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治疗理念与中西方反腐模式

中西医治疗理念与中西方反腐模式

“文革”浩劫时期我被“知青”，曾在大队合作医疗诊所当过年把赤脚医生。当时诊所里有两位医生，一位中医先生，一位西医大夫。那中医老先生，每逢独自坐诊，总会滔滔不绝地吹嘘中医如何能包治百病，西医如何邪门不屑。两位医生同时坐诊，一个东一个西，老先生总要时不时地瞟瞟人家，嗤之以鼻。以他之见，天朝大国就该是中医的天下，让西洋医学染指，真是辱没祖宗，应该将洋医扫地出门，光复中医一统天下。我想，倘若当真把西医赶尽杀绝，回到中医独霸的年代，危重急险病人无以救治，中国非沦为世界寿命最短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不可。

这种排斥西医、企图光复中医一统天下的陈腐观念，现在恐怕没有市场了。无须讳言，中医较之西医，缺憾明显。有人概括说，“西医治病，中医治人”，诚者斯言。我由中西医诊治理念，联想到了中西方的反腐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反腐也是着眼于“局部清晰”，譬如官员家庭财产公开，要求官员“全裸”地面对公众，以达到预防贪腐的目的；中国反腐则着眼于“整体模糊”，侧重政治教育，提高觉悟，能够自省自律，拒腐防变。尽管中国反腐方针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但是，对于国际社会公认的反腐“利器”——官员财产公开，却是采取排斥的态度，有调查显示，97%的官员反对公开家庭财产。在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上也是“暧昧”的，近20年来，尽管公众对公开官员财产的呼声很高，要求强烈，连续多年全国“两会”都有代表和委员提交议案，却始终未能进入国家立法程序，最高层所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都仅止于官员财产“申报”“报告”的层面。“申报”“报告”与“公开”性质迥然不同，前者可以暗箱倒弄，滋生猫腻，后者则须大白天下，很难忽悠遮藏。

中国排斥西方反腐模式——官员家庭财产公开，致使官员容易“藏污纳垢”，官场腐败丛生。世界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为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清廉指数打分排名，2010年度中国3.5分（满分为10分），不及格，位居第78位，属于“严重腐败国家”。对于中国官场腐败，坊间有句形象的比喻：“乌纱帽”一戴，瘪皮壳儿（瘦猪）几年就成大肥猪了。我们也念念有词“标本兼治”，“标”是什么呢，不就是“瘪皮壳儿”养成了“大肥猪”后“宰掉”（惩处），而对其“腐败成长”，却往往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宰掉”的“大肥猪”再多，又能说明什么呢？不是反腐的成绩，只能是反腐的无奈。我们有的是没完没了的宣传说教，实际都是耳边风，刮过去拉到，了无意义，丝毫无碍腐败茁壮成长。官员财产隐秘，群众无从监督，“带病提拔”“越腐败越提拔”“越提拔越腐败”之类吊诡怪象也就司空见惯了。

中国为什么不实行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制度？关键是既得利益集团害怕丧失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阻挠，“公开”不是“与虎谋皮”吗？但是，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御用专家学者，并不敢直截了当地反对“公开”，担心人说他们“此地无银三百两”，承认自己“屁股不干净”，故而歪理邪说，往什么“西化”上扯蛋，“公开”就是“西化”，“公开”就是不要“中国特色”。

“西方反腐模式”——官员家庭财产公开有什么不好？中国怎么就不能“拿来”用用？在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都能行之有效地实行，难道这个国际公认的反腐利器拿到大陆，就会变成吞噬中国官场精英的灵魂的魔袋？个中原因，恐怕是中国官员担心在这柄反腐“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指慑下，原形毕露！中西医学可以融合为“既高于现在的中医，也高于现在的西医”的“新医学”，在反腐败领域，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兼取两长”，形成中国新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这种新体系，新就新在一个要害上——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官员家庭财产公开，是一个无法回避和不可能绕开的“坎”和“界”，国民已经认准和盯牢了这一问题，不想迈也得迈，不愿过也得过。我敢肯定，如果中国官员不过“家庭财产公开”这个“坎”和“界”，那反腐败斗争断然永远不可能真正取得什么实质成效，也不可能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