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在《蚯蚓》(九月十八日本报副刊)里提起了杜鹃的侵略性，这使我从已经快要淡忘了的记忆里想起隋那(1749—1823)的事来。
知道杜鹃是“天生的侵略者”的不多，知道最初发见这事实的隋那这个名字的似乎更少，对于这位人类大恩人的冷淡，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杂文里发过一点感慨：
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鲁迅全集》六，页一四三)
鲁迅先生感怀于屠杀了千万人的拿破仑被后人崇拜为英雄，而救活了万万人的隋那为后人所漠视，所以他说“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还是要毁坏，人们还是要吃苦的”。这句话，奇妙地使我联想到将“天生侵略者”的杜鹃当作赞美之对象的中国的诗人。
隋那发现杜鹃鸟特殊生态于前，发明牛痘法于后，在十九世纪初叶，他也是一个不为“正统派”科学家所重视的天才。他青年时代在故乡高洛士打州的乡村里偶然对于小鸟的生育状况发生兴趣，一直到一七八七年发表震动学术界的《关于杜鹃的报告》，这中间废寝忘餐，对于这种小鸟的生育状态，作了普遍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他发现了杜鹃把自己的卵偷偷地生在雀类的空巢里面，甚至它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雀类，而使它的卵色变化。到小杜鹃由它义母孵成之后，它又天生了一对特别有力的翅膀，孵化后不满一二天，眼睛还没有开，它就会把雀雏背在自己翼上，轻轻地爬到巢边，而把它的义姊妹们摔死在巢外!对于这种特殊残忍性格的揭发，在当时英国的学术界引起了各种的反对和嗤笑，可是，尽管Charles Creighton教授们将他的报告斥为不值一笑的胡诌；丝毫也不足以动摇他调查与研究的信心。——同样，最初发明牛痘的时候，不，一直到牛痘法正式为英国医学界所采用，他得到英王的褒奖，甚至到他临终的时候，反对牛痘接种的呼声还是甚嚣尘上。但，千百年后，反对真理的黯然无光，而隋那尽管不为世人所知道，他已经“不知道救活了多少的孩子”了。
主观主义的空想和科学精神的钻研，是永远不相容的南北两极。不清除主观的独断，不养成调查的风气，我想，“人们还是要吃苦”的。
到明年正月，已经是隋那逝世的一百二十周年了。
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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