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胎鞋”造海塘

穿着“胎鞋”造海塘

□叶向阳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安徽卫视的《社会透明度》栏目在播放各地见闻。其间，年轻的女主持人以一种闻所未闻的语气介绍某山区一种用橡胶轮胎制作的鞋子。伴随着她的解说，荧屏上出现了一个山民穿着那种鞋子的双脚的特写镜头。“胎鞋！”我的脑海闪出两个字。

说实在，那鞋子于我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新闻，但它勾起了我40年前下乡插队时穿着这样的鞋子“拉革命车，走大寨路”的往事。随着时代的变迁，胎鞋早已在我们的视线内消失。如今倘若有人要我为它作一注释，我会这样写道：“胎鞋，一种用废旧的人力车轮胎经简单加工后做成的无鞋帮的鞋子，坚韧耐磨，宜在行程长或路况差的环境下行走。”

40年前，霞浦公社有一条在建的“五七海塘”。围塘工程所需的民工是从各大队抽调的。农家素有“出门一里，勿及屋里”之说，社员们大都不愿外出赚工分。因此许多大队便采用定期轮换制，一般以“双抢”为界分为上下半年两期。那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放工后，饥肠辘辘的我正蹲在土灶前烧晚饭。分得的稻草是潮乎乎的，送入灶膛尽冒白烟，未及开锅已被烟火熏得泪眼模糊。这时生产队长尧哥进了门，看我一副狼狈相便开门见山地开了腔：“公社围塘指挥部又下达抽员指标，我们小队摊到两个名额。你呀，就别再熏野猫似的受这份罪了……”

第二天我即拉上床板赶赴设在林大山下的工程指挥部报到。

那个年代，即便在民工扎堆的工地上也仿照部队编制，指挥部下设采石连、海运连、陆运连。说是“连”，对前两者来说只是一个虚名，因其人数远远够不上一个连队，充其量是一个缺额的排。而后者倒是名副其实：下设三个排，每个排有三四个班，整个工地的主工种也由陆运连来体现。

工地终日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高楼般的巨礁上用油漆写就的“围海夺田改造自然”等红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图文并茂的黑板报常换常新，“胸有朝阳”、“生龙活虎”、“连续作战”等热辣辣的词语期期可见。四面通风的草棚子里，为钢钎淬火的简易炉灶在风箱的鼓动下发出耀眼的炽焰。采石连的民工每三个人一组，两个壮汉抡起大铁锤“叮当叮当”地交替打击那锋刃针对礁岩的钢钎，另一人则蹲在地上用力转动钢钎（谓之“把钎”），填装炸药的炮眼就此渐渐地加深。海运连的木帆船贴着海岸乘风破浪，将船上的石块抛入堤坝前沿的海上。登上礁石顶峰眺望远处，五六里长的海堤上，拉着手拉车的人们如搬家的蚂蚁来去匆匆。

采石连的特点是“薄积厚发”，那种作业方法看似原始，但放工后一旦人们撤离爆破警戒线，他们的成绩便骄傲地展示在众人的眼前：随着几声巨响，山体轰然倾斜而下。这上百立方米的石块等待着次日海陆两路的民工们起运。

海运连的运输进程极易受气候和潮汐的影响，遇稍大一点的风浪或低潮位便全线停航。

“最能战斗”的是陆运连的“战士们”。他们顶风沐雨每天重复着同一流程：疾步东进，将一车车礁石倾入大海，然后从排长手中接过一枚烙有“五七”两字的竹筹子（记工分的凭证），转身空车西行。随着昼夜的更替，坚实的海堤不断延伸。

我刚“入伍”时，堤坝上的小木牌用黑漆标有“1600（米）”的字样，而待我“退伍”时里程牌上的数字已升至“2800”。一天中的运输车次随之也由八车降至五车，从这简单的算术中可知：无论车次和单程怎么变，人们每天的行程都在五六十里。我在那里的行程也早已逾万里。

拉车最费的是脚上的鞋子。起先，我穿的是半新不旧的球鞋，可不到半个月鞋底穿孔不说，就连鞋帮也像被猫抓过似的松散破裂。八九月份秋老虎肆虐，骄阳当空，整个工地见不到一片树叶，也无一丁点避日之处，满目尽是土黄色的礁石。广漠的海涂被烈日无情地烧烤着，冒出带有咸腥味的雾气。在无风的日子里别说拉车，就是静静地站着，苦涩的汗水也会像小溪般地顺着小腿往下淌，鞋帮就是这样给“腌”破的（工地上几乎无人穿普通的袜子）也就从那时起，我的脚上便有了那种叫做“胎鞋”的物品。

胎鞋可在工程指挥部的后勤室买到，价格一元五角。尚俭的民工们常会自行制作：将轮胎按脚的尺寸裁割成几段，脚跟处剪两刀折弯后用细铁丝固定。前部和中部用剪刀加工成鞋鼻，拴上绳子就成为一双两侧略向内卷，形似小船的鞋子。那是我穿过的所有鞋子中最耐磨的鞋子，坚韧的橡胶中衬有俗称“嵌白丝”的线状物，穿上它感觉是踩在一块薄板上，毫无回弹感。初穿三五日，双脚就磨起六七个血泡，但等到血泡破裂“升华”为硬茧，便修炼到家了——那时只要体力允许，即便日行百里，脚底也安然无恙。应了当时一句响亮的口号：“练就铁脚板，打击帝修反”。

每天放工后，衣衫的背部总是白乎乎的，用手一摸，有一种细微的颗粒感，那是盐花。插友们最烦洗衣服，这一天几十里路走下来，实在不愿再去河埠头。就算去洗，也无非在小河里炸油条般地将衣服搅动几下，因此一件厚实的卡其布衣用不了3个月就成了布条。见工地上有两三个青年民工裸着上身干活，为免洗衣之烦，我也想仿效。来自朱塘村的马叔大声劝阻道：“小顽，不要这样‘做人家’（节俭之意），到辰光背脊会贴满‘五分头角子’的，我看你受不起这份罪！”年轻人处事常会带一股犟劲：“怕啥？这张脸不也天天裸露着吗？”殊不知脸的上方有一顶十分管用的草帽，我竟忽视了它的作用。

头两天没啥感觉，第三天放工后感到背部火辣辣的。入夜，睡梦里还在烈日下拉车，醒来翻身时才感“大事不好”：这黑夜里背脊怎么还那么烫？皮肤是否在渗血？因为我真真切切地觉得我背部的皮肤已裂开！遂伸手在草席上摸摸，以求证是否有黏糊糊的红色液体。我直觉中的现象没出现，然而四五天后放工洗澡时，插友小谷惊呼：“怎么你背脊有那么多的‘大气泡’！”——马叔的话应验了。

与脚底的血泡变成老茧一样，过了那道坎就无所畏惧了。十来天后，背部褪完皮，浑身古铜色，油亮油亮。遇突袭的雷雨，雨水根本无法在我身上歇脚！有此经历，次年回生产队“双抢”时，我照样赤膊上阵。除了国良哥之外，我是全队独一的赤膊大仙。中午时分，离开打稻机时浑身泥水，在去农忙食堂的路上纵身跃入河中，扑腾几下，干净溜滑，似一条泥鳅。整个夏季基本无洗衣之劳。

午饭是用手拉车送到工地的，一阵狼吞虎咽后约能休息三刻钟。我和大家一样，会钻到唯一能遮挡烈日的手拉车车肚下，任凭满地的碎石硌着肌体，任由海浪轰然击堤，粗豪的鼾声中却带着安恬。

能量总是守恒的。体能的大量消耗，总得有相应的补充。那个年代粮食是人体最好的能源。人们常常自嘲：命生苦，饭来补。记忆中，那些日子里老是有饥饿感。午餐时，椭圆形的铝质饭盒中一斤半米饭下了肚，未待放工哨响，脑子里已经出现泛着白光的软乎乎的“农垦米饭”。插友小吴的话最有诗意：这海塘不是石头围成的，而是白米饭筑起来的。是啊，有几个民工每餐的饭量在一斤以下？食堂的小菜较简单，咸菜烧土豆和榨菜汤是搪瓷杯中的常客。不过在那里我尝到了从未见过的泥螺汤。过年回宁波，遇东北回来的插友们便问：“你们见过活泥螺吗……它可做成汤，我在那边喝过呢！”语气中带着先知的骄傲。

露天劳作的人们最关心的是天气。早上出工前，大家会细听有线广播的本县气象预报，对于气温不甚在意，放在心上的是一个“雨”字，听得有“小雨”，便带上雨衣；一旦听说“雨量中等”，人们互相告知，兴奋不已。有的还伴着滑稽的动作嚷嚷：“下吧，下吧！”因为工地上有不成文的惯例：雨量中等的日子里，常会组织民工进行记工分的“政治学习”。因此在雨季里“雨量中等，政治学习”是最频繁地出自人们之口的八个字。直到现在，每闻“雨量中等”，我的脑子里立马会浮起当年细雨中民工们的神态。

秋季，东北向的“九月廿七风”总是如期而至。大风逞威，阵阵进逼，漫天呼号，推波助澜。海涛轰鸣着狠命地撞击堤坝，飞溅起几米高的雪浪花，又带着余威越过宽厚的坝体，将行进在堤坝上的人们浇个透心凉……

若说穿胎鞋的岁月并不艰苦，那不是实在话。然也正是因为如此，才磨炼了那特殊年代的一代青年人。而今年届花甲，回首往昔，感悟颇多，插友们常将当年的经历视为一种精神财富，我是十分认同的。

（2010年3月31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