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事业的阶级性

论新闻事业的阶级性

在《新闻大学》第四期上，我写了《新闻学的第二课题》，本文试图在第二课题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谈谈阶级性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写，因为几十年来关于新闻学的文章和专著几乎全都涉及这个问题。重复就是浪费，读者也厌恶。大家都说新闻事业（大众传播——报纸、广播、电视）有阶级性，我也说有阶级性，别人讲过了，就不需要我再讲。但从实际情况看，似乎还有多少作一点补充的必要。这个“必要”是因为任何科学首先是阐明客观现象，好比医生看病，首先诊断正确，然后才谈得上治疗。如阐明错了，改造世界也就无从谈起。古时候，有个人的岳母死了，找了一个冬烘先生写挽幛。这位先生提笔写道：“泰山颓矣”，挂出来贻笑大方。倒下的是泰山娘子，并非泰山本人。此人就去责备那位冬烘先生。冬烘先生却振振有词地答道：我是从书本上抄来的，不会错，准是你家死错了人。不怪自己对事实解释不对，而怪事实错了。这个办法不行。有些解释过分深奥，学问浅的人理解不了；有些解释牵强附会，乍听似有理，细想则不通。我不禁想起解放初的一段往事——

有关“阶级”的种种说法

一、沙发的“阶级性”

“阶级性”这个词过去在山沟沟里接触过一些，但并未弄清楚。那时没有什么好书看，往往人云亦云。1949年到了上海，新鲜事儿层出不穷。一次和留用人员谈话，他们讲到沙发的阶级性。我感到城里人念书多，过去自己不开窍，现在只好虚心就教。我请问这是什么道理，他们告诉我，沙发过去阿拉老板坐，是资产阶级性，现在你们八路坐，就变成无产阶级性了。我感到顿开茅塞：谁坐就是谁的阶级性。我便问，小轿车呢？现在是首长坐，是不是具有首长性呢？他们说还是无产阶级性，因为首长代表无产阶级办事。那么公共汽车各阶级都可以坐，怎么讲？大家谁也讲不清，哈哈一笑就完了。不懂就是不懂，不好装懂。但我经过这次谈话倒懂了一点，这批留用人员不过取悦于我们，而我们不需要取悦任何人，弄不懂不好瞎说。看来，谁用就是谁的阶级性，讲不大通，奴隶是为奴隶主所用，难道奴隶就具有奴隶主的阶级性？妓女的阶级性岂非要凭嫖客的登记簿来确定吗？

二、脑袋的“阶级性”

以后又听到一种理论，人是分为阶级的，凡是经过人的大脑加工的东西都有阶级性。乍听起很有道理，不少现象可以解释得通。细想起来又有很多疑问。“凡是”一词恐怕说绝了一点。经过大脑加工过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形式逻辑，是经过人脑加工后总结出来的，公认没有阶级性。自然科学大约也公认没有阶级性，只是有人还拖一条尾巴，还是谁用就是谁的“性”。总的来说，凡是大脑加工的就有阶级性的说法，不能阐明全部现象，也就是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太简单了，还有再深入一步思考的必要。

三、“阶级性”的理解在变动

有些过去认为有“阶级性”的东西，后来又认为并没有阶级性了；过去认为没有阶级性，以后又认为有了。例如语言，在苏联有很长一段时间流行马尔的观点，马尔及其一大批门徒认为语言是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语言是有阶级性的，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工具。斯大林写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反对马尔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是一个民族特征之一，并非是上层建筑，没有阶级性，它为全社会服务，对于各阶级一视同仁，并说语言有阶级性，是把阶级性庸俗化了。在中国，马尔的学说还没有流行起来，就解放了，所以都说语言没有阶级性，这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如果斯大林没有来得及写那篇文章，也可能到现在我们还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还有像审美观，长期以来都说有阶级性的。但是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姑且不去考据齐、徐两人的阶级成分，就从审美而论，中国的百姓，日本侵略军，国民党的达官要人，外国资本家都一致说美，视为珍品。中国的京剧，在国内演出时，工农兵鼓掌，到外国演出时，女皇、国王或总统，也无不叫好。怎么说呢？这个疑团一直在人们的心里。打倒“四人帮”后，才公布毛泽东同志关于美学的一封信，提出了共同美的问题，以后就有许多学者写文章讨论。这就说明关于“阶级性”的概念，还在深化，并不是讲得越多越好。像“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可爱的小将大批“相对论”，原来是把哲学上批判的“相对主义”硬按在爱因斯坦的脑袋上，其实连“相对论”是什么都没有弄懂。阶级性，讲少了当然不好，多讲、乱讲也没有好处，问题是用得妥当。

重温旧课

讲阶级性的文章、专著十分丰富。但其中有的偏于深奥，有的失之绝对化，所以遇到实际问题有时就弄胡涂了，有必要重温社会发展史的旧课。

在阶级社会里，人和人不一样，这是谁都感觉到的，所以有些人试图对人进行分档。孔孟把有文化教养的士大夫叫作“君子”，在田野劳动的人叫作“野人”，或因体力劳动是小事情，把体力劳动者叫作“小人”；又以劳心与劳力分档，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或以财富来分类，分为穷人、富人。或按社会职业分类，清朝分为“士农工商”，30年代的救亡歌曲的歌词就有“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还有以民族来分，以肤色来分，不同的分类有不同的用处。只有当我们要说明为什么有贫有富，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存在根本对立，为什么社会动荡不安，为什么社会有变动、发展，为什么会出现社会革命的时候，单单用贫、富来分类就不够了，就不能揭示出最根本的东西。农民只懂吃大户，开仓济贫，侠客义士只懂劫富济贫，但是于事无补，不能把人民引向正确的解放道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形成两大集团的对立，出现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提出了阶级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的阶级现象，把阶级的存在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列宁对阶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简单地说，阶级就是经济利益相同的一伙人。那么阶级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现在我们重温一下社会发展史。

阶级既然是一些大的集团，是一大群人，总是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在阶级形成之前，先是一个一个的分子。这种一个一个的分子，是由前一种生产方式的分子转化为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分子。奴隶主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酋长、部落长转化来的；地主，是由奴隶社会末期的某些奴隶主、自由民等转化来的，资产阶级是由封建社会末期的某些地主、世袭贵族、骑士、工场主等转化来的。他们刚出现的时候，是零星的、分散的。他们虽然代表了新的生产方式，但还不能取代原来的生产方式，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

当“分子”大量地出现，到了一定的数量，成为一个大的集团，就形成了阶级，对社会的生产方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当中，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那一群人的地位、责任、根本利益和历史使命。他们的行动仅仅出于阶级的本能，他们的斗争是分散的、自发的。我们称这种状况为自在阶级。

在阶级形成以后，其中有极少数的人认识到本阶级的地位、责任、根本利益和历史使命，试图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许多重大的矛盾，或争取本阶级的解放，或维持统治的巩固。这批人具有自觉的阶级意识，是阶级中的自觉的积极的部分，这时才称为自为阶级。这部分人为统一目标、统一行动，提出了政治纲领或行动纲领，这就出现了政治性的组织即政党。政党不仅仅考虑眼前的、个别的利益，更着眼于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当然，出现了自为阶级，出现了政党，并不等于说整个阶级的分子都有了政治意识。在一个阶级内，有觉悟的积极部分是少数人，大多数是未觉悟的分子，政治意识淡漠。这两部分人常常不一致，这种矛盾是眼前的个别利益同长远的整体利益的矛盾。政党的任务之一就是教育未觉悟的部分。这个问题我在《论宣传》一文中（刊《新闻大学》第三期）已有阐述。

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阶级的产生，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的。在原始社会，一个人的劳动仅能维持自身的生存，没有剩余劳动可供剥削，因此，没有这个客观存在引起人们剥削的念头。有了剩余劳动才有剥削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用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武装工人阶级，用政治的、军事的手段来夺取政权，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消灭阶级。我们讲阶级，是为了科学地认识历史、认识现实，正确地说明世界，最终目的是消灭，而不是人为地保存阶级。土改时，曾有些地痞，专门出来“诉苦”，成为以“阶级斗争”为职业的“诉苦队”，农民叫这种人是“吃斗争饭”的。这种人最怕阶级斗争少了、松了。这是一些靠“斗争”分浮财、发横财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并不喜欢劳动，有的甚至还是地主的狗腿子，压根儿就不是农民。“文革”期间，又把10年前宣传过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这一论断推翻，人工制造出一场“阶级斗争”，以10倍的急风暴雨向全国人民劈头盖脑地浇下来。这些文痞、政治流氓和土改时地痞流氓同是发“斗争财”的流氓无产者，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

弄清楚了阶级，就比较容易理解阶级性了。在目前用语中，“性”字用得特别多，似乎是“短线产品”，一篇文章总有数不清的“性”。在有些国家，“性”不过是一个字的尾巴。50年代，我们曾问一位苏联专家，“原则性和思想性有什么区别？”答曰，“就像原则和思想的区别一样。”我们暗笑他滑头，其实外国字有不少是由字根字尾组成，字的意思由字根决定的。在中国，加上一个“性”，是证明一个事物具有某种特性、性质、属性等，但决非是某种事物本身，说某人有“奴才性”，并不是说他身份是奴才，而是说他的气质像奴才，具有奴才的特性。阶级性，是说某种事物有阶级的特性，但并非是阶级的本身。哪一类事物？就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及其形式，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文学艺术、宗教、道德、哲学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机构。由于各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不同，他们的社会意识也不同；由于政治、法律等机构是从属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保护一定的阶级利益的，因而它们的性质也不同。这就带有某一阶级的“性”，需要用阶级性来加以区别。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并不等于说上层建筑里有阶级，阶级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是在经济基础里讲的。

新闻事业的阶级性

一、新闻事业和阶级性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社会对新闻的需要量越来越大，新闻事业迅速发展起来。首先，新闻事业广泛为资产阶级所掌握，随后无产阶级也运用新闻事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新闻事业明显地成为阶级的事业。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新闻事业与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都存在不同的情况，不加区分是不行的。就资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来说，有些办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政治意识并不强，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还不是资产阶级中“觉悟”成分，他们办报所直接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这些人的头脑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也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报纸中来，但他们并不是为宣传政治宗旨而办报，种种活动是围绕着“赚钱”这个目标而展开的。为了赚钱，就得争取读者，扩大发行，就得和自己的同行对象进行竞争。竞争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力求迅速及时；有的竭力迎合读者兴趣，不惜大量登黄色新闻；有的则以真实性相标榜，并以此相互揭发。一旦某报在重大新闻上失实，其他报纸马上加以揭露，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类报纸中，有的甚至可以拿政治原则作为牟利的手段。例如清末的《申报》本来是激烈攻击康有为、梁启超的。可是报馆老板在发现报纸销数因此下跌之后，不得不改弦更张，仅仅几天之后，报纸一反常态，变为康梁的热情吹捧者了。也有的报纸，不考虑本阶级的整体利益，为了扩大销路，刊出某些对本阶级不利的新闻，因为资本家，他在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时，赚钱就是他的阶级性，否则，就不是资本家了。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定限度内和一定条件下进行的。

资本家所办的报纸具有资产阶级性，这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在报社，是老板雇用的记者、编辑来生产报纸的内容。《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医生、律师、教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如果按某些人说法，为谁所用，就是谁的“性”，那么记者、编辑岂非都成了资本家性？如果按照另一些人说法，谁的头脑加工的就是谁的“性”，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报纸岂非全成了“被剥削阶级性”或“雇佣劳动者性”吗？资产阶级性从哪里来呢？比较能解释得通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传播工具是作为生产手段存在的，由它的所有者规定了传播工具的阶级性。也就是说，传播工具的阶级性是由所有者规定的，不是由被雇佣者规定的。被雇者必须按照老板（董事会）的意志来选择事实，解释事实，要综合老板和各方面的利害关系来揣摩老板的意图，否则老板随时可以把雇员解雇。解放前，上海国际饭店的电梯出事，砸死了一位名演员，各报都登了这条消息，而独独上海《新闻报》不登。不是记者疏忽，而是报纸老板不让登。因为国际饭店的老板就是《新闻报》的老板；对这种情况，就是总编辑也无可奈何。雇员的脑袋不是长在自己肩上，而是长在老板的肩上。这就是全部奥秘所在。

另有一类资产阶级报纸，情况与此大不相同。例如政党报纸就不以“赚钱”为目标。这是因为政党作为阶级“觉悟”部分，所追求的首先是政治利益。它们办报，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群众，夺取政治斗争的胜利。政党报纸虽然也可以用企业形式，但盈亏是次要问题，不会让“营利”来决定报纸的方针和宣传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政党背后通常总会有某些财团作依靠，报社亏本由它们来补贴。有些报纸则靠募捐来维持。政党报纸为了扩大政治宣传的影响，往往可以不计血本。像前一类报纸那样，以政治原则作为赚钱手段的现象，在这里是不允许出现的。政党报纸要求办报人员自觉地维护本阶级利益，自觉地宣传本党的纲领、主张。这就需要用党性来要求他们。

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是自为阶级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党性要求本党所有成员把朴素的阶级本能提高到自觉的政治意识上，自觉地意识到本阶级的地位、责任、历史任务，自觉地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自觉地服从、执行本党的纲领，防止蜕化变质，防止一张报纸有意无意地脱离本党纲领，有意无意地为其他阶级服务。有鲜明的政治宗旨，用党性原则办报，这是一切政党报纸区别于非政党报纸的主要标志。

这两类报纸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但是，现代资产阶级报纸，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有些报纸有强烈的政治宗旨，却不采用政党报纸那种形式；有的报纸则竭力把“赚钱”和宣传政治主张结合起来，等等。本文难以详加剖析。这种情况，正好说明对资产阶级报纸的阶级关系有大加研究的必要，把握共性，判明区别，不能笼统称之为“资产阶级报纸”了事。

至于无产阶级的报纸，情况要简单一些。办报，总是为了改善阶级地位，争取阶级解放，为赚钱而办报的情况是不会有的。但是，也有区分。处在自在阶级状态的无产阶级和处在自为阶级状态的无产阶级是不相同的。处在前一状况的无产阶级，某些行会办报虽然不是为了赚钱，但所追求的往往是眼前的经济利益，缺乏长远的政治目标。处在后一状况的无产阶级，办报（通常为政党报纸或党所领导下的报纸）主要为了诱导本阶级和广大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政治纲领而斗争，当然也注意经济利益，但着重考虑的是整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当然，即使处在自为阶级状态的无产阶级，情况也不会完全一样，这里不必细说。

理解这些道理，对加深对报纸的阶级性的认识是有好处的。报纸的阶级性是从哪里来的呢？无非是报纸所有者的阶级性赋予的。然而办报者即使属于同一阶级，也会出现像上面讲的不同情况，那么报纸的阶级性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如果不注意这些区别，我们在认识报纸的阶级性方面，就难免作出一些不准确的判断。例如，在一张以营利为宗旨并无一定政治目标的资本家办的报纸上，刊登出黄色新闻。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认定是报纸主人旨在麻痹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虽然客观上起这种作用），那可能是提得太高了，报纸老板也许还不具有这样高的“阶级觉悟”。

新闻事业如何表现自己的阶级性，也存在复杂的情况。一份政党报纸要有明确的政治宗旨，自觉地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这是确定无疑。但它是否在任何场合都要公开声明自己的党派性，在言论和新闻中是否处处都要鲜明地表现自己的阶级性，这要根据具体环境，不同的读者对象而定。1945年苏军占领哈尔滨期间，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出版了《新光日报》。发刊词说：“我们是无党无派，不偏不倚的……”该报丧失了党性、阶级性吗？没有。因为在当时具体情况下，它不能公开声称自己是共产党的机关报，不能显明地表现出阶级性来。发刊词那样写，同样是遵循了党性原则的。又如：中东的两伊战争，是近几年来世界上一件大事，我们报纸在报道战况时，是纯客观地摘引双方战报或政府公告，既不指责一方，也不袒护另一方。在这一具体问题上，这种客观性，实际上也是党性的一种表现。

二、新闻事业的阶级性和新闻的阶级性

人不是由色盲组成的阶级，对一个茶杯的颜色，不同的阶级不会看出不同的颜色。如果人们都忠实地反映事实的本来面目，那就无所谓阶级性了。但事实上，一涉及各阶级切身利益的时候，各阶级就会有不同的对外说法了（对内还是要按照客观实际行动）。新闻事业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选择事实、解释事实上。选择事实，就是要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材料，至少对自己是无害的，如果迫不得已，非要登对自己不利的消息，那就在版面上放在不显眼的位置上。解释事实，就是对事实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评论事实，这就必须借用一定的社会意识及其形式。因此，任何评论总是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识来，这使言论总带有阶级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而新闻却不是这样。新闻报道是事实的反映，是人的意识活动，并非社会意识。它可以附有社会意识，也可以不附有社会意识，因此，并非全有阶级性。这一点我在《论新闻》（刊《新闻大学》第一期）中已有说明。报纸在选择事实过程中，并不能够完全以政治利益为标准。无论是政党性还是商业性报纸，不能不考虑到读者多方面的需要，有些事实虽然并不能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只要对自己无害，又有共同兴趣，报纸也会刊登。

从一张报纸来说，一些重大的政治新闻，涉及了阶级利益，报纸或公开、或隐蔽地表现出自己的阶级性来。而有些新闻并不涉及阶级的利益，例如有关自然现象的报道，部分科技、文化、体育方面的新闻，有些知识性、趣味性新闻，是否有必要人工贴上“阶级性”的标签呢？

在一些政治新闻、经济新闻中，也并非一个阶级一个“性”。有时候，几个阶级倒有一个“性”。例如，苏联出兵阿富汗，苏联报纸宣称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中国报纸、美国、日本、西欧及伊斯兰国家的报纸却一致认为是一种侵略行为。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各自的利益有一致之处：苏联出兵阿富汗，作为苏联全球战略的具体实施，威胁了各国。

有的人讲新闻全都有阶级性的，以一个事实有两种写法为例子。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也有同一阶级的报纸和记者，在报道同一事件时有不同的记述和观点；还有不同阶级的报纸和记者，在报道同一事件时却有相同的记述和近似的看法。总之，不宜以偏概全，不能把话讲死讲绝，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宜。

三、新闻事业的阶级性和读者的阶级性

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既然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它总会被人们认识的。解放前，老百姓的认识虽然不那么科学，但他们在阶级社会中生活，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并且把它运用到看报上去，懂得报与报是不同的，办报人总讲自己好，谁也不会讲自己的坏话，不会揭露自己董事长的丑闻。他们用自己的言语加以形象的概括：“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吃谁家的饭向着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说明他们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但缺乏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就在于对这些现象作出科学的阐述，使群众的认识提高一步。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学者总是把新闻事业说成是超阶级的“公用事业”，吹嘘他们的报纸是纯客观的，最公正的。我们研究新闻事业的阶级性，就要揭穿这种谎言，让人们懂得：世界上不可能有纯客观的报纸，在涉及本阶级切身利益时，总要表现出自己的阶级偏见、阶级倾向来，切莫上当受骗。

作为新闻事业，必须把编者和读者，把编和读结合起来，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编者在报纸的一些内容中体现出“阶级性”来，它对读者起什么作用呢？

第一，坚定自己的观点。读者也是有阶级性的活人，如果报纸上的宣传，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他们就会接受，反之，往往会被排斥。比如“四人帮”横行时期，报上天天吹江青的“丰功伟绩”，大部分读者越听越反感；只有小道传江青的丑史，人们才乐意听，听了越发坚定反江青的信心。

第二，对于某些有倾向性或有观点的新闻，人们往往取其材料，舍其观点，并且用自己的观点重新加以解释。有的人说，新闻中的事实和观点像血肉不可分，了解事实就必定吸收其观点。这恐怕不那么绝对正确。中央台电视新闻节目，天天花钱转播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这当中有不少反映出英国资产阶级的观点，难道中央电视台在花钱买“毒品”毒害自己的同志们？我们的《参考消息》，几乎全是外国各家报纸、通讯社的新闻，不少新闻强烈地反映各自阶级的观点，难道《参考消息》专为“贩毒”而办的？《人民日报》经常转载欧美各国及苏联的通讯社、报纸的新闻，难道中央党报在传播资产阶级性？这些问题恐怕还应有点令人心服的解释。比较正确的说法是，这些传播工具在转载外国新闻时，有些已去掉了原有新闻中的观点并重新加以解释，有些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己加以辨别，进行分离。

第三，作为自我画像暴露在读者面前，使读者明白你到底姓“蒋”还是姓“汪”。《参考消息》往往把各个通讯社、报社对同一重大事件的报道、言论编在一起，其目的就是让读者了解各个通讯社、报社乃至各国政府、各政党的不同态度。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一篇报道，把它说成是“反革命事件”，但大多数读者从这篇报道中却进一步看清了“四人帮”敌视人民、仇视周总理的反革命面目。这实在是对那些唯意志论者的绝妙嘲讽。

阶级性问题看起来简单，一接触到实际才感到不那么简单，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我们要坚持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去阐明实际问题，不能像苏联语言学家马尔那样把马列主义庸俗化，对社会现象作牵强的、武断的解释。我们相信真正的马列主义是能把社会现象阐述清楚，令人信服的。

写于1982年6月

（原载《新闻大学》总第5期，1982年12月）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38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