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随园诗话》记载：乾隆年间，一位名叫陈浦的老寒士，带着他的一册诗稿，请求当时的诗坛巨擘袁枚评阅。袁枚日夕游宴于权贵、诗翁、才女之间，对这位尚无名气的寒士的诗稿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随手放在一边，没有认真过问。几年之后，想起这件事来，取出诗稿细看一遍，才发现作者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诗人，诗作水准很高。于是忙着打听其人的下落，不料，这位老寒士早已在贫病交攻之下黯然死去。袁枚满怀深情地录下这位已故诗人的七绝《醉后题壁》，把它收在自己编的《随园诗…话》里：
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
放眼古今多少恨，可怜身后识方干！
然后，袁枚凄然地在《诗话》里写道：“呜呼！余亦识方干于死后，能无有愧其言哉！”这里说的方干，是唐代的诗人，很有才识。但生性亢直，不肯夤缘求进，科场失意后，便息影山林，郁郁以终。后来，朝廷发现并承认了他的才干，追认他进士及第，但逝者已矣，已经于事无补了。
像方干这样死后中进士的事固属少见，但在旧社会，一些高才逸士由于无人赏识，匿身草泽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因为封建社会坚持任人唯亲的路线和世族垄断的政策，崇尚门阀，论资排辈，如果无人汲引、保荐，即使是盖世奇才，也只能终古埋没。结果，就像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与崔群书》中所指出的：“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得意；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
大诗人白居易也曾借吟咏晚桃花来慨叹、揭示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
寒地生材遗较易，
贫家养女嫁常迟。
这种“身后识方干”的情况，在现代西方世界里也时有出现。挪威青年数学家尼尔斯·亨里克·阿贝尔，十八岁时父亲死去，便挑起了赡养老母和照看六个弟弟、妹妹的生活重担。尽管家境极度困苦，但他仍然奋力钻研数学，终于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他为最终解决三百年来困扰几代数学家的“方程可解性”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他发明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整套函数。有人认为：他的发明留下的大量后继工作，足够数学家们忙上三百年。
二十五岁的阿贝尔，把这两项成果当作自己的“科学护照”，在朋友的资助下，兴冲冲地访问了欧洲大陆数学界，希望能得到承认。论文经巴黎科学家提交给大数学家奥古斯丁·路易·柯西。但是，因为阿贝尔是个“无名小辈”，柯西根本没有看，便把论文搁置起来。在急切的期待中，阿贝尔苦苦等了半年，始终没有回音。他只好重新撰写，最后在一家杂志上刊登出来。
这时，另一家杂志《天文学家报告》发表了德国数学家卡尔·古斯塔勒·雅各比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出了相同见解的椭圆函数论文。之后，雅各比读到了阿贝尔的论文。他折节称赞，一再说：“这是我望尘莫及的。”当他听说阿贝尔两年前就向巴黎科学院寄出了论著而未被理睬时，大为愤慨，公开提出抗议。这才引起了巴黎科学院的重视，从天棚上找出尘封已久的阿贝尔的论文，正式进行评审，认为很有学术价值，决定发给大奖。可惜，阿贝尔早已溘然长逝了。
死后中进士、获大奖，受到各界的承认与重视，固然比终古沉埋，“没世而名不称”要好一些，但其为时已晚，无补于当事者，则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确实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及早做一些爱护人才、发现人才、拔擢人才的实事，力争多有补于社会，而少留下一些遗憾。
日常生活中，这类情况也并不少见，经常会引发一些感慨。1992年秋，我到甘肃省定西县参观访问，赶上了一场瓢泼大雨，顿时水满沟畦。当地农民都说，这若是下在伏天，可就成了“救命甘霖”了。现在下雨等于“孩子死，来奶了”，啥用没有！有感于此，我即兴吟了一首七绝：
烟雨茫茫过定西，干禾扑地望中迷。
秋霖纵美成何用，施惠由来怕失期！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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