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外公的报导

当我十七岁时，我外公死了。听我母亲说，外公从来没病过，只是到了晚年头脑有点不清楚。五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这指的是什么。

外公的父亲死得很早，为了给这个死去的养家人送葬，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个衣柜卖掉，就是地底下的那一角也不是白给的。外公的母亲带着外公在缝纫机旁苦度了十年，她长年累月地在昏暗的灯光下给人缝制衬衫，到第十个年头，一开始她看不清针眼，然后是看不清缝制了一半的衬衫，最后就连灯光也看不见了。医生让她开刀，但又无法搞到开刀的费用，只得打消了开刀的念头。我的外公就像照料孩子那样照料他的瞎母亲，一直到他十四岁时他母亲死去为止。

外公在一个鞋匠那里当学徒，这样就可以挣到一点零花钱。他经常挨饿，这对他来说好像是家常便饭，可他还经常挨打，他的师傅把当年学徒时受到的待遇原封不动地用到他身上。被打的人学会了逆来顺受，有时忍不住要回击一下，但总会打偏。外公不是个能干的人，他连师傅都没当成，因为他付不起考试所需的费用。他当了鞋厂的工人。

二十岁时他结了婚。他的妻子是一名富农的女儿，但没有带来任何陪嫁，因为富农反对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很早就熟谙挨饿艺术的他也把这份能耐传授给妻子，而她也学得不错。他俩有过十个孩子，其中两个很小就夭折了，另外八个总算被他俩养大。只要一提起她的童年，我母亲总喜欢讲那条咸鲱鱼的事。拴在一条长绳子上的咸鲱鱼从小屋的屋顶上倒挂下来。这条鱼要挂一个星期，每到发工资的那个周日就会换一条新的鱼挂上。每天要举行三次的仪式是全家排成一列从鱼旁走过，每个人只许咬一口。

鞋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破产后，我外公开始干修桥的活。有一天他从脚手架上掉进了干涸的河床，从那以后他就被解雇了。不久，先后有三个工人从同一个脚手架上掉下来。两个人被解雇，第三个人当场摔死。那两个人去打官司，结果是，建筑公司搭脚手架时省了太多的木头，所以应赔偿损失。第三个人则被证明是自己的疏忽所至。有人让我外公也去告建筑公司，但他却说，他不想与人争吵。二十年后，只要天气一发生变化，他的背就会痛起来。可他却说：凡事都有好的一面。对这句话他可是身体力行。被迫吃干面包他认为是好事；失业了会有时间去采蘑菇；当计件工就不会有时间去胡思乱想；一打仗所有的人都会吃亏。（没人让他见过摆满山珍海味的餐桌，就是让他看了，他也会视而不见。）

1918年后那段混乱的日子里，萨克森的工人也奋起争取更好的生活，可他却在给那些罢工工人补鞋，活像一个罢工破坏者。他是个叛徒，但又是个勇敢者，因为在他那儿补鞋收费最少。厨房的一角是他补鞋的地方。那时只要他妻子请求他，他也会跟她一起上教堂，尽管他觉得这毫无意义。

当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后，星期六他也开始喝酒。他觉得喝酒很便宜，因为他喝不多。

他没有支持过希特勒。当不支持希特勒会带来危险时，只要他对某件事看不惯，他就会说，希特勒本人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当我父亲因不满希特勒的新制度而第二次入狱时，外公说，他为什么不闭上嘴，他应该闭上嘴，这是对大伙儿的要求。我至今还记得，八岁时我在他那儿过假期，有一天我把十几个钉子钉在地板上。外公走了过来，把钉子拔了出来后又把钉子笔直地钉到地板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虽然当时很难弄到普通的钉子，因为铁都用来制造那些能穿透人皮肤的飞钉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艰苦岁月的头几个月里发生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我的一辈子忍气吞声的外公到了晚年却失去了忍耐心。从我外婆给我母亲的信中可以感觉到她害怕上帝会惩罚她的丈夫。她写道，他正在作孽。她说，她要与他分手，因为她不想与他一起受到上帝的惩罚。这不是什么可鄙的事，因为她更害怕地狱。我母亲的兄弟姐妹则觉得这事太滑稽可笑。我大舅在信中写道：父亲的头脑已经有点不清楚，所以他才只想自己，似乎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譬如，他非要吃黄油，可以前有黄油时，他只吃人造黄油。这太可笑了，就像个孩子。他不相信他妻子的那点钱买不了黄油，他说，是她不愿意买，她小气，她不愿意满足他的任何愿望。母亲很痛苦。他还骂她，这可是从没有过的事，过去他一向十分谦让。

那时外公常说：“我一直是个好工人，所以在一个工人国家，我必须过上好日子。”他不明白，为了消除过去那种逆来顺受造成的后果，是需要耐心的，因为太多的人多年来容忍了太多的东西。

到现在为止我还能看到他临终时那张满是皱纹的孩子脸和那种浑然不觉的满意神色，那时我呆呆地望着一个完蛋了的小丑的那副严厉的怪相，望着他，我的外公——萨克森地区的工人，死于1946年，享年七十五岁，死亡原因：不能继续忍受逆来顺受造成的后果。

李健鸣　译

翁贝尔托·艾柯（1932年生），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作家。代表作有《玫瑰之名》、《福科摆》、《昨日之岛》、《伦理作品五篇》、《谎言和讥讽》等多部小说、杂文随笔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