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解读与闻一多的政治心态

二、屈原解读与闻一多的政治心态

闻一多发表《屈原问题》，针对孙次舟的屈原是文学弄臣的观点，以人格论全面地表达他对屈原的解读。最早用西方的人格论来解读屈原的是王国维，王并在文中反复称赞屈原“廉贞”的人格。^[8]必须指出的是，王国维所说的“人格”其实是“臣格”，并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而闻一多论屈原的人格时，其出发点首先肯定屈原是一个“人”，这才是彻底的新观念。

闻一多在《屈原问题》中针对孙次舟的观点进行了一一辩驳：针对孙次舟所谓战国时期文艺家没有地位，闻一多指出：“像这样的家内奴隶，(包括孙先生所谓‘文学弄臣’在内)，身份虽低，本质却不坏，职事虽为公卿大夫们所不齿，才智却不必在他们之下。”^[9]针对孙次舟以宋玉的职业来推断屈原的弄臣身份，闻一多通过比较《离骚》和《九辩》，认为屈原与宋玉不同。“被谗，失宠和流落，诱导了屈原的反抗性，在出走和自沉中，我们看见了奴隶的脆弱，也看见了‘人’的尊严。先天的屈原不是一个奴隶，后天的屈原也不完全是一个奴隶。他之不能完全不是一个奴隶，我们应该同情，(那是时代束缚了他)。他之能不完全是一个奴隶，我们尤其应该钦佩(那是他在挣脱时代的束缚)。”^[10]针对孙次舟所谓《史记》的记载不可靠，闻一多认为：“但说是‘史源’便可靠，是‘传说’便全无价值，却不尽然。依我看来，倒是官方或半官方式的‘史源’可靠的少，而民间道听途说式的‘传说’，十有八九是真话。你不能专从字面上读历史，《史记·屈原列传》尽管是一笔糊涂账，可是往往是最糊涂的账中泄露了最高度的真实。从来‘内廷’和‘外廷’的界限就分不清楚，屈原是个文学弄臣，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11]针对孙次舟的所谓《离骚》内证，闻一多认为：“屈原的功绩，就是在战国时代进步的艺术效果之基础上，恢复了《诗经》时代的教育意义，那就是说，恢复了《诗经》时代艺术的健康性，而减灭了它的朴质性。从奴隶制度的粪土中不但茁生了文学艺术，而且这文学艺术里面还包含着作为一切伟大文学艺术真实内容的教育意义，因此，奴隶不但重新站了起来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导师。”^[12]

可以概括地说，闻一多的屈原形象首先是一个“人”的形象，其所以摆脱奴隶的身份成为“人”，因其在才智、政治活动、反抗精神三方面具备条件。闻一多在解读过程中抓住阐释对象身份与行为的矛盾：弄臣的身份与文学家的才智、脂粉气与火气、奴隶身份与政治家，这些又可归结为奴隶身份与人的尊严的矛盾，从这种矛盾的对举中，彰显出屈原作为“人”的特质和尊严。

闻一多评价屈原的标准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一方面是作为‘他自己的时代之子’，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13]以此标准得出的结论是：“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面，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在后一方面，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的参加者’。”^[14]这样一来，闻一多将屈原身上存在的身份与行为的矛盾置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人”的解放史，从而使这种矛盾获得了更为充分的价值，将屈原的个人故事放大成为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宏大叙事。所以，闻一多笔下的屈原形象不仅承载着一个“人”争取自由的政治内涵，还承载整个人类争取解放的政治理想。

1946年7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在闻一多遇难后转载的《屈原问题》一文时加了如下按语：“闻先生的说法，一面承认屈原是一个‘弄臣’，一面则指出屈原的‘人’的价值，加以推崇。这个问题是社会史及艺术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尚待专家研究，才能解决。一多先生的说法，自然不是定论。不过从这篇文章，我们也可以看出一多先生在抗战之后的思想一斑，其向往民主自由的精神尤使人钦佩。”^[15]这个按语也正好道出了闻一多解读屈原的政治心态。

“人”如何解放自己，走上自由之路?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中，闻一多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该文写于1945年的诗人节，闻一多采用的是一个全新的批评话语——人民性，认为“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16]。

应该说，从学理上讲，闻一多的观点有失偏颇，论据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但我们应该看到，这是闻一多针对现实，有感而发。此时，闻一多也许不是要表达学理，而是表达情感；不是描述历史事实，而是要建构历史价值。在谈到端午节与屈原的关系时，闻一多说：“如果我们还要让这节日存在，就得给他装进一个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意义。”^[17]这正透露出闻一多的阐释动机：赋予屈原形象以“时代所需要的意义”。在这种阐释动机的驱动下，闻一多在学理与情感的矛盾中，将学理让位于感情，从而在屈原形象中建构起时代所需要的意义和价值，回答了知识分子在国家和民族存亡之际，该何去何从的政治选择问题，那就是与人民结合，投入到人民反抗暴政的解放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