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庞大的人口相比，教育资源一直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受到国家与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教育资源仍然捉襟见肘，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需要。但由于某些教育发展目标不切实际，操之过急，加上对人才的片面理解，形成对高学历的盲目追求，更使教育事业雪上加霜，也助长了某些不正之风。
根据1986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育可以分为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两个阶段，在普及初等教育的基础上普及初级中等教育。”同时又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可见，各省级单位如何分阶段实施义务教育，可以从实际出发。但一些经济落后、财政困难又人口众多的省往往在教师、学校和经费都没有落实的条件下直接实施“普九”（普及九年制）。结果是，尽管有海内外“希望工程”的捐款等外援，不少农村、老少边穷地区根本达不到标准。于是一方面大批学生无法入学，或中途辍学，新的文盲日渐增加，另一方面却是“普九”在弄虚作假中全面“达标”。一批获得文凭的初中毕业生实际连小学程度都不到，但只要家庭或本人稍有权钱，就能继续“深造”，上大学也完全可能。
近年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但对人才的片面理解和宣传却导致对高学历的片面追求，似乎只有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才算得上人才，只有当了教授、院士才算高级人才。各部门还规定了相应的硬指标，要求某一级别的干部、公务员，职称、职位必须达到某一学历。为了表示对人才的格外重视，不少单位还在上级规定的基础上层层加码，以至招收普通工人也必须有大专文凭，一般职员非本科毕业不聘，中学教师得有博士学位，大学教师没有博士学位不能提教授，每个省、每所大学都要实现院士零的突破。党政官员和公务员也求学位、职称成风，科员考大专，科长、乡长升本科，处长、县长拿硕士，厅局长、市长、省长攻博士，有些大员和主管官员还要当兼职教授或专职教授。
其结果，一是误导了广大家长，以为要成才，要有前途只有上大学，而且要上名牌大学、重点大学。于是从幼儿园开始就要进“实验”、“样板”，小学、中学都要进“重点”，但重点学校的名额总有限，只能各显神通。有路通路，找熟人、关系户、领导，批条子、塞票子、迁户口（将学生户口转至学校对口招生的范围内）。有钱花钱，交赞助费、择校费、择班费、选师费、补课费、竞赛费，或者送现金、礼券、礼品，招待吃喝、旅游。无路无钱的只能加压，请家教，上补课班，直到亲自督战，物质奖励，拳脚威胁。但即使在发达地区的大城市，也不可能都上得了大学，多数省区还只有少数。而且总有一部分学生不适合上大学，学习再努力也不可能达到标准。本来，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就可以正常分流，多数学生上中专、技校、职校，以后其中一部分可以上大专、高职，也可以先就业，今后再接受业余教育、在职培训。但现在大家挤在上大学一座独木桥上，一些家长或学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二是误导了用人单位，造成人才不应有的浪费。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不是所有职位都需要有文凭或学位，更不是都要大学毕业。但这些年在中国却到处可见超前、超高的招聘要求，本来大专生就能胜任的岗位，甚至非博士不招。外资、合资企业，垄断性行业、权势部门由于有收入、待遇或特殊地位的优势，往往能吸引高学历、高学位的人，实际造成积压和浪费。还有些岗位非洋博士不用，甚至在大学也是如此，以至造成土博士与洋博士间的严重反差，迫使工作多年卓有成绩的土博士发愤出国。另一方面，熟练工人、高级技工后继乏人，日渐紧缺，新兴的灰领难成气候。
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一些腐败现象、以权谋私的手段打起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的旗号。党政官员纷纷在大学兼教授，研究所兼研究员，或者在下属大学中拿文凭，“读”学位。大学博导可以招收在数千里外工作的省长，公务繁剧的省长居然能按时学完课程，写出学位论文，考试合格，通过答辩。当年的“工农兵学员”只因当了主管官员，就会接到母校的“兼职教授”聘书。有的学校还将研究生班办到企业和机关，教师上门授课，附带划出考试范围，圈定标准答案，以确保企业家和领导干部能成为硕士、博士。大学保送生、特招生的名额被权势人物子女垄断，不仅名额被顶替，连成绩单与品德评语都可以伪造。
这种片面的人才观不改变，即使大学再扩招，研究生名额再增加也不会缓解矛盾，反而会使水涨船高。不是吗？有些官员的学历一路攀升，拿了博士想做博士后，说不定今后真能拿个院士。
但中国的教育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中国有限的教育经费应该用在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何况现在添的未必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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