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建堂来信，要我为他的曲艺作品选集作序。想了想，倒真有些话想说。
建堂1941年出生于曲艺之乡南阳县，1956年高小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57年发表处女作《接大妈》，至今已发表曲艺作品二百余万字。早在1964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即出版过他的曲艺作品选集《夺算盘》。六十年代时，他的曲艺段子《女货郎》《喜相逢》《两相宜》等，为曲艺团队广为传唱。新时期以来，他的坠子书《请厨师》《庄稼筋飞车抢财神》在河南省获奖，三弦书《王铁嘴卖针》获全国新曲目比赛创作奖。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过《兰建堂曲艺作品选播》专题。他的《女货郎》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曲艺卷》。他的名字被收入《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人录》。建堂确是一位卓有成就颇具影响的曲艺作家。
他的创作当然也经历过曲折。“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造反的人们列入另册。七十年代初他重新执笔创作发表作品时，又被指责为写中间人物搞文艺黑线回潮。他在这些曲折中，锻炼得思想更加深沉，感情愈益丰富，视野更加开阔，艺术日益成熟。新时期以来，他的创作从早期的“媳妇婆婆、针线笸箩”的框子中解放出来，在较为广阔的天地里驰骋，一发而不可收。
与建堂同在南阳县的散文作家周同宾有篇文章说，建堂与曲艺创作结下了终生之恋。同宾此话说得好极。我略作阐释，考察建堂曲艺创作的题材主题感情思想后会发现，他是与他的乡土他的父老乡亲结下了终生之恋，曲艺创作只是他的这种恋情的表达方式和服务手段。
这种表现与服务当然并不简单。说唱文学，顾名思义，是能说唱的文学，说唱艺人能朗朗上口能说能唱，能使乡村集镇的各类听众入耳入心，能成半日成半夜地吸引住他们如醉如痴地坐在并不舒服的板凳上惬意地动情地听，这就要真本领真功夫，自有其说唱文学本身的艺术规律在。
写到这里，定格在我记忆里的两个镜头不由得浮现出来。
其一，三十年前的夏天，我在大别山区采访，那个夜晚住在新县箭河公社塔尔岗村，安置我休息的屋子临村街，高大凉爽，不用到户外乘凉了。我用凉水擦洗掉疲累，就着煤油灯翻了会儿过期的报纸，就钻到帐子里去睡。村街上静悄悄的，说不清是我睡了一觉醒来听到了那琴声和说唱声，还是那琴声和说唱声将我唤醒。有微弱的光从糊窗纸透进屋里来，就也忍不住去村街上看热闹。几十号人坐着自带的小靠椅、小板凳，凝神静听那艺人的说唱。那艺人面前有张桌子，桌子上点着一盏灯，还有个茶瓶，一个茶缸，茶缸里的茶在冒着热气。是个失明艺人。这个失明艺人全神贯注地自拉自唱，琴声悠扬，说唱铿锵。这情景记得清晰，说唱的什么段子倒记不真切了，仿佛是《包公》或是《杨家将》。
其二，二十一年前的春天，我在伏牛山区西峡县蛇尾公社小水大队下营村插队落户期间，县里要我帮他们搞一个反映八点七五毫米小电影在西峡山区普及情况的幻灯片脚本。这样，我就有机会与县电影队的同志们一起将西峡山区转了个够，于是就写出那脚本《踏遍青山——8.75在西峡》，还写了两首插曲的歌词。有一个夜晚，我们正为忙活着这个《踏遍青山》，从一个公社赶到另一个公社去，在路途中看到长长的一行火把在河的那边的山路上移动，然后又是一行长长的火把在相随着前行，黑夜里这移动前行的火把队伍甚是壮观动人。同行的电影队的同志告诉我，那是人们去看电影。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两个镜头都有诗意。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两个镜头使我深切地感知到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面对农民的这种渴求，我们这些被称为提供精神食粮的人做得如何呢？这问题不时在灼痛着我。
1990年春天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做着河南省文联的主席和党组书记，曾率省文联的几位同志在南阳地区考察文学艺术创作的情况，在南阳县时和县委同志一起座谈，县委的同志不无骄傲地谈到他们南阳县的作家兰建堂、周同宾、李克定诸位的创作贴近农民生活反映农民苦乐为农民喜闻乐见，学着走的是赵树理的道路。我当即表示赞赏南阳县委的同志对他们的作家的这番评说。我知道是那两个定格在我记忆里的镜头在支撑着我的赞赏。
在《兰建堂曲艺作品选集》出版之际，我十分愿意重复1990年春天在南阳县委座谈时我的赞赏。这是因为，在如今一片港台歌声到处卡拉OK的情景中，《兰建堂曲艺作品选集》的出版，有其特别的意义。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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