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克俭集》序言

克俭同志是我的老朋友。早就了解并赞赏他的写作才能，也读过一些他所撰写的文章，但当他前来索序，把沉甸甸的一大提袋的书籍、文稿摊在我的面前时，我真的有些惊讶了。既歆羡他的成就、他的才情，更为他的白首壮心、老有所为，感到振奋，受到鼓舞。

战火纷飞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弊绝风清、人心向上的社会风尚，和平建设时期动人心弦、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赋予这位勤奋好学的青年学子以昂扬的进取心、坚强的意志和不竭的动力，也为他提供了竭诚贡献聪明才智的理想舞台。尽管在长期的革命征程中也经历过挫折，甚至茹苦含辛、饱经磨难，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人民大众的深情，对美好前景的憧憬，对文学创作的钟情，却有增无减。这一切，都为他在工作岗位上肩负重任，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新的业绩，在文学创作中一展鸿才，奠定下坚实有力的基础。

说到为文集作序，我想到古籍中“序者，绪也，谓端绪也”的诠释。所谓“端绪”，亦即事物的头绪——写作序言，应该帮助读者理出一个头绪。我觉得，起码应该指出其中的特点，就是说，这部文集之存在价值在于它所独具的特点。统览克俭同志的各类作品，我得到了这样一些十分深刻的印象：

一是，作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他的作品紧紧地跟踪时代，力图切实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注重在时代进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泉，乐于也长于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壮丽图景。因而，他的作品是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能够坚持正确的导向。

二是，作者对人民大众有着深厚的感情，有密切的联系，经常注意在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中，获取丰厚的土壤和不竭的源泉。利用其有利的工作条件（他曾较长时期主持党刊和《改革之声》杂志的笔政），同全省以至国内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者、实业家、经济界人士有密切的交往，因而能够随时捕捉新鲜、生动的题材，了解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新观念、新要求、新创造，不断地奉献受群众欢迎的作品。

三是，源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从而激发了蓬勃的创作热情。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面对生动感人的人物、事迹，常常是激情澎湃，欲罢不能，直到或者以散文、或者以杂文、或者以报告文学、或者以诗歌形式一一反映到报刊上。否则，这支笔无论如何也停不下来，这颗心也静不下来。这种可贵的激情，一直持续到现在，到老年。就是说，他的作品是激情喷涌的产物，而不是被动挤压出来的。由此，我进一步悟解出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特点，也弄清了他的丰硕的创作成果的由来。

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艺术家，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的心声；要积极开拓文艺的新天地；要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在这条正确的文学之路上，克俭同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愿在今后的文艺征程中，继续做出可喜的成绩。

作为序言，当然也应该指出，这部文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作者并非专业作家，而是出自一位领导干部之手。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学；它所观照的是社会、人生。阅历丰富，思路开阔，视野宽广，立足点高，无疑都有助于文学创作，不是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吗？而这一切，恰恰都是领导干部特有的优势。当然，领导干部写作也有它的弱点，比如，有些同志心态比较拘束，笔放不开；想象力、创造性相对地要差一些；公共语言多，缺乏个性化色彩；等等。进行创作准备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文化素养的过程。正如俗话说的，你要向外倾洒一桶水，就须储备下一担水。为了能够拿出真的“货色”，就得潜心向学，深入思考，力求有独到的见解，有所创造，有所发现，这对事业、对本人无疑都是一桩好事。克俭同志的创作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自古以来，从政与从文原本是统一的，每个官员不论你所司何职，董理何事，都须会写诗作文。洎乎近代，这个传统也还赓续不绝。我们翻开各地的方志，历览一些碑文，便经常能够见到地方长官很像样的诗文作品。只是到了近几十年，这个传统几乎中断了。官员写诗作文少得多了，于是，便“少所见者多所怪”，竟至被某些人目为“不务正业”、“附庸风雅”。说来也是一种堪笑又堪悲的事情！这里有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际等多方面的原因。

就客观来讲，今天的领导干部与过去的官员相比，行业门类千头万绪、千差万别，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多种多样，干部队伍、领导成员的构成，也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不仅所面临的形势、任务不同，工作方式、生活节奏也大不一样。如果还像过去那样，要求每一个官员都必须写得一手好字，都能背诵多少篇诗古文辞，准确地掌握诗词格律，不仅做不到，而且也确实没有必要。但这样说，也并不等于赞同，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竟然可以对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无所知，茫然不晓。因为无论从工作需要还是从个人素质提高来讲，这方面的素养都是必不可少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于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对于领导干部的知识文化修养，都极为重视，要求我们学习、掌握各种必要的文化知识，其中就包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学遗产。

从主观上说，人们的思想认识还存在着种种障蔽。受趋同心理的支配，许多同志不愿意别出心裁、标新立异，更不习惯于通过诗文形象地表情达意，发抒感慨，过去怕“运动”来了“抓辫子”，现在则顾虑逞才使气，遭致嫉妒；而且，舞文弄墨，遣兴吟诗，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也不合于一个成熟的领导者的形象要求。闲暇无事，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话，甩扑克、垒方城，即使是彻夜通宵，也没有说东道西的；反过来，如果有人躲在一旁，吟诗作赋，“毫端蕴秀临窗写，口角噙香对月吟”（林黛玉诗），那就成了“异类”，就会遭人指责、议论，最常见的说法是“不务正业”。其实，这是很没有道理的。就广义而言，只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事业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各种活动都应该称之为正业；若从狭义上讲，既然是业余时间，那也就不存在“正业”与否的问题了。如果说吟诗作文不是正业，那么，下象棋、搓麻将、侃大山、看电视，是不是正业呢？

另一种思想障蔽，是相当多的同志把诗文写作“神秘化”、职业化了，以为那是少数作家、学者的专利，其他人不能问津，这真是一种误解。古代的征夫思妇、引车卖浆者之流尚有诗文传世，何况今天的领导干部许多都有高等院校的学历，已经知识化、专业化了！既然更加具备写作条件，为什么反而不能摆弄文字呢？古人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作为心灵沟通、情感宣泄的一种凭借，作为抒怀、寄志、表情、达意的一种载体，写诗作文与日常会上发言，无论从目的、作用、手段、途径哪方面看，都有其相近之处，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而已。

之所以从事业余创作的是少数，我想，除了“耍笔杆儿”绝非易事这一因素外，还和它是苦差事，又无实利可图有直接关系。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文学“邻近着饥寒，附带着疾病”，操此业者皆为“至傻至笨的人”。“自古文缘是苦缘”。他们要比其他人多耗无数心血，少睡不少甜觉。单说作诗吧，古人体会得比我们深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实在是苦得很哪！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潮泛涌、物欲横流的情势下，公余之暇，还能不废吟哦，咬定这枚“苦瓜”不放的人，我看，不惟不嫌其多，倒是觉得这类“至傻至笨的人”终归太少了。因此，我总是以一种满含着崇敬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同志的。

王充闾

2006年11月16日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