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弟的叹息

强弟的叹息

强弟的叹息^[1]

强弟是我的堂弟，是我伯父一家人的希望与未来。他在十八岁的时候，就跟随我父亲去广东打工。刚去广东时，吃住在我父亲那里，做做水果生意。那时，他隔一天要去进水果，花大半天时间，骑三轮车到一百里远的地方去进货，每晚去卖。他这样做了两个多月，可是一分钱也没有赚到。如果他单独租房吃饭，每个月不知倒亏多少。这样的生意，为何还要一直坚持呢？想到强弟家的贫困与伯父的期望，我毅然决定，建议他不要做这种无聊的生意而是进工厂，既是一种锻炼，也多少能够为家里赚点钱。于是，开始了一场为他找工厂的艰巨战。

从8月初开始，我就放弃了自己找工作的想法，一心为强弟找工厂。开始几天，我信心百倍、干劲十足，带他跑遍了东莞市道窖镇，去了几次市人才市场，问询了许多工厂。但是，一无所获。他才十八岁，高中肄业，没有经验，又无技术，还是男生（对于某些低级职位，女生比男生好找工作），尽管我们的要求已经低得不能再低，可还是没工厂愿意要他。当然，也不是只要有厂就进，有些骗局刚在我身上发生，难道还要再一次经历吗？再说，强弟也上当了两次。

第一次，强弟进一玩具厂，交了九十元伙食费和五十元的押金，但工作一天后就溜之大吉。我觉得，他过分自尊，也非常怯懦，不干也可光明正大出来嘛。他既要保持自己的声誉，又不敢坦荡地与老板理论，只好逃为上策。这，显得太不成熟了。为什么要出来呢？他说，那里简直就是地狱，一天干十多个小时，睡地铺，老板使唤他们就像对待牲畜一样，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并说在那里干的人不久都出来了，领不到工资，他们都劝他不要进来。于是，他就从众口铄金的舆论和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中逃了出来。后来，我才慢慢从他身上发现，其原因在于那种油漆气味让他受不了。后来，当我们到了几家油漆味很浓的玩具厂时，他都想进去。我说:“你因为不能闻这种气味逃了出来，现在又进这种厂，你还想浪费金钱和时间吗？”他叹气道:“现在没有办法了，闻不得也得闻。”我不赞成他幼稚而颓废的说法。

第二次，在龙哥的带领下，他进一家贸易公司，交了五十元钱。可是，交了钱后出来问其他人，别人说这是骗子公司，常年招工，赚取“会员费”。强弟再也没有去那家公司了，他又损失了一张五十元的人民币。

有了这两次教训，他找厂时确实小心翼翼。有一点情况不合他的想法，他就挤眉弄眼拉我衣角往外拽叫我走。所以，凡是没有把握界定“好”与“坏”的厂，我们都没有进去。有一些工作适合他这种无技术经验的男生，但他身材瘦小，吃不消。在我带他找工厂的前几天，他也似乎胸有成竹，对这样的工作不屑一顾。几天过去了，腿都跑酸了，我的脚磨出了两个水泡，钱也花掉了上百元，可进工厂的希望仍很渺茫。这个时候，真有点心灰意冷、叹世不公。在找工厂的过程中，我发现像这种工厂的普通员工，依靠厂里熟人介绍更为有效和可靠。于是，我建议去找房姐。

房姐是强弟的亲姐，在东莞打工多年，可是目前她和家人失去联系，只能猜测她在茶山镇或清溪镇。在塘厦镇，有一位在那里生活多年的杨阿姨，与我们是同乡，听说她知道房姐的地址。于是，我决定先找她。那天，我与强弟来到东莞，一问塘厦的车票要十一元，强弟犹豫了。车费太贵，他有点不想去。于是，我便给他五十元钱，叫他先找那位杨阿姨，看她能否帮助找工厂，另外打听房姐的地址。他去了，我一个人回家。第二天下午，当我们正在议论强弟可能找到了工厂或者找到了房姐时，强弟哭丧着脸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父亲有点伤心，什么也没有问，先给他弄好饭菜。吃饭时，我们才问他找人找厂的情况。他既没有哭泣，也没有全盘托出，我们问一句，他就不冷不热地说一点。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那天，他来到塘厦，一时找不到那位杨阿姨，就去了她儿子那厂的门口等她儿子阿飞下班。当天，没有等到。当晚，露宿荒野草丛，被查夜的人发现。强弟说明原委后，他们叫他住旅馆，说外面不安全。住旅馆没有钱，于是他去录像厅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他找到了阿飞。阿飞带他去了他妈那里。在对待远方来的家乡同伴时，阿飞不够热情，与强弟寒暄几句就回厂了。强弟已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了，只吃了几个自己做生意剩下的酸橘子和小苹果。但是，当杨阿姨问他吃饭没有时，他却忍着饥饿说吃了。杨阿姨说，目前她不能帮忙找一个合适的可靠的厂，但保证有消息就告诉强弟，并说他房姐在茶山镇。强弟再也没有多说话了，他离开了塘厦，直奔茶山镇。那天，他在茶山，没有找到房姐，下午只得打道回道窖。

他叹气，我们也为他叹气。

父亲说强弟是出师不利，春节来粤时办一个证件弄得那么麻烦，以致自出来至今都没有走上好运。到广东之后一个月，没有找到好厂，反倒丢了一百九十元；去深圳林姐那里一个星期，受了不少苦，但也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反倒欠了林姐二百多元；后来做水果生意，第一天进货，三轮车碰坏了停靠在路边的小轿车，强弟被抓去，父亲用三百元钱赎回来；做了两个月生意，不但没有赚钱，半年反倒欠了父亲九百多元；四处奔波找工作，至今还没有一个归宿。这半年的磨难和打击，无情地摧残着一个年仅十八岁的男孩。我作为他的堂兄，在目前情况下，能给予他什么帮助呢？只能从语言上鼓励、从行动上帮助、从心理上同情和支持。但是，这些都不能抹去一位十八岁男生的叹息。这种叹息，真的好可怕，它常常刺痛着我的心，扰乱我的思绪。强弟是我二伯家的唯一一个儿子，一家人的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他的每一声叹息都要牵动年老体弱的双亲及一位尚在念小学的妹妹，要在一贫如洗的寒舍里久久回荡，要让双目失明的伯父滴下串串血泪。他怎能叹息？他是一家的支柱，必须勇敢面对一切困难与挫折，必须撑起这个家。

我为他想了几种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是找一个好厂，此乃上策。但是，从这些天的情况来看，这条道路走不下去。二是回家学一门好技术，比如制作早点之类的东西，此乃中策，但因家庭贫困，回家之后这种设想很难马上付诸实施。三是找一个差一点的厂，以后再跳槽，万一没有好厂，春节回家后另作谋划，此乃下策。可是，现在看来，马马虎虎的厂都不好找。强弟同意了我的意见，并决定:如果在27日我回校之前没有找到工作，就与我一起回家乡。但是，不从前景而从舆论和家庭上来说，回家是一种再没有办法的下策，因为他回家后不可能马上去学技术。因此，我们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找厂进厂，哪怕是差一点的厂。

有一天上午，强弟吃过饭就出去了。没有多久，他回家了，一声不吭地坐在小凳上看报。我问他到哪里去了，他才说去了一个小厂，那厂招人，只交十元管理费，每月三百元，包吃住，那厂要他下午两点去见工。我问他为何当时没有交十元钱定下来，是否怀疑该厂不可靠。他说，有一点怀疑，同时自己身上没有带钱。我马上给他五十元，并说下午陪他去。可是，到了下午，那位招聘者说人满了。我说是她要求下午过来的，同时也讲了强弟的诸多情况，以事实和诺言表明他的勤劳、善良、聪明，也从她厂的角度出发，几个方面说明插一个人进厂对工厂有益无害。那位吴小姐倒也和气，对我说:“好吧！我再与领导说说他的情况，明天上午你们再过来看看。”我知道这是推托，但我们也无可奈何，只得回家。第二天上午，我见到吴小姐，她还是温和但不容置辩地对我说:“我厂确实不招人了，尤其是一位男孩子，根本无法安排。”这事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后来又有一次，我们从外面找厂回来，发现我们住所附近的一家药店门旁贴了一张红纸。我走近一看，是招机械方面的人员，并注明熟手优先。我想，熟手优先，那么生手也可。于是，我们走进店里询问。这位大夫姓谭，他帮他弟弟招工。我们说明来意，并出示强弟机电专业的高中毕业证。谭大夫说:“你们要再等等，来几个人之后，我再打电话给我弟，让他来带你们前去。”强弟想下午再来，我吸取上次的教训，要求谭大夫告诉我们地址，我们自己去。这家厂离谭大夫药店不远，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当时是中午，我一进门就叫了一声谭厂长，并说明是谭大夫介绍前来见工的，谭大夫住在我们的附近。这样的话一说，谭厂长变得随和而有耐心了。接着，我出示了强弟的毕业证。谭厂长似乎很高兴，便问强弟会不会修理和操作这些机器。强弟看了看，故作镇静地说:“我只会修彩电、黑白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这些机器我不会。”我从他的招聘广告猜测到，谭厂长招的人不一定要求马上操作这些机器，只是做帮手。于是，在一旁作解释和介绍:“他刚从学校毕业，理论与实践还有一段差距，学的东西不能马上应用，还要一个过程；同时，他所学专业不完全是机械，只是有点相关。所以，不可能现在就会。但是，他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又是相关工作，加上他头脑灵活、勤劳肯干，我相信，不久您就会对他满意的。再说，第一个月为试用期，您可少给他一点薪金。”谭厂长没有直接回答我，又叫强弟看这瞧那，询问一番。这一下可把强弟急坏了，一边应付老板，一边拉我的衣角，低声说:“快走，快走。”我觉得好笑又好气，笑他来不得半点灵活应对，气的是说不定该厂会以一名生手的身份接受他，而他却不给自己一点回旋余地。公鸡不下蛋，打断腿也不会下蛋。他强烈要求走，我也只得留了几句话而离开，以免被老板看出破绽。由于当时没有谈好条件，老板也不一定会接受生手，强弟又不想再去，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这些，只是二十来天找工厂的几个例子，由此也可窥见一斑。眼看我回校的日子渐近，可是强弟的工作还是没有着落。到了26日早上，我与强弟说:“今天还找不到，明天就回家，要不先进兴泰制品厂。”强弟叹息道:“我的运气这么差，说不定兴泰今天都不会要人了。”当天，我们的运气并不算好，最后逼我们去了兴泰制品厂。该厂大量招工，无男女之分，没有生手熟手之别，可谓来者不拒，胃口倒不小。门卫不让我进去，强弟一个人进去后，回来告诉我，现在要交押金三十元，伙食费九十元，上午交押金，下午再去报到，交伙食费。我也顾不得多想，给了他五十元。交了押金后，他与我一道回家，叹道:“早点进这厂，这三十元的押金就不用交了。今天这些人态度不好，脾气挺大，说不定也是骗人的。”是的，十天前来这厂，不仅不交押金，态度还挺好。昨天傍晚，我们问了该厂正在吃饭的员工，一位员工说这厂马马虎虎，他干了两个月，发了两百元钱。我们回到家，打点行李，准备下午进厂。父亲怕他晚上挨饿，买了一斤面条和一些精肉，煮了一大碗面给他。强弟吃完后，父亲与我一块儿送他进厂。强弟交了九十元伙食费，领了工作证，门卫带他去宿舍。我帮强弟提了一个包，准备同往。不知怎的，这时门卫勃然变色，大吼一声，恶狠狠地退了回来，把钥匙往桌上一丢，对我厉声道:“你去吧！”很明显，他不允许我进去。强弟忙接过包，我无可奈何地退了出来。门卫这才送他去宿舍。一会儿，强弟出来，说一间大房里放满了上下铺位的床，每一铺位要睡两个人，并且床与床之间只有寸许的缝隙。我问:“这怎么上去睡觉呢？”他说他也不知道。至于环境卫生条件就更不用说了。强弟下午不上班，五点钟回来吃晚饭。于是，三人绕镇走了一圈，父亲帮我买了两只鸡腿，准备给我在车上吃。四点钟左右，强弟面无表情地去厂里了，我与父亲望着他，很无奈。回家后，姨妈告诉我们:强弟中午吃面时掉了眼泪。这眼泪是对他半年不幸遭遇的洗刷，还是对他以后非人般打工生活的诅咒？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1999年8月26日）

【注释】

[1]2013年1月补注:这事发生在1999年的广东，十多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那个时候，能够拥有手机（大哥大）的人处于上层社会；那个时候，大批底层劳务者每月工资就是那么几百元；那个时候，外省民工要去广东得办各种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