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工大这五年

6543班　马英

我于1965年9月从北医附中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化工系。当时《招生简章》明确写着：“北京工业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旨在为首都建设培养高等技术人才。”而从1965年到1970年，我在北工大经历的并非工程师的“摇篮”，而是“文革”中全社会的“大摇动”；并且在毕业后也不是为首都建设服务，而是被“大拨轰”地分配出了北京。

以下记的是我在北工大这五年中每年最难忘的几件事情。

进入北工大的入学教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李晨校长说，北工大的目标是建设成为莫斯科大学那样的北京市的大学。所以，北京市政府在位于远郊区的怀柔县后沙峪规划了一大片土地为校址。前几届的学长们都是把建校劳动作为入学第一课，我们自然也是如此安排。

由于建校工地条件有限，等轮到我们化工系65届新生入驻的时候已是1965年的12月。怀柔后沙峪的校址选的是大山脚下、临近河滩的一块荒地。到我们去的时候，一座大桥和一条马路已经建设起来。我们住在村里老乡的家里，吃的是学校自办的食堂。

与宏伟的北工大校园规划蓝图有天壤之别的是这里农村的环境。全村几乎都是文盲，一个能记账的会计也选不出来；普遍的贫穷造成大量近亲结婚，结果是呆傻与畸形的人比例很高；甚至还有光棍兄弟俩共娶一个媳妇的事情。而这里距北京市区还不到一百公里。

尽管是这样一个贫困落后的农村，但是搞阶级斗争却一点不落后。按照当时全体村民的经济状况，应当说找不出属于地主和富农成分的人。可是，村里的批斗会还是照样组织。隔三岔五的晚上就有批斗会，批斗的对象是村里的“坏分子”。

一个姓魏的老头成为了斗争的对象，其“罪行”是为光棍的儿子“抢”了一个媳妇（听说是彩礼上有纠纷）。批斗会上，被动员发言的老乡们，拉着当地口音的长腔，说来说去也就是一句话“他呛（抢）——勒（了）俺们家的夫（妇）——女。”我们同学们是来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的，于是，就跟着高呼口号，有的小孩还向他扔石子……

我们参加的建校劳动就是搬砖盖房。盖的是将来给建筑工人住的平房宿舍；由当地老乡做我们的技术指导和思想教育的老师。我们班有一位印度归侨同学，穿的是瘦腿裤，他上房干活有些不方便，于是就成为了“需要通过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接受教育”的一个典型事例。

一个月的建校劳动很快结束了。要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深刻的印象，恐怕还是当地老乡那浓厚的、拉着长声的口音。

正规的课堂学习终于开始了。这一年的主课有四门：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无机化学、俄语。作为化工系的课程，无机化学无疑最为重要。系主任刘天齐为我们讲了第一课。他以浓厚的山东口音说，无机化学就是“三酸二碱”。你们看到窗外远处的大烟囱了吗？那是北京化工二厂。你们明白了这大烟囱的道理就学好、学成了。

讲俄语课的是一位年轻时髦的男老师。他留分头上头油，穿着一身像是今天立领装那样的服装（当时称为“青年装”），戴一副黑边方框眼镜。一开课，先用中俄双语朗诵了一段诗：“在列宁格勒有一个青年，他留着普希金式的卷发，走在涅瓦河畔的大街上……”结果，他第一个获得了我们同学起的外号——“列宁格勒青年”。

正是在这位俄语老师的教导下，我的俄语水平提高很快。到第一学年结束时，我已经通过了“过关考试”，即一小时可以带字典翻译俄语两千个印刷符号，被允许学习第二外语了。当时在我们班，包括我在内只有两人。然而，随着“文革”风暴的到来，这一切都被席卷与荡涤。

在北工大的第二年是“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时期。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

1966年8月18日的“文革”大游行。如果查看历史图片，作为“文革”标志的大都使用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游行队伍扛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大字标语牌的那一张。而扛此大标语牌的就是北工大的队伍，而且在标语牌后边队伍里就有我。

为了这次游行，我记得同学们是凌晨1点从学校集合出发，用大客车拉到永安里，然后步行到天安门参加“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再游行通过天安门到西单，经前门步行返回学校。那天，等我走进学校的大门，腿都已经抽筋了。

1966年10月在学校接待大串连。1966年8月18日大游行之后，我和几个同学结伴到南方大串连差不多有一个月，然后又在北工大校园内接待大串连。那时学校教室里住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初中、高中、大学的都有，还有带着小学生的弟弟妹妹的。学校食堂对他们免费开放，以致我们开饭时拥挤了许多。

有一个上海的初中生，年纪不到十五岁，绿挎包里鼓鼓囊囊的竟是一个骨灰盒。原来，与她同到北京来的同学因为大脑炎刚刚死去。为了不耽误在北京“闹革命”，她就带着骨灰盒往返于天安门、各高校和北工大。我劝她早点儿回去。她却笑嘻嘻地说：“我就是要她和我一起去见毛主席！”

1967年5月19日悼念张、王两位同学。张玄杰、王俊英二人都是比我高几年的其他系同学，我与他们并不熟悉，且“文革”期间的观点也并不很一致。但是，当听说他两人在四川宜宾为制止武斗身亡，还是很同情，况且当时在学校里得势的一派已经营造出非常悲怆的气氛。我在5月19日写下了一首诗：

悼张玄杰、王俊英

巴山蜀水号角鸣，枪林弹雨宜宾城，
翠屏山下洒热血，悲歌天上说杰英。
东风吹扫残云尽，战旗飞舞满天红，
青春贡献当无悔，激情震荡我心中。

1967年夏秋之际，在激烈的“文攻武卫”之后出现了一批“逍遥派”，但我还应算作是“积极的逍遥派”，即不参加派系斗争，只进行理论学习。

我参加了一个“战斗队”，“战斗”的内容是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进行革命大批判。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系统的、全面的，所以就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武装，就要进行理论学习。当然在这样的旗号之下，其他的书籍也会找来阅读一些，譬如《第三帝国的兴亡》《赫鲁晓夫主义》《叶尔绍夫兄弟》等。

1968年秋和同学在香山公园“鬼见愁”留影（左二为作者）

除此之外，更让我感兴趣或者说更有些策略性的理论学习则是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由此进行科技方面的知识学习。我先是参加了一个由高年级同学发起成立的“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后又独立出来成立了自己的“哲学小组”。而且就是在这样两个学习小组里，我结识了一位学长——6315班的陈泽炎，他就是我的先生，我们结婚至今。

更值得一提的是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从那时起到1968年8月工宣队、军宣队先后进校，出现了半年左右的宝贵复课学习之机。至少此时学习相关科技知识可以算作比较“名正言顺”的了。

记得当时的复课也是勉勉强强——课程残缺不全、学习断断续续、班级人员散乱。我听过的讲课好像只有机械制图和化工流程，而且老师还都要结合“革命大批判”和工人阶级的“生产斗争实践”来讲。

然而对我更为有用的还是复课名义下的自学。在这段时间里，我看了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教科书《分析化学》和汪晓兰教授主编的《有机化学》。尽管只能是了解个大概，但毕竟算是与一年多前的正规学习呼应上了。等我再次接触这两门课程的时候，已是三年之后在工作单位的化验室里和十一年后在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的进修课堂上。

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事件，打仗的气氛一下子扩散开来。到了当年10月，实行战备疏散，我们全班同学于12月初再次来到怀柔县，具体地点是杨宋各庄。此时距1965年12月在怀柔后沙峪的建校劳动，已时隔四年。

又是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又是学校起伙自办食堂，但这回住下的时间可不是一个月，而是半年多。四年前，在怀柔参加的还只是村里的“阶级斗争”，此时却是面对自己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杨宋各庄与后沙峪相距不远，经济条件比那里略好一些。这里在“文革”期间最大的收获恐怕就是人口的增长。我所住房东家的大嫂姓蓝，三十出头的人却已经有三个孩子，此时又有了身孕。和我们一起劳动的另一位年龄已近五十的老大嫂，更是“6＋1”的水平：六个孩子在眼前转，一个孩子在肚子中。

老大嫂也真是不容易，和我们一起干拔草的活时，挺着的大肚子使她难以蹲下，她只能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往前挪。问她为什么还要生？她一脸无奈地说：“没法子呀！这是老天爷给的。”

还有更惨的是我们隔壁的铁匠家，他生了四个女儿后非想再要一个儿子，当怀疑妻子怀上的又是一个女儿后就设法自行堕胎。结果大出血，也没能及时送医院，就死在家中。当时正是一个漫天大雪的冬夜，钉棺材的声响夹杂着孩子们的悲惨哭声，使我们灯下的“毛选”学习会也不得不中断下来。

为了增近与贫下中农的感情，我和三位同学带着五斤挂面来到了后沙峪，看望当年的老乡。房东家的大女儿去年十六岁就出嫁了，现在怀抱着一个瘦小的婴儿在娘家。房东用烙大饼和摊鸡蛋来招待我们，可当我们看到房东四个小孩子眼巴巴看着我们咽口水的样子，又听大女儿说，白面和鸡蛋都是借来的，他们吃的还是野菜、窝窝头时，我们又怎么能吃的下去呢？于是，我们把身上所带的几元钱和几斤粮票全都留了下来。

下地劳动既是艰苦的，也是充满激情的。种水稻从插秧、挠秧、割稻、打稻、脱粒、扬场、装袋、入仓，我们干了全过程。插秧在3月底，光腿光脚踩在带冰碴的泥水里，说不累那是假的。但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一咬牙也就挺了过去。最可怕的还是6月中的挠秧，上面太阳烤，下面臭气熏。光是在水稻田里克服对蚂蟥的恐惧，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绝好题材。可以说每个同学都有被蚂蟥叮了的经历，往往是四五条蚂蟥同时叮在光腿上，疼得钻心。用手一拔，半截虫子留在皮肉里，血水直淌。还是老乡有经验，告诉我们要用鞋底子拍，用烟头烫，千万不能用手拽。

寒冬腊月庄稼收割完毕，男同学作为壮劳力走上兴修水利的工地，挖水渠、修堤堰；女同学负责挑热水、送午饭。这里正是表现干劲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大课堂，随行的军宣队和辅导员更是不断提醒我们要在吃苦之中提高觉悟，把对毛主席的忠心落实到一锹一镐的实干中。

当时，我又写了一首诗：

初冬挖河

燕山峰顶饰银冠，河川两岸歌声传，
破冰踏水腿脚冷，斗私批修心里甜。
晴日彩旗随风舞，夜晚篝火映红天，
若有大禹来相问，当今英雄战犹酣。

1970年8月北工大65届学生由住校军宣队负责毕业分配。我的去向是到山东，并从此与山东结下不解之缘。

毕业前我从未去过山东，不过在全国造反派闹夺权的时候，我却听到过关于山东的三句顺口溜：“山东大地坑连坑，黄河两岸铁壶声，胶东半岛买花生。”说的是，担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的军代表王效禹是个麻子脸；济南市革委会主任原来是焊洋铁壶的；青岛市革委会主任原来是卖花生的。我真佩服山东人的智慧与幽默。

在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们都表现得热血沸腾。大家口中喊的、黑板上写的、墙上贴的都是决心和口号：“一颗红心献给党，一生交给党安排！”“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四个面向！”

找我谈话的是军宣队的一个排长，他眨着含笑的小眼睛，亲切地说：“马英，别人去的可是苦地方，而你去的是山东鱼米之乡微山湖畔啊！”

于是，我和同班同学尚淑霞，以及同校机械系、电机系、化工系、土建系总共45名毕业同学乘火车到济南报到，听从省里再往下分配。结果10人去鲁中，20人去鲁南，我等15人去了最为贫困的鲁西北（根本不是什么鲁东南的微山湖）。

次日出发，四小时从济南到了聊城，向地区教育局报到。接下来15人又被分配到15个县。我去的是高唐县，这是《水浒传》中小旋风柴进住的地方。电机系同学去的是武松家乡阳谷县，具体是景阳冈人民公社变电所。尚淑霞留在了地区政府所在地聊城，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教育局长想把她介绍给自己侄子当媳妇。

离别时，女生们都留下了难过的泪水，仿佛生死离别。因为从北京到济南，再到聊城，越来越显落后和贫瘠，而继续前往的县城和村镇，情况肯定更艰苦。此时离家在外、交通不便、身单力薄、孤独无助、前途未卜的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

我怀揣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生派遣证向高唐县工业局报到，被派往高唐县内燃机配件厂。接着赶快与其他同学通信联系。看来，我还真算是幸运的，因为这里毕竟是个有机床设备的工厂，而其他同学有的去了酱菜社，有的去了五金商店，有的去了乡村小学，有的在贵州深山里磷肥厂的工地，有的在太行山山洞里的炸药厂安装雷管。他们在给我的信中说，军宣队把分配地点说得跟花儿一样，全是在骗人！

当时的高唐县已经不再是曾经有过的“金高唐”，1958年的“大跃进”使这里的土地盐碱化非常严重。城南的一湾水完全干涸，湖底上一堆一堆农民扫出来的白色硝盐土像一个个坟堆。土路上是人力板车，上面竖着一个破旧的布帆，这不正是古代就有的“风帆车”吗？而厂里的钢材就是用这样的车运来的。

我所在的内燃机配件厂有一百多人，但吃水还要靠水车从县城里的“甜水井”运来，因为厂里的水井打上来的全是含盐碱的苦水。但即使是拉来的“甜水”也带苦涩味。结果我嗓子哑了一个月，拉稀拉了一个月，才终于服了这高唐的水土。

在工厂三顿饭都吃食堂，早上窝头、咸菜，中午窝头、熬菜，晚上窝头、咸菜；到节日能见点油和肉，大家可高兴了。窝头颜色发黑，是有黑豆面掺入；菜是萝卜白菜，为当地所产。开始我吃得很少，但干体力活也开了胃口。一年后，我脸色虽黑，但身体却胖了些，大师傅见我都说：“还是我们高唐的窝头养人吧！”

我是1979年6月离开高唐调回北京工作的，那时已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待我2004年再回高唐之时，“金高唐”才真正名符其实起来。

附：　水调歌头·贺同学重逢

（2010年10月20日）

毕业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半百生涯回顾，
激情涌心田，酸甜苦辣尝尽，更有辛劳艰难。
求知永不闲，长得书生气，生活多勤俭。

凭双手，创财富，青春献，祖国山河壮丽，
有我血和汗，同学今朝集会，欢声笑语不断。
沧桑换新颜，青丝染白发，回首忆当年。

马英，1946年11月生，中共党员，已退休。

1965年9月—1970年8月　北京工业大学化工系6543班；

1970年9月—1979年6月　山东省高唐县内燃机配件厂技术员（1978年至1979年，在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进修）；

1979年7月—1987年7月　机械工业部生产调度司设备动力处、安全生产处助理工程师（1985年1月至1986年1月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英语）；

1986年7月—1987年7月　参加中央讲师团，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淮滨县任教师进修学校英语教师并担任讲师团支队长；

1987年8月—1990年5月　中国石油化工设备成套公司化工工程部工程师；

1990年6月—2002年11月　中国通用机械工程总公司化工工程部高级工程师；

2003年9月—2004年9月　受聘于中国机械设备成套公司“缅甸北郸邦腊戍化肥厂”工程项目任技术专家；

2007年8月至今　在所住西城区广外朗琴园社区担任老年英语班义务授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