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自我的困难

对于物质世界，人们似乎已经有明确的看法。山石草木，日月江河，以及我们的身体都是物质。如果一切都是物质，精神是什么？

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是什么？作为物质的我们的身体，每日每时都发生着新陈代谢，我们生下来的时候身体的细胞，绝大部分都已经死亡，现在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都是后来随着我们的生长被吸收到体内，并很快将会离开我们的身体，被现在可能在食物中、在空气中或者在某个罐装食品生产线上的一个螺丝中的物质所替代。那么，是什么保证“我”能够在物质的转换中保持为原来的“我”？

如果我们想知道什么是“我”，可以采取逐步排除“非我”的办法来逼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显然不是“我”。我们说：这是我的杯子。杯子是属于“我”的，但杯子不是“我”，当这个杯子粉碎之后，“我”还是“我”。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我”的手。手当然也不是“我”。但是，手是“我”的一部分吗？通常我们认为，手属于“我”，当“我”失去了“我”的手，比如截肢或者换一个手之后，“我”还是“我”，我的身体失去了一部分，但是“我”并没有改变。用这种方法一直排除下去，我们可以把手，脚，四肢，五脏六腑等逐一排除在“我”的外边。但是，如果我们把大脑也排除之后，“我”是否还是“我”？现代人认为大脑是思维的器官，大概也认为它是“我”的居所。那么，“我”是大脑的一个功能吗？“我”能够等同于“我”的思维吗？

如果“我”的载体只是大脑，或者说大脑是“我”的物质部分，身体其它部分的切除应该对“我”不构成影响。就如同一台计算机，更换电源对原来的程序不会有任何影响。不可能重新开机后，发现屏幕保护程序被替换了。但是，有病例表明，做换心手术的病人，换心后的性格发生了变化，并表现出心脏提供着的心理态势，比如吸烟，嗜酒，左撇子等。就如中国古人所说：心之官则思。心脏原来主人的性格通过心脏影响了接受心脏的人，这意味着“我”不仅仅与大脑有关，也与心脏有关。既然与心脏有关，是否与手和脚也有关系？对此，我们已经不敢作出截然否定的回答。自我意识是思维是前提，也是生命存在的前提。但是对自我的界定至今也还不明确。

在所有关于物质世界的规律中，我们所探讨的都是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涉及到人时，也是把人视为物质。比如人推车，是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人为什么推车，人选择怎么样的方式推车，则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当推车人发现前方出现一个障碍物，他会选择从左面绕过去还是从右面绕过去。当他作出决定后，他的决定通过脑神经传导手及全身各部位肌肉，推动车子完成这个动作。在这个过程中，肌肉的运动，肌肉与车的作用都是属于物质与物质的相互作用。但是，最初这个命令从何而来，这个命令如何推动神经元驱动肌肉，是否还可以说是物质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如果是，这个最初的物质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是否可以说精神可以与物质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精神驱动神经元与我的手指敲击键盘有什么区别吗？如果这个精神能够驱动体内的脑神经元这种物质，那么它是否可以直接驱动身体外的物质，比如用意念折断一根火柴？

一群白蚁，可以建造出一座恢弘的白蚁宫殿，这种建造被人类认为是在本能的指引下进行的。每一个白蚁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它们却共同完成一个工程。那么，一个白蚁能否算是一个生命个体？或者，一个白蚁只是一个大的生命的细胞？这样，一个白蚁不存在“我”，一群白蚁的集合才存在一个“我”。对人而言，当我敲击键盘的时候，“我”知道我在作什么，但是，我的每一个细胞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就像我所敲击的键盘也不知道计算机在执行什么任务。如果细胞也存在一个“我”，那么，细胞这个“我”与“我”完全没有关系。一个人和一群白蚁都有一个“我”，所不同的是，一群白蚁的各个部分是分离的；而人的各个部分是集合在一个人体之内的。但是，人是必须集合在一个人体之内吗？人不能像白蚁群一样各个器官分离开来吗？计算机的各个部分就不必集合在一个身体内，它的各个部分可以分离得很远，只要其各个部分之间保持足够的联系，完全可以主机放在一个国家，打印机放在另一个国家，也就是说计算机的主体可以消失。作为主体的人，按照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hnn Gottlib Fichte，1762—1814）的意见，应以区分“自我”和“非我”为思考的前提，那么科学该把“自我”与“非我”的界限划在哪里？

人类对自身灵魂深处的探索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果以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建立心理学实验室作为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标志，那么人类对于精神世界的真正科学研究不过百余年。心理学研究的进展并不顺利，至今也没能建立起像相对论、量子论和基因论那样的能为学术界公认的基础理论。近一百多年来的心理学，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乃至数学的成功进展影响下，其研究方法一直追寻着实证科学的时代潮流。19世纪末，冯特受化学的“构造分析法”，把意识经验分解成少数基本心理要素，并按“心理合成律”合成人的心理活动。20世纪初，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通过精神病治疗发展出“精神分析法”，把人的个性结构区分为无意识的本我、有意识的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以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说明人的心理过程。1930年代，数学方法被引进心理研究，赫耳（Clark Leanard Hul，1882—1952）创立了心理学的“假说—演绎”，按照几何学的方法演绎出一系列的心理定律。1940年代，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将数理逻辑引进心理学，发展出一种“两难判断法”，以两难命题测试研究对象的判断。二战后，以信号检测的实验方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认知心理学，发展了统计溯因判断法。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导致人脑与电脑类比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将电脑程序功能和人的认识工程加以比较。

心理学研究的诸多实证方法，的确带来了心理学多方的进展。例如，卡尔门（Hartmat Paul Kallman，1896—1978）和西尔斯对早期智力超常问题长达50年（1921—1972）追踪调查，确认了一个人的早年智力测验并不能正确预测晚年的工作成就，推翻了对智力超常儿童的误解和偏见。但是，在心理学研究对象问题上却一直没有达到共识，以致学派林立。在一百年之前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说，心理学所达到的水平不过是描述性的分类和推理，还没有找到推理的前提，心理学还不能认为是科学，而是一种“科学的希望”。一百年后的今天，心理学似乎仍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缺乏形成统一规范的理论核心。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心理学家斯塔茨（A.W.Staats）认为，心理学正遭受分裂的危险，心理学成果的不一致使得它只能是一种“可能的科学学科”。只是在脑神经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得到充分发展以后，对思维或精神现象的研究才突破了心理学研究的传统。通过大脑思维功能的机械模拟和脑神经系统探察，多学科合作的认知科学正在艰难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