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青涩的苹果

一只青涩的苹果

一只青涩的苹果居然让人口中生津、不能自己，居然诱惑一个淳朴的农家孩子做了一把“贼”……

20世纪60年代末，在后来被称为天下黄土第一原——董志原边的一个小村庄，我读小学一年级。那是一个秋天，上中学的哥哥将我带到县城，接受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大夫做的“埋线”手术。手术比较简单，用刀子拉一小口子，放一根“羊肠线”，缝三四针，如此而已。每周一次，大概做了七八次。为了不耽误学习，哥哥让我临时在城关小学借读。这期间，准确地说只有20分钟，发生了一件令我刻骨铭心又难以启齿的事。如今过了“奔四”的年纪，每当想起仍心头一阵发紧，如鲠在喉，说不清的滋味。

那是一个早晨，其他同学上早操去了，我和几个同学打扫教室卫生。我在扫地时，发现一个书仓里放着一只苹果，青皮的，特别惹眼。那个年代苹果不多见，我们村子里很少有人栽苹果树，偶尔吃苹果那是城里人的享受。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将这只苹果装进口袋里，一看憋乎乎的，担心叫人发现，就把它转移到教室外的一个地窖里，打算放学后无人时拿出来品尝一番。20分钟早操很快结束，同学们回到教室，班主任是位中等个儿的女老师，她站在讲台上严肃地问:“是谁拿了同学的苹果?”我害怕极了，将头埋得很低。老师接着说:“我知道是谁，他是一个外来的学生。你把它藏到哪儿了?”在讥笑叫喊声中，我领着“失主”取回了“赃物”——一只完整的青皮苹果，有几个同学小声叫我“贼娃子”。两个月后，治疗结束了，我这个“外来的学生”又回到了农村小学，一切恢复了原样，没人知道我在县城里干的“那件事”。

人说时间是最好的医生，这不尽然。用心理治疗的行话说，当大脑要忘却的时候，身体却会通过紧绷、失眠、疼痛等等不自主的反应来告诉，那些事情是忘不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苹果事件”从记忆的深处泛了上来，越来越清晰，越想越深刻。十五年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恰好工作在这个县城，每当走到城关小学门口时，我会突然想起这件事，浑身不自在。虽然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虽然我已记不清那位女老师姓甚名谁、长何模样，但我总感到她的眼睛盯着我，我认为她还知道我是谁以及我曾经“不光彩的老底”。

三十多年过去了，“苹果事件”像影子一样缠着我，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那叫“偷”吗?我真的做了一回“贼”吗?今天，苹果以及“苹果之类”早已不成问题，市场供给充足，要啥有啥，说明我们发展起来了。然而那时候物质极度缺乏，说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其实是起早摸黑种粮食，“全面发展”谈不上，农民种什么没有自主权，不允许也没有地栽果树，轰轰烈烈的干一年，吃饱肚子都很困难。“文革”前和“文革”中就是这样的境况，中国的经济社会没有发展起来，普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吃不好，谈不上吃水果。不仅是吃的问题，年长些的很多人对“成分”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也不例外。那时候，成分决定国人命运。成分不好，处处低人一等，不能上学，不能当兵，不能提干，家兄高中毕业想参军，就是卡在成分上。当时的“贱民”分为四等，地、富、反、坏，俗称“四类分子”，再加上右派分子，便成“黑五类”。我家是富农，列其中之一，到处碰壁。刻骨铭心的是村里开批判大会。基干民兵架着“四类分子”的双臂推着跑入会场，喊着“打倒”的口号，会毕又推着跑出来，中途的批判就是挨打。越是本家打得越狠，以示威风懔懔，不徇私情。一场批判会下来，有些“四类分子”倒在路边面如土色，鲜血直流。“四类分子”就是“阶级敌人”，他们戴帽子受管制，经常挨批斗，还要随时被叫去干义务劳动。1979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二千万地富分子结束了30年的苦难生涯。喊了多少年的革命，“革命”是什么?是变革。什么情况下要“革”?路走不通了，走不下去了，就要革，就要变。“革命”词来源于《周易》，《周易》的灵魂就是变革，“与时俱进”，不能停止在一个水平上，这就是主张发展，而且是可持续发展。

所以，一只青涩的苹果(那只苹果是青苹果，是否涩我没尝，后来我想它是很涩很涩的)居然让人口中生津、不能自己，居然诱惑一个淳朴的农家孩子做了一把“贼”，让他从童年到中年，心头总是沉甸甸，总也不能释怀。多少年来，不吃嗟来之食，不随便索取别人东西，是我做人的“底线”，我也教育下一代努力去做。

清贫，贫而不贱，穷则穷，尊严在，堂堂正正，不能让人轻视贬抑半分;富贵，既富且贵，富人身上要体现贵气，不倚强凌弱，以敬待人。说起来易做起来难，但要努力去做。做到了，穷人和弱者、富人和强者都很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