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为师之道的老师

教我为师之道的老师——陈寿琦教授

陈寿琦教授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山西大学校长，20世纪50年代来到外贸学院，主讲国际贸易课程，担任外贸系国际贸易教研室主任，同时任民盟北京市宣传部部长。

1956年陈教授给我们讲授国际贸易课。他讲课使用卡片，讲得很生动，使我们耳目一新。他鼓励我们多思考，经常说，学问学问，就是要学会问问题。有一次，我跑到他的教研室，大着胆子向他请教问题。他接待了我，和蔼可亲，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鼓励我随时找他解答问题。他让我感到可亲可敬，有时在路上遇见，不管他忙不忙，也向他请教，他都给我以耐心的解答。

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戴上“右派”帽子。戴“右派”帽子的理由之一是他“反苏”，“反苏”来源于他“不尊重苏联专家”。为何不尊重苏联专家？原来外贸学院成立后，为了向老大哥学习，请苏联专家来学院帮助设立学科，同时讲授国际贸易课。来的这位专家是苏联外贸学院院长包达包夫副教授，此人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任苏军少校军官。有一次，他给学院老师讲国际分工问题时，陈教授不同意他的看法，展开了辩论。不料，这位院长生了气，拍桌而去。戴上“右派”帽子的陈教授受到严厉处分，二级教授降为五级，并被发配到青海去劳动改造。从那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

改革开放以后，陈教授得到“平反”，从青海到天津财经学院重新任教。我得知后，去信为他高兴，望他多保重。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个深秋的晚上，他来到我家，我们畅谈，吃了饭。他的衣服扣子掉了，我爱人赶紧给他缝好。他告诉我，外贸部要他主编《国际贸易》，助手由他选，他要我当他的助手，我爽快地答应了。后来我们共同商讨教材编写提纲，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我得知他被划成“右派”的原委时，愤愤不平。但他豁达、泰然。但当我希望他回到外贸学院时，他婉言拒绝。从他的神情我看出他内心的隐痛，意在有意回避与他一起共事而又划他为“右派”的当事人见面。

20世纪80年代初，我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他在美国的亲戚托我为他的夫人朱老师带回治乳腺癌的药。我从美国回到北京，第二天，就赶往天津把药送到他家。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主持天津外经贸工作的李岚清副市长倡议下，陈教授开始主编《国际经济贸易百科全书》。他呕心沥血，不辞劳苦，把250万字的全书完成，为国内经贸界提供了有权威性的工具书。该书出版不久，他被检查出患有直肠癌，令我震惊，赶忙去信宽慰他。1994年我在天津作完关贸总协定学术报告后，特向接待单位提出要车去看望陈老师。手术后的陈老师比我想象的要好，正在进行化疗。他很乐观，言谈中以感激的心情告诉我，为治好他的病，天津市每年为他进口10多万元的贵重药品。他希望早日康复，与我合作写一本有关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书。因晚间我要赶回北京，只得与他和朱老师惜别。告别前，我和爱人与他们老俩合影。1996年、我从外地讲学回来，家里告诉我，我在外地时，陈家来电告陈老师去世的噩耗，令我震痛。这张照片竟成为我们永别的留念。

从陈老师身上，我学到的为人之道：宽容；在强势面前不苟全；处逆境而不绥；独立思考而又不抱偏见；对学生要诲人不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