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特尔太太谈打牌

“亮亮堂堂的炉火，一尘不染的地板，规规矩矩的牌风。”这是莎拉·拜特尔老太太（现已与主同在）的生平大愿，——除了祈祷之外，她的爱好就是认认真真打一局惠斯特（一种四人双打的牌戏）。说到打牌，她可不像有些玩家：你要三缺一，他就凑一手，打起牌来不冷不热、三心二意；他们说，光赢没意思，所以喜欢先赢一盘儿，再输一盘儿；还说，在牌桌上可以惬惬意意地混过个把钟头，不过，不打也没啥关系；他们还老盼着对家出错一张牌，收回去，再打另一张。这些混闹的人是牌桌上的祸害，很叫人讨厌。一只苍蝇能坏了一锅汤。对于这样的人，只能说：他们不是打牌，而是把打牌当作儿戏。

莎拉·拜特尔可不是那种人，她跟我一样讨厌他们，而且是打心眼里讨厌；除非万不得已，不愿跟他们同桌打牌。她喜欢的是一丝不苟的牌友、出手不回的对家。她既不接受别人让牌，也不给别人让牌。她最烦让来让去的。有牌，她绝不窝在手里，可是，打出去如果正合对方心意，也非让他付出最高代价不可。她要打，就狠狠地打：你砍过来，我刺过去。“像个舞蹈演员似的”，拿着宝剑（她的牌）虚晃两下，她才不干。打牌的时候，她身子坐得笔直，不让你瞅她的牌，也不看你的牌。人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某种迷信。我听她私下里谈：她打红桃手气最好。

在我一生中最好的岁月里，曾与莎拉·拜特尔多年相识。我从未见她临出牌之前先掏出鼻烟壶来闻一闻，或者正打着牌却去剪剪烛花，或者不等一局结束就按铃召唤仆人。打牌当中，她自己不说闲话，也不许别人乱扯。她斩钉截铁地说：打牌就是打牌。她那脸上一向带着上世纪人的那种文雅表情，可是只有一回我见她真动了气，那是因为有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绅士拿架子，别人好生敦劝，他才答应凑一手，可又老老实实说出心里话，说什么：在正正经经读书用功之余，偶尔涉足于这样的消遣，散散心，倒也无伤大雅。她无法忍受别人这样看待她那倾注了全部聪明才智的高尚事业。打牌，是她的正事，是她的天职——为了这个，她才降生到人世上来，打牌之余，她才随便抓一本书——散散心。

她最喜爱的作家是波普，最喜爱的作品是波普的《鬈发遇劫记》。一天，她应我的请求，同我在一起，把那篇诗里写到的那种叫“欧姆巴”的有名打法（一种三人单打牌戏）表演一遍，还把“欧姆巴”和“特拉德里尔”（另一种三人单打牌戏）两种打法的同异好心好意向我讲解一番。她讲得贴切生动，我听完，把她的讲解大意写下来，送到鲍尔斯先生那里去——不过，送的时间晚了一点儿，恐怕来不及用进他对波普那独出心裁的注释里去。

她常向我提起，一开始她迷上的本来是“夸德里尔”（一种四人对打、搭档和对家不明的牌戏），可是，到她牌艺渐臻成熟之后，惠斯特完全吸引住了她的心。据她讲，前一种打法不过是些花花点子，表面新鲜，只能唬一唬年轻人；它伙伴不明、翻云覆雨，而惠斯特一旦朋友确定，忠贞到底，最忌反复无常。她公道地指出：打“夸德里尔”，黑桃尖子权力至上，不可一世，而惠斯特与其相反，实行一种纯正的贵族统治，黑桃尖子虽拥有皇冠、殊勋，权力却不得超越其他尖子之上；——“夸德里尔”那种单枪匹马的打法，常使嫩手为之入迷、洋洋得意，尤其是无搭档全赢那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相形之下，打惠斯特事故迭出、防不胜防，难与那样的胜利比肩；因此，她说，“夸德里尔”自然对那些少年气盛之人具有很大的魔力。然而，她又说，只有惠斯特才是稳稳当当的打法，它是细嚼慢咽的正餐，而不像“夸德里尔”，只是东一嘴西一嘴、随便吃着玩儿。一两局惠斯特打下来，一个傍晚的时光也就不知不觉地过去。所以，在打牌当中，尽有足够的时间形成根深蒂固的友谊，结下难解难分的冤家。对于打“夸德里尔”那种临时拼凑、反反复复、变化莫测的朋友关系，她很看不上眼。她说，那些频频的小打小闹，让她想起马基雅维里描写过的意大利那些小邦之间的为时短促、微不足道的小冲突——在其中，立场、派系不断变来变去：今天，是活冤家死对头；明天，又变成甜言蜜语的好朋友，刚刚还在亲嘴，马上又互相撕咬；——然而，打惠斯特，双方的争斗却像古时候英法两大国之间的敌对行动那样：旷日持久，一成不变，根深蒂固，而且理由十足。

对于她最喜爱的这种牌戏，她所倾心的主要是它那浑朴的打法。没有什么无聊的玩意儿，像打“克力贝几”（用木板记分的一种牌戏）时的王牌杰克，没有多余的小零碎儿，也没有什么“同花顺”——这是明白道理的人想出来的最没有道理的点子——以此为理由，谁只要手里攥着几张花色相同的牌，不用打牌，也不管每张牌自身的价值和特点，就算赢了四分！她认为这个太不合理，假如打牌人的雄心壮志不过如此，那就像从事写作的人以能押上头韵为生平大愿一样地可怜。表面的小玩意儿，她不放在眼里，她看得比外表的花色要更深一层。她说，一副副的牌就是一队队的兵；兵，自然要穿自己的制服，以资识别；——可是，倘若有一位蠢乡绅，只让他的佃户们穿上漂亮的红色号衣，却不叫他们排成队伍、上阵打仗，又自称立下了汗马之功，我们又该怎么说呢？——对于惠斯特，她甚至还打算进一步简化；我想，她大概想把有些小花样去掉——由于脆弱的人类对它们宽容和欣赏，它们才附着在纸牌上面。她感到不解：确定王牌，为啥非要翻一翻？为啥不能把某一副牌一直当王牌使用？另外，既然四副牌花点子各有不同，区别分明，何必还要印成红黑二色呢？

“这是因为，我的老太太，人多看看不同的颜色，觉得眼界一新心里才舒服呀。人并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他的感官需要与五光十色的事物多多接触。在罗马天主教国家里，正因为有音乐和图画的吸引，许多人才到教堂做礼拜，而贵教友派会那种反对声色之乐的主张却把他们排斥在门外。其实，你自己也收藏了一大批绘画作品。请你说句心里话：当你置身在桑丹姆必你那图画陈列室里，在凡代克那些格调清新的作品中间，或在保罗·波特的作品之间漫步，难道你就觉不出有一种高尚的快感在你胸中激荡吗？而你几乎天天晚上眼光不离你那一套齐齐整整、漂漂亮亮的花牌，心情何尝不是如此，当你看到了牌上的人物穿着古怪有趣的装束，好像是仪仗队的传令官，——那华美鲜艳、好像是胜利保证的红色牌——那与其恰相对比的、好像具有强大杀伤力的黑色牌——既有‘年迈苍苍、威风十足的黑桃’——也有‘光荣透顶、洋洋得意的方块杰克’！

“这些，自然统统可以省掉。牌上一片光板儿，只要印上字，哪怕什么画儿也没有，仍然可以打。可是，这么一来，美也就荡然无存了。把纸牌上一切可以启发想象的东西完全剥夺一空，打牌就退化成了简简单单的赌博。——想想看，在一张单调乏味的牌桌上，甚至在一只鼓面上，摊开牌就打，以代替那翠色欲滴、简直像一片草地似的漂亮桌毡——那，才是高贵的对手们雄赳赳进行竞技比武的最好场地！——也取消那些雕制精美的象牙记分器——那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上面的符号，他自己也说不清象征着什么，就像那出了名的以弗所工匠，本来要制作女神的神龛，可一动手雕刻起来，却自作主张，完全不顾实际的用处；——难道这些全都不要，改用几小块皮子（咱们老祖先用过的皮币），或者，粉笔和石板！”

老太太听到此处，笑了一笑，承认我的话说得有理。我想，正是因为那天晚上我谈到了她心爱的题目，说话受到她的嘉许，所以，在她去世的时候，我捞光得到她遗赠的用很雅致的赭黄色大理石做的珍贵的“克力贝几”牌板——那是她舅舅（亦即我在另一篇文章里颂扬过的瓦尔　特·普　鲁默老人）从佛罗伦萨带回来的，——除了这件东西，我还得到一笔五百镑的款子。

前一种遗物（尽管我觉得没有一点儿价值），我以宗教般的虔诚心情保存着；不过，说实在话，她自己对于“克力贝几”是从来也不怎么喜欢的。“它基本上是一种粗俗的牌戏”——我听她跟她舅舅争论的时候这么说，因为她舅舅对于“克力贝几”特别偏爱。像“来一盘儿！”或者“有门儿喽！”这一类的切口，她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来。她称“克力贝几”为文理不通的牌戏，玩这种牌让她感到为难。有一回，她放弃了赢钱机会（赌注是五克朗），因为她翻开一张杰克，本来该赢一局的，可她不愿按规定叫一声：“捞他的光，两分！”以享受那种不光彩的特权。如此自我克制，没有极端高雅的派头是办不到的。莎拉·拜特尔是一位天生的贵妇人。

她认为，两个人玩一玩，以打皮克牌（两人玩的一种牌戏）最为适宜，不过，她笑那些术语听起来文绉绉的，什么“始得分”、“再得分”、“全分独占”，有点儿装腔作势。但是，对于两人玩牌以至三人玩牌，她都不大重视。她喜欢的是四人一局，或叫方阵对垒。她的观点是：打牌如同打仗，目的在于光荣的赢钱。打牌，是在消遣的外衣掩盖下的战斗：一人与另一人遭遇，目标太显露了。两人对打，战斗过于紧迫；即使有人观阵，也无济于事，因为旁观者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纵然有人打赌，也无非看个输赢，不会和你心心相印、休戚相关，也不会有人理会你的牌艺。——三人单打更糟，要么像“克力贝几”似的，无所谓联盟，无所谓朋友，只是各自为战、混战一通；要么像打“特拉德里尔”（一种三人牌戏），仅仅是一连串反复交错的卑琐利害之争，朋友之间丝毫不讲信义，联盟也可以随时弃之不顾。然而，在方阵对垒（她指的是惠斯特）之中，牌戏的一切好处都应有尽有。本来，光荣赢钱的刺激，在各类牌戏中都是共通的——但这种好处在其他牌戏当中体现得并不那么充分，因为其中的旁观者算不得参加战斗。可是，打惠斯特的各方既是观阵者，又是参战者。他们四个人组成一个剧场，不需要任何观众。打惠斯特，最忌中立，最忌心有旁骛。由于牌艺精或手气好，你打得出奇制胜，感到踌躇满志，并不是因为身边有人在那里漠不关心地或者有点儿好奇地闲着，而是因为你的搭档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和你休戚与共、息息相关。赢牌，是为了两个人；打胜，也是为了两个人。赢了，两个人高兴；输了，两个人烦恼。失败的耻辱，两人各分一半；胜利的喜悦，则由于二人同心，妒忌自消，因而增加州倍。两人与两人对打，不同于一人与一人厮杀，败了阵也容易稍气，那敌忾情绪由两人分摊，慢慢地就缓和下来。这样，争斗化为文明的游戏。——老太太惯于拿诸如此类的推论来为她那心爱的娱乐辩护。

无论什么牌戏，如果其中虽有机运起着作用，但却没有输赢，她说什么也不插手。她说（看她的推断多么巧妙！）机运，若无其他因素依赖它而存在，是一钱不值的。很明显，这个因素不会是光荣。人，独自也好，当着别人也好，哪怕把王牌尖子翻出来一百次，可是没有人下赌注，那还有什么理由值得欣喜如狂？——哪怕造出十万张彩票来，每张印的都是那个中奖号码，然而并没有奖金，那么，即使人接连十万次获得那个幸运的号码，除了傻乎乎地觉得惊奇之外，又能使人哪方面的天性得到满足呢？——因此，她不赞成在不赌输赢的牌戏中掺入机运。她说那不过是愚蠢罢了，只有傻瓜才会对那种机运入迷。单纯显示技巧的牌戏，也不合她的脾味：打那种牌，如果是为了争赌注，则变成了“整套尔虞我诈之术”；如果是为了争荣誉，又变成了一个人和另一人斗智（比赛记忆力，尤其是组合能力），像是阅兵中的模拟战斗，兵不血刃，无补实益。当然，她想象不出，真正打起牌来，怎么能够缺少那难以捉摸的机运的作用，缺少那幸运的特别光顾？正打着惠斯特，如果同房间一个角落里有两个人下棋，她心里就觉得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反感和厌烦。她说（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她说的话不无一定道理），那些雕刻精美的“城堡”、“骑士”，以及那棋盘上的花样，都完全不适宜，毫无意义。那些激烈争斗一点儿也引不起人的兴趣，根本不必用形象和色彩来表示。拿一支粉笔往冷冰冰的石板上画几下（她常这么说），做那些勇士们的演武场就很合适。

有些脆弱的人反对纸牌，说它们培养了人的不良欲望。老太太反驳道：人本为就是爱赌博的动物，他是一定要在某个方面捞点儿好处才高兴的；那么，玩一局牌把这种欲望排遣掉，算是最稳妥不过的办法了。人打牌时，像是演戏，沉醉在一种短暂的幻觉之中：为了区区几先令的赌注，我们表演得好像在从事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处于这种幻觉之中，我们自以为所作所为跟那些为了皇冠、王国而角逐的人们一模一样。这是一种梦中的战斗，紧张热闹，一场鏖战，而又兵不血刃；动用了不得了的手段，目的却渺小得不成比例；比起许多人正在从事又不自知其严重性的那些人生赌博来，同样有趣，但害处却小得多。……

尽管对于这位老太太在这些问题上的判断力怀着极大的敬意，我还是不得不说：在我生平的某些时刻，不赌输赢，空手玩牌也很愉快。在我生了病，或是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就叫人把纸牌拿来，跟我堂姐勃莉吉特·伊得亚打一局皮克牌——完全为了好玩儿。

说起来不大光彩似地：一闹牙疼，或者脚脖子扭伤了，——这时候，人就锐气顿消，灰溜溜的，只好安于某种卑下的生活动力。

我相信，世界上有一种让病人打的惠斯特牌。

我承认，这种牌戏算不得人类最高尚的消遣方式一为此，我恳求莎拉·拜特尔的灵魂宽恕——她现已作古了，呜呼！我应该向她道歉。

在人病病弱弱的情况下，老太太所反对的种种事项似乎都可以通融了。——拿住三张或者四张“同花顺”，我就高兴，虽然它们分文不值。这时候，我向一种低级趣味屈服了——赢钱的幻影能够虚宽一下我的心。

最近，我跟我那脾气温和的堂姐又玩了一回皮克牌，结果，我一人全胜。尽管我们谁也没有赢一个钱，谁也没有输一个钱；尽管那仅仅有一点儿赌牌的影子——我真不敢告诉你，我是多么愚蠢！我仍然希望这样的游戏一直继续下去——我愿意永远做着这样无补实际的傻事。我们打牌的时候，小瓦壶在炉子上嘶嘶沸腾，壶里煮着温性的止痛剂；牌一打完，勃莉吉特就要把药给我搽在脚上——可是，让它只管在壶里起泡翻花吧，反正我也不怎么乐意使用它。我只想跟勃莉吉特在一起打牌——一直、永远地打下去。

刘炳善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