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锦天机妙手裁

一

李仲元先生以《缘斋诗稿》见示，余固乐其丰盈大有而先睹为快也，欣然受之。可是，先生马上补充一句，看过之后要写一点东西，弁诸卷首。听了，我不禁摇首咋舌，心想：这可是个力不从心的苦差使。

按照先秦文献的说法，“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而理其端绪也。其意在于为读者从茫茫书海中梳理出一些头绪，为理解与接受指引出一条路径，起到津梁与导航作用。应该说，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尤其是仲元先生腹笥丰厚，学富五车，面对他的诗集来说三道四，确有“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有“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之句，碔砆，石之似玉者，意谓元稹品评诗圣杜甫之诗未能得其真髓，下语似是而非。其实，这类指引路径的文字，最好还是由作者本人去作。“甘辛谁解味？机杼自家知”。作品是作者的孩子，不是说“知子莫如父”吗？尽管如此，但既承错爱，却之不恭，便只好唯唯从命了。

《缘斋诗稿》收诗近五百首，均为近体，七言、五言绝句约占十之八九。按题材分类，厘为三集。一曰《辽海行吟》，地域涵盖整个东三省及部分内蒙古地区，时间跨度过亿年，从形成辽西古生物化石之晚侏罗纪，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前，或古迹，或人物，或史乘，或风光胜览，或稽古钩沉，或轶闻逸事，具见乡邦文物之盛，搜罗撰述之勤。一百八十首七言绝句，一题一事，后面附以言简意赅的“本事”，概要地写出一部堪作标准教本的生面别开的东北地理历史，洵为开创性的胜业。二曰《题咏赠答》，三曰《胜迹游踪》，前者映现人文交往，后者藻绘江山胜概，各擅胜场，相互生发。作为知名的诗赋大家与书画艺术家、文物鉴赏与考古专家，仲元先生题咏赠答，范围极广，举凡海内文朋诗侣、艺苑名家，以及诗书画艺、学术交流，亲情忆昔，庆吊往还，都有诗作酬应。与此相联系，先生不仅万卷罗胸，而且游踪不知其几万里也，屐痕处处，遍布神州。临风纵目，兴会淋漓，一一发而为诗。如果说，“行吟”组诗重在咏史，着意于缅怀古迹；那么，“游踪”与“赠答”则以情怀、理蕴取胜。三卷相生互补，汇成一部泱泱乎、沨沨乎的五声和乐。

二

仲元先生为著名学者，多年从事考古文物工作，沉酣典籍，出经入史。其为诗也，用典深稳，使事精切，具有学人之诗、才人之诗的鲜明特点。他的许多具备历史属性的诗章，能够以有限的文字反映深广的历史内涵，以诗的艺术手法再现社会历史、现实的某些侧面，渗透着作者的学识见解和价值取向，既具诗情，更饶史性。此类诗后面大多加注，或为题解，或为纪事，实际上起到“本事”作用。所谓“本事”，亦即以事诠诗，通过标举故实以求诠释诗之本意。这种因诗以考史、援史以证诗，诗史融合、诗史互证的手法，不仅有助于彰显作者的题诗本旨，而且，同史籍一样，可以发挥“言成轨则，为世龟镜”的鉴戒作用。

用事、使事问题，作诗、读诗中可以经常碰到。宋代学者吴沆在《环溪诗话》中指出：“诗人岂可以不用事？然善用之，即是使事；不善用之，则反为事所使。”作为学人之诗，缘斋喜欢并且长于使事、用典。七绝《燕丹》：

乌头马角客秦难，一匕功亏咫尺间。

饮恨长河魂不去，风涛夜夜涌狂澜。

寥寥二十八字中，隐含了三个典故：燕太子丹在秦为人质，求归，秦王说乌鸦头白，马首生角，方可放还；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咫尺之间竟未刺中；后据辽东抗秦，秦兵追逼，匿身于衍水。这三个事典，为后世人所熟知，但若将它们编到一首七绝短章中，用来表述太子丹的奇崛生涯，而且，还要敲金戛玉，意兴悠然，却迥非易事。本来，诗写性情，并不专恃数典，但因古事已经凝结成饱含意蕴的典故，早已约定俗成，作诗者不妨借彼之意，写我之情。他人数十百言未能尽意者，而一典置之，三数字即可了却；且能使其内蕴深厚，耐人寻味，所谓“胸中有书，腕底有力”。

诗家不忌“脱胎”，有时还可以参用成句。缘斋为诗，由于古代诗文烂熟于心，上下古今，充塞胸臆，名章、词汇，信手拈来，暗用、化用诗古文辞，浑然天成，一似自然流洒，毫无窒碍。七绝《博斯腾湖》“瀚海晴波无限酒，莼鲈同醉五湖秋”；《山海关》“一时行尽天涯路，风雪弥空过大关”；《古堡影视城》“分明一个荒城堡，演绎悲欢入镜来”之句，都像曾在唐诗、清诗中觌过面的，可是，真个蹑履追踪，却又捕捉不到，只能说是“神情仿佛”。

这里，还印证了另外一层理念。我一向主张，学诗必须提倡背诵，会背了，闲暇时间在心里暗诵，余韵悠悠，它有助于掌握音韵格律，学习遣词造句的技巧，特别是体会和玩味古诗的韵味和妙处。古人诗读得烂熟，深得其音节、章句、气味之妙，于不论平仄中，却有一种自然之平仄。从前，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这是说，练习写诗，首先应该多读多记前人的典范诗篇，做到烂熟于心，随口都能吟诵。如果走的不是这条路子，而是先去刻意钻研、死记诗词格律，然后再像小学生填方格字块那样，按照格律去填写、推敲，这样，恐怕很难达到畅达适意的要求。所以，清代学者方南堂断然地说：“未有熟读唐人诗数千首而不能吟诗者，未有不读唐人诗数千首而能吟诗者。读之既久，章法、句法，用意、用笔，音韵、神致，脱口便是。”

缘斋诗才气纵横，吟稿中有大量组诗，同一形式，动辄十数首、二十几首，篇篇相连，意蕴错综，分之自为一题，合之章法联贯，构成一幅完整浩大的艺术画卷，反映着某一时代、某一地域、某一社会文化现象的风貌、特征。如《新疆游吟》二十四首，前有小序：“甲申初秋，远游新疆，领吐鲁番之民情，探阿勒泰之奇秘，越天山，穿戈壁，下伊犁，走喀什，览西域之风光，望昆仑之高耸。心胸朗阔，不亦快哉！沿途有作，以志行程。”而《名僧赞》二十首，则自东汉迦叶摩腾、竺法兰到东晋高僧慧远，一直写到清末画僧虚谷和民初的弘一，历时一千八九百年，俨然一部概要的中国佛教史。而《题古书画》（十一首）、《临池放歌》（十首）等组诗，则突出地彰显了作者深厚的艺术造诣与学术水平。

三

诗本性情，诗贵清新。《缘斋诗稿》中最为难得的一点，是许多诗篇能够“不为理拘执”、“无理而妙”（清·贺黄公语），显现出兴会淋漓、诗情横溢的特质，使读者于“正声雅奏”之外，领略其风华蕴藉、天然逸趣。

这类的篇什主要分布在《胜迹游踪》和《题咏赠答》中。诗人旷达的心胸、丰富的艺术涵养，氤氲于山川秀美的灵气和真情灼灼的衷怀，洒脱、隽逸之清词丽句立刻油然而生，奔赴笔下。有一些是充满谐趣的，如《题冯大中双虎图》：

兴风惊落木兰花，一啸霜林冷月斜。

昨夜缘斋门未键，何来双虎到吾家。

《山溪落水》：

蓦然翻作落汤鸡，幸濯清流冷水溪。

剥去缠身名利索，解衣盘礴是男儿。

《阳关》：

曾扼西行天外路，残烽衰草远秋山。

今朝也作他乡客，手把文书过古关。

有一些诗在深情雅致的描绘中，常常流贯着一些实践性的智慧和生活哲理，如《鱼头宴》：

三尺金盘馔，肥鲢荐巨头。

莫怀生死恨，嗟尔自吞钩。

《飞龙潭瀑布》：

幽涧淙淙戛玉声，龙飞千尺碧云惊。

在山泉水从来净，一到人间便不清。

《鳌头峰》：

轻步悬阶向玉京，澄心云影共峥嵘。

鳌头一笑高千尺，莫叹人间路不平。

诗的意蕴与理趣，或指事物的规律，或指人生的况味、人生的境界，总之，是要穿透现象揭示社会、人生百态的本相。用海德格尔的话语方式来说，就是对于“遮蔽”的敞开。这是诗的很高的境界。

诗缘情，最根本的要素，或曰构思的基石，是诗人的真情实感。王士禛认为，诗之道有根柢与兴会二途，根柢源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一首诗要有魅力，要能吸引人，左右读者的心灵，靠的是灼灼真情，也就是唯情是依，情文双至。缘斋之诗冷静中往往放射着一种柔肠慧致的情感冲击波。有一些诗抒怀寄慨、意存针砭，如写井冈山《茨坪》的七绝：

到处楼台起玉墀，升平歌舞信由之。

百年弹指风情异，只有青山似旧时。

《麦积山石窟》：

妙相庄严万品经，慈悲看似救生灵。

人间恁有千般苦，佛面悠然笑未停。

看后令人想起元好问的名句：“天公醉着百不问，汝偶而偶奇而奇。”语似庸常，而实奇警。仲元先生早岁从戎，身经战阵，古稀所作尚有陆游“骏马宝刀俱未老”的豪迈之概。三首《咏马》诗中，有“金鞭一指黄尘起，卷地风惊万壑雷”；“如今老卧斜阳里，犹自神驰万仞山”之句，一派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势，不妨把它看成是诗人的自况。当然，话是这样说，实际上，仲元先生并不属于“登车揽辔，澄清天下”那类叱咤风云的人物，生来就是诗人气质，所谓“性情中人”，道地的学者。

四

诗学讲究才气，更看重积蓄，一如刀刃贵薄，而刀背贵厚。凡有重大成就的诗人，都须重视培植根柢、增长识力、积理养气。古人特别重视养气。韩愈有言：“气盛，则声之高下与言之长短皆宜。”苏轼说得更生动、形象一些：“气之盛也，蓬蓬勃勃，油然浩然，若水之流于平地，无难一泻千里；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一日数变，而不自知也。盖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耳。”仲元先生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学术积累，又素喜游历，周览四海名山大川，钟灵毓秀之气浃骨沦肌、交契会悟，宜其诗赋“气盛言宜”，沛然可观也。

诗词的各种体裁，特别是近体的格律，千百年来，有其形成与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已为世所公认，相当稳定。即使在长期推演过程中有所发展、变化，不断地出新、创化，但其基本规律与格局，并未曾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能假“创新”之名，以“任情适意”为借口，而置固有格律于不顾，随意书写，以致降低作为高层次文化结晶的诗词形式所固有的文化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缘斋诗稿》的面世也有其重要价值。仲元先生幼承家学，受过严格的国学基础训练，作为久历骚坛的“斫轮老手”，其近体诗格律精严，晚节为诗，诗律尤细，堪称无懈可击。细细玩味，我们可以从格律、音韵、语言、表现方式等方面，悟出许多章法、许多理路。

这里只说一点。作诗开头难，结尾尤难，这是诗人苦心孤诣之所在。古人说，五七律最争起处，贵用料峭之笔，洒然而来，突然涌出。缘斋《自编书法作品集问世》起句：“偶弄临川笔，星驰四十年。”《嵩山》：“少室嵯峨太室雄，四方岳镇尽朝宗。”《天游峰》：“峥嵘万仞莫生愁，一径通天此壮游。”都有这样的特点。宋人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需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仲元先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曾从沈从文先生游，后访其故居，有诗云：

一别京华三十载，我来故宅拜先生。

百年世事存公论，水远山高霁月明。

一声响遏，余韵悠然。再如《曹娥江》五绝：

孝女今何在？江帆远影微。

停车空伫望，细雨鹜孤飞。

以景结情，有余不尽。

仲元先生同时又是国内著名的书法家，而且精于绘事。诗、书、画三者原本就是互通的。中华文化强调整体观照，追求宇宙间、人世间、艺术天地间的圆通和融。“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学观，追求一种物我交融、情景交融、主观生命情调与客观自然景象交融互渗的艺术境界，使中国艺术中书画同源、诗书一律，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而作诗、写字、绘画，用的乃是同一种性能的毛笔，所以，又有了以一颗心灵、凭一管毛锥，自由地徜徉于诗、书、画之间的物质基因。就诗与书的关系而言，特定的诗情与书法形象结合在一起，共同引导着人们对意象、性灵的体验。中国历代书法名家，自东汉的蔡邕，两晋的陆机、王羲之，到唐代的张旭、颜真卿、柳公权，再到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和徽宗赵佶，南宋的岳飞、陆游，无一不兼擅诗文而工书法，并且，所留下的法书名作，也多是自书其诗文。后世若欲解其书法，不可不熟读他们的诗文；而要深谙其诗文奥蕴，也往往要观赏一番他们的书迹。这些，对于仲元先生来说，都是一体遥同，恰中肯綮的。

承命作序，谊不容辞，今兹涂抹，实愧荒芜，聊充唣引已耳。

王充闾

庚寅冬月于沈水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