下去，他今后的创作当会有更大的发展变化。
取材的朴实和具有浓厚的环境意识，使曲靖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在逐渐摆脱盲从、随大流等弊病之后开始形成一种互相补充互相映衬、整体性很强、地域特点自成特色的大体一致的小说格凋。这种格调正逐渐被人认识，为人所接受。从这一点说，曲靖的青年作家们是值得骄傲的，曲靖文坛也应该为此感到自豪。
1990.8.3于曲靖
（原载云南省作协《文学界》1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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