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神来到了我面前

十、文学之神来到了我面前

收到何老师的回信，我非常高兴！

老师说：赵凯，我已经退休，你的情况我深表同情，我同时给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刘兆林和你写了信，请他就近帮助你。

太好啦！我经常听说刘老师的大名，虽然还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但在我接触到的评论文章中，多次看到他的名字，也知道他的代表作品有《雪国热闹镇》、《啊，索伦河谷的枪声》、《父亲祭》等等，那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如雷贯耳的军旅作家。我还记得在1986年的《鸭绿江》杂志扉页上，看到过一张刘兆林老师辅导一位残疾作者的黑白相片，那个人笔名“残石”，同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哆嗦》，写一个残疾人追求一个健全女孩子受到心灵伤害的内容，印象深刻的是那语言非常优美，句句都雕琢如诗。这本刊物也是被洪水冲走了，不然我会重新找出来，看看刘兆林老师的相片，那是一副很有风采的军人形象。

等待啊，期盼啊：盼刘兆林老师能帮助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帮我呢？

大约过了十来天，一个中午，家门口停了两辆黑轿车，下来几个人，四哥陪着，在屋子里隔窗户远远看到四哥在向客人们指点着介绍庄稼院中的一些情况。四嫂迎了出去，隐约听到四哥笑着对四嫂说，来客是政协的。因为四哥是县政协委员，我以为是同仁们来做客了。我就在屋子角落里，倚着炕沿紧张地站着。这时候，我的心态是怕见外人，能不见就不见，但真见了又不怕，做出一副开朗的样子说笑。其实，我怕见到陌生人，就是不愿意自己以残疾形象示人，这是我心态上不能完全面对现实的表现。

客人进屋了，四哥指着我笑着向客人介绍说：这就是赵凯。

走在最前面的一位客人急步上前，伸出双手握住我的手，并且他略弯腰和蔼地对视我说：我是辽宁省作家协会的刘兆林。

啊！

我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了，结结巴巴地说：是刘老师呀，真的吗？这像做梦一样。

虽然我心里一遍遍地默念何老师寄的信，但当刘兆林老师突然来到面前，我还是感觉又真实又不真实，我日思夜想盼了多少年，盼望与文学建立联系，渴望结识文学界的作家前辈，难道就这样——文学来到我面前了？！

此时，在我心里，刘兆林老师就完全代表着文学之神，仿佛是神灵飘飘下凡向我展现了笑容！

刘老师向我介绍另外几位客人，有辽宁省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李光幸老师，这个名字我以前好像读到过，一时想不确切了，还有沈阳市文联副主席、沈阳市作协副主席黄世俊老师，这我知道，我在《芒种》和《沈阳日报》上看到过黄老师的小说和散文。记得那散文是一篇很优美的《太原街的风》，我还剪下来粘贴在杂志中。后来，我上网后，看到某地一位市委宣传部官员作者抄袭剽窃《太原街的风》的文章，还获得了他们省里的文学奖。我很鄙视这种行径，我曾给自己下过定义：生活上，不乞讨；文学上，不抄袭。不乞讨，我是依赖家庭亲人才能做到；而创作上不抄袭，这个是我自己能做到的。

还有一位客人，是《芒种》杂志社主编张启智老师。刘老师还说：想找《鸭绿江》主编一起来的，可是他出差了。

客人们坐下了，说起何老师的信，我向刘老师介绍了我的病情还有自学创作的处境。我捧着厚厚的一撂纸稿向老师们介绍了几篇稿子的大意后，因为都是写虚构想像的他人故事，刘老师指导我要写自己，我说不敢写，一是自己的伤痛不想示人，二是怕写家庭的事情，引起亲人的不快。刘老师说：家里人也不会看。当时，我非常理解这句话，那就是家里人不会看我写的东西。后来，这在读刘老师的《父亲祭》时，我也明白了，老师写出家庭那种情形，亲人们也没反对，这是文学与生活的两种眼光。

看到我床边摆放着邮购来的《中华文学选刊》，李光幸老师给我讲了他阅读过最近一期刊物的感受，以此来指导我、启发我。刘老师说：已经确定了，以后由黄世俊老师专门辅导我。我高兴地说：我是泥土里的一粒种子，请老师们培育我发芽破土。黄老师指着窗外笑说：这春天已经来了嘛。

真的，虽然花儿还没开，草还没绿，但春风已经吹拂大地解冻了。

两个多小时后，老师们要走了，我留恋不舍，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文学中人啊！握手告辞，看着刘老师那慈善关爱的眼神，我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四嫂张罗留客人们吃饭，我们乡村是每天吃两顿，午后三、四点钟吃饭。老师们婉拒了。其后我才明白：老师们在城市吃三餐习惯了，这中午过了十二点来到我家时，他们应该还没吃午饭，一直在路上了。老师们在指导我时，一直都饿着。

老师们带走我的几篇稿子，说先审阅一下，如果有合适的，请张启智老师给编发在《芒种》上。我想起少年时第一次正式投稿就是投给《芒种》了。然而，我真正在《芒种》发稿，却是几年之后的事了。

我站在屋门口，目送老师们走下房岗，大家还频频回头向我挥手，我一直眺望着轿车远去，拐上村中主街，看不见了。因为文学，我第一次见到作家，我家的小黑屋亮堂了，我欣喜，激动得身子发抖，立马想向何老师写信汇报这喜讯，但我一时进入不了写字状态，需要过好大一会儿让自己平静下来。信中，我写上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我们这屋子是从四哥四嫂那个屋子里安装过来的小分机。大约一周后的傍晚，电话响了，四嫂说是找我，我接过电话：您好，我是赵凯。一个和气的老年男子声音，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我是老何，何启治。

我又是惊喜异常！

与何老师通信十年了，第一次听到声音。这时候，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何老师在我心中真有一种精神上的父亲那种意思。我向老师介绍了刘兆林老师他们来看我的情形，也说了自己目前的现状，在琢磨老师们指导“写自己”的构思。何老师嘱咐我：有作协组织就近关怀，一切就会好办多了，但在创作上也不要过于着急。何老师又打听我家庭亲人情况，还和我母亲说了几句，论年纪，我母亲比何老师大两岁，何老师笑称“老大姐”。

与何老师通完电话后，就像刘老师来过那天一样，夜里我激动得睡不着，一直睁眼看到了黎明的曙色穿透窗棂照耀到我心中。

刘老师来，在我家里产生的最大改变，就是亲人们认可我学习写作的事了，不反对了，我学习创作算个正经事，名正言顺了。我因为写作，能让省、市里的领导来到我家，亲人们也觉得荣耀，邻居也知道此事，互相传讲着。

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我会飞》：

无梦的/脚步，走不进/蓝天深处/心中的理想蜕化为翅膀/我会飞/飞越巅峰/飞越彩虹/飞向太阳/为你衔来一片云裳。

刘兆林老师等人虽然走了，可我依然感觉如同置身梦境里一般，好像文曲星下凡来到我面前，又仿佛文学女神缪斯飘飘飞来，牵起我惊讶仰望的手，笑说：跟我飞吧——

黄世俊老师走时说看完稿子后还会再来，我就等啊等，稿子会是什么命运呢？够发表水平吗？我忐忑期盼着。

在一个多月后，我忍耐不了啦，按黄老师留下的手机号打过去，黄老师正在会议上，告诉我：稿子已经看完了，因为手头工作多，等过几天就来我这，好好聊聊。

果然，一周吧，黄老师和张启智老师又来了，而且还带来水果等营养品，还有书刊稿纸。黄老师在吸烟时，看到我二哥的手卷旱黄烟，也卷了一支，手法娴熟，令我惊诧，黄老师笑说：我也下过乡，当知青时跟老乡们学会的。

黄老师捧着我的稿子，指点着给我讲，已经用打印纸写好了满满一大页审阅意见，把我家的小黑屋变成了亮堂堂的文学课堂。我非常感动，用心聆听，这是多么难得的讲学啊。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黄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也是最后一课。

黄老师笑说我的中篇小说《想像爱飞人》真是一个好题材，但是笔力还嫌稚拙，其中有一章节，写得像童话一样，是很美，但与全篇整体风格不协调了，这个稿子还需要认真打磨。散文《花神》是我为外祖父写的传记，黄老师说关于我外祖父作为医生与死神对话那一段非常精彩。黄老师又说小说《猫蒸人》以动物口吻来写人，视角好，故事高潮蒸猫那一节，有风俗有善恶，“把这一段节选，我帮你修改一下，依然保持你的原稿风格，然后请张老师在《芒种》帮你发表”。我非常高兴，自己的稿子虽然还有许多不足，但突出的优点也被老师肯定了，而且即将发表，多少年来的夙愿就要实现啦，激动啊！

张启智老师又给我讲了投稿知识，要针对每个刊物的不同风格，看人家需要什么样的稿子，投过去才有被接受的可能。正午，两位老师告辞了，我挪蹭着送到门口，黄老师握着我的手笑说：等稿子发表时，我再来。

我高兴地向刘兆林老师汇报这事，并且把我按照刘老师指导新写的怀念父亲的散文稿寄了过去，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刘老师的电话，说他看了我的散文稿，觉得还可以，已经推荐给《海燕·都市美文》的主编古耜老师了。

我等啊等啊——

三个月没有得到黄世俊老师的消息了，我一直想打电话询问，但觉得黄老师工作忙，怕打扰老师，同样也是担忧我的催促会不会引起老师的反感，这是心里话。终于忍不住，我还是在一个傍晚把电话拨通了，是一个中年女子的温和声音，我说找黄老师，她说：我是黄世俊的爱人，你还不知道吧，你的黄老师、他已经过世了。

啊！

晴天霹雳——我目瞪口呆。

黄老师是突发心脏病。

我哽咽着同师母说了节哀顺变，放下电话，我的泪水就流下来了，为黄老师英年早逝而悲痛，我又捧阅起黄老师赠予我的签名本小说集《青鸟》，多么希望有一条电话线架设在天地之间，我再同黄老师说一说话，再请他为我讲一讲文学课。

我打电话给张启智老师，黄老师生前还没来得及把《猫蒸人》稿子处理完，并且已经找不到了。后来，我收录到作品集《我的乡园》中的《猫蒸人》，其实是初稿“人蒸猫”，只是为了纪念黄老师辅导我这桩事，还用了《猫蒸人》篇名。

等到雪花飘飘的十二月，四哥从学校带回了一个大牛皮纸信封，我看到落款是大连《海燕》月刊社，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急忙拆开，一翻阅，果然在目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赵凯，篇名是《狼缘》。这是我写父亲年轻时在长白山区遇到狼与之对峙的内容。打开刊登自己作品的那一页，一遍遍读着，像欣赏别人的作品一般。

作品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正式发表，我真是非常高兴，又非常心酸难过，我觉得按照自己的的理想追求与文笔水准，在数年前，就应该在报刊发表了，可是这一天等得太久啦，追求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把“成功”这一过程推迟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身体病残，与世隔绝。发表“处女作”，对任何一个文学追求者来说，都是快乐的事，然而我经历这种情形时，却被巨大的辛酸淹没了，并不是喜极而泣，而是欲哭无泪。

其后，我的另一首小诗《人民英雄纪念碑》投稿给《诗潮》主编李秀珊老师，也得以发表。“这清白的骨骼啊，若是你轻轻抚摸哟，觉悟我依然有血肉感，总是生命的热度。”此诗还被收录进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诗歌大典《胜利之歌》中。再后来，我投稿给《海燕》的另一篇散文是《母亲的手》，不久，就接到了《读者》编辑部的电话，告诉我选载在乡村版上了。这是我第一次被选载，很高兴！我已经超越了“成功”过于迟来的忧伤。

刘兆林老师又推荐我的两个短篇小说稿《女娲的母亲》和《阳光中的乳香》给《满族文学》与《辽河》，相继发表。我想：虽然有神话“女娲造人”，但女娲是从哪里来的？她也应该是有母亲的。又有神话说伏羲女娲是亲兄妹成婚，于是，我构思写作了这个“故事新编”。我大侄的女儿已经上幼儿园了，可是，晚上还总是要摸母亲的奶咂儿才能入睡，我们小时候都这样，我笑逗孩子说：那你上学午睡时怎么办，摸老师的奶咂儿吗？于是，由这句笑谈，我写出了幼儿园老师为哄好哭哑的新学生，敞开衣怀，把师职化作了母爱。后来，一位朋友读了这篇小说后，告诉我，“真有这种事儿”！生活的确是比小说更丰富。

这一时期，我的一篇重要散文《想骑大鱼的孩子》创作完成了，这文章把我对父亲的怀念与自己的理想愿望以及民间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了：瘫痪不能走以后，我就想超越脚步的束缚，获得另一种自由——我想飞！无梦的脚步走不进蓝天深处，心中的理想蜕化为翅膀，人是没有翅膀的。读庄子《逍遥游》，那壮丽神奇令我向往：“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扶摇直上九万里！我渴望像鲲鹏那样飞翔。二哥给我讲过，村边的浑河里曾经在发洪水时，来过一条大鱼，搁浅在林中水洼里，后来上游水库来了一条轮船找这大鱼，用网拖回去了。父亲带着童年的我在浑河里洗过一次澡；小时候，看到过《鲤鱼跳龙门》和《连年有鱼》的年画，一个穿红肚兜的光屁股小男孩儿骑在大红鲤鱼脊背上，我梦想自己就是那个小男孩，骑着大红鲤鱼跳过龙门——跳过去，我的病就好了！

我躺在炕上，听家里人说：浑河干底了。电视中说：上游水库枯涸了。

于是，我写下了“那大鱼在时光之流中等着我，这想骑大鱼的孩子就是我；那大鱼一定很想我，就像我想它一样；好想一个梦就神话般回到童年，回到我诞生之前”。

两年后，这篇散文获得了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这是我第一次获得真正的文学奖项。后来出版作品集，我就用《想骑大鱼的孩子》做了书名。

自从把十几本日记在水盆里浸褪字迹当做废纸卖掉后，我已经四、五年没写日记了，后来，在刘兆林老师等人来关怀我后，偶尔有一些特别的感想时，我就记在随手正在看的书刊页面空白边上。直到2006年5月，刘兆林老师以辽宁省作家协会组织的名义联络沈阳市委政府帮助我入院进行人工双髋关节置换治疗，我在病床上又重新认真写起了日记，直到如今。

我曾在沈阳日报上读到一篇报道，说市内有个患病的残疾少女，区委书记送给她一台电脑，鼓励她努力学习，顽强生活。我也想拥有一台电脑，好方便与外面的世界相通，我太封闭了，渴望交流。于是，我给当时的辽中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生活现状，表达了想拥有电脑的心愿，说明不要太好的电脑，旧电脑即可，能用就好。我只是试一试，不断定县委书记就一定会帮我，可是，一周后，乡里和村里领导就陪同一位县里领导来到我家，原来是时任书记委派他们来核实情况，真的从县高中电教室给我送来一台电脑。这是2005年春夏时节，然而，一打听上网费用，是一千多元，对我来说，门槛太高了，我不好意思向家里张嘴要，家里人觉得我没有必要上网，于是，电脑变成了我练习打字的工具，先是使用拼音打字，但我们这里说话平俏舌不分，我把平俏舌字从字典抄到本子上，想强记硬背，这时，恰好四哥从学校给我借来一本五笔字码字典，我对文字折解组合比运用拼音好得多，在我心中，汉语拼音和英文字母是一样感觉过敏的，所以，我很快就明白了五笔打字方法，但真正地熟练运用，还是一年半后上网了，在使用电脑过程中才慢慢掌握。

总是听说上网有多么好，有了电脑，却不能上网，一直是我非常心急而无法解决的事。在医院中做了人工关节手术后，遇到一位病友李大哥，他是最早了解并使用电脑的人之一，还会自己制作网站，他向我母亲劝说，说我身体不方便最适合上网，母亲才了解到电脑上网对于我一定是好的。秋天出院回家后，母亲给了一千一百元上网费，因为电脑中一些配置太低了，又和小侄洪洋一起去县里重新更换了一些硬件，就这样，我终于成为网民大军中的一员了。

上网的确给我生活带来了很多新变化，网上的内容浩瀚如海洋，最关键是我结束了完全封闭的生存状态，不再单纯与世隔绝，病残的我联网了健全的大世界，文学路越走越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