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桌上最后一批信

二〇一一年八月初，“旧香居”举办名人信札手稿展，朋友引我前去。早了三天，地下一楼展场还在布置，但墙上已裱挂起部分文人手写的信，洪炎秋、黎烈文、梁实秋、姜贵、林海音……无一不引人注目，箱箧中似乎还有更多收藏。

写信，现代人愈来愈不提笔，多依赖电话、手机，即使发e-mail，也只为传达讯息，不超过一两百字，少有言志论艺的细腻告白。像一九六九年张默编的《现代诗人书简集》，动辄一两千字者，于今是罕见了。

信札除了篇幅长短，还有手写与计算机键盘打字之分。手写，从墨色、字迹看得出执笔者当下的心情，从笔画形构还可遥想其性情、风神。换成键盘敲出的字，全是一个模子印的，既少了个性、情味，除留作凭证，无可欣赏，果真印证了传播学者“媒介即讯息”的说法，e-mail对心灵、沟通内容，都产生了影响。一切求快的时代，精神交往短浅，不再提笔写信，人际间少了回眸的夕照、试探的星晖，也无低昂的风声、水声。

我与文人的书信往来，多在联副主编期间，手写信札多来自长者。

决定结束编辑生涯一念起自二〇〇六年秋天，八月我写的《问答诗》借别人口吻自问：“尔来起居何如？不至乏绝否？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正是同一工作一做做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省思。未来何去何从？当时并无确切想法，直到两个月后徐国能请我到台师大演讲，我听说国文学系征聘教师，求去的方向才有了一点眉目。诗的最后一节：“羊在天上放牧／咸丰草在陆地开花／风大浪大的海上／自许一人亡命／不及其它”，写那年秋天的心情：既向往天上的云、野地的花，则何妨四处浪游。但这只是一种渴望，现实中不易做到。第二年春末，行期底定，我向报社递出辞呈，并向居住在林口“山村”的齐邦媛先生报告，时齐先生仍在赶写她的《巨流河》，每天都有写作进度逼着。齐先生寄来一张冰岛卡片，雷齐雅维克（Reykjavik）蓝得像幻境一样的天空、山脉、大海，簇拥着华灯初上灿如珠玉、绵延于海岸的高楼文明，她说：“个人情谊、文坛沧桑，三十年前、三十年后许多情景，在我这山村最后的书房映现。我们何幸，能在这小岛大格局中参与过黄金岁月许多不再现的盛事……”齐先生的文笔来自心灵的宏远，从她开笔写《巨流河》，我就不断邀稿，但她始终不想以断章零篇出示，打定主意公诸于世的将是一生的故事、一代人的思考。她那令人低回的兴亡感慨，未尝不能分章刊载，但既是不受发表欲诱引的人，已经守了几十年，又何在乎杀青前再多守几年。我想到她在窗前灯下一件件事、一页页写，落笔之时情感或仍翻腾或已坦然、怡然……换下评论别人文章的导师身份，她回到巨大悲伤的时代，以人所未有的身世、人所难及的阅历，庄肃敬重、情深而节制地，一笔一画、一日一月刻绘着从前的艰难，归结道：“编辑生涯本是梦，虽然很多的学术生涯也是梦。”我没有她的家世、才学、历练，但确是追蹑同一方向与境界。齐先生在那张卡片落了下款后，又在空白处加写了几行：“我一生的经验是上课讲话充满诚意，有个人对文章的feelings，但从不说个人题外之话。你这么多年在文坛所见，当足使你言谈充实有趣……”诚意，孔子讲过，齐先生再一次强调，最后她用橘红细字蜡笔，表现喜气，写上“祝福！”两字，这是二〇〇七年五月的信。

辞呈已送出，宇文正接任的情势也已明朗，我发e-mail告知长年联系的作家、学人。网络回函全收纳在一个档案匣内；手写信札不多，当时放在办公桌小抽屉，后来用一个牛皮纸袋装着，连同二十余年来编辑台上收到的誉毁、林林总总的文件数据，一起带走。四年来赁居外双溪山上，搬家的箱子有的至今未开启。一些私人数据不必再看，正像一些过往不必提及。而今“旧香居”归来，偶然想起，偶然从一个纸箱上层检出那一牛皮纸袋，旧函重启，包括雷齐雅维克那张漂亮卡片，显然是编辑桌上最后一批信——

当年，李家同先生写道：“工学院里比较没有派系，文学院好像一直有派系之争。吾兄小心也。”我可以想象他那一派潇洒、露齿而笑的轻松神情。他敢讲真话，从以前当大学校长到现在，讲起话来始终不惧与世俗龃龉。

余英时先生有一封，回复我所谓“身份”与“攀缘”，并提到久不在报刊撰文的原因：“自知孤往之见已不能见容于今世，但求保持个人信从之价值系统，不愿强聒，令人生厌也。”从前胡适之有《老鸦》诗：“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余先生是深具文才的思想家，名重一时，可惜世纪之交的政治风气一败涂地、传播媒体的经营格调蝇蝇嚷嚷，遂令他也有了老鸦强聒的感慨。嗣后我梦过余先生在芭蕉叶上写信，铺展如扇的叶面似削薄透明的翡翠。芭蕉叶既喻示情怀，也因叶大代表书写的版图极大。此前十年，我刚接联合报副刊主任职，承王泛森兄引荐，在台北老爷酒店，曾偕红媛访问过他，我记得他对青年人的勉励：年轻时风华正盛，但风华稍纵即逝，最怕漂流、漂荡、随波逐流，生命拿在手上却不知道怎么办。

二〇〇七年六月八日，陈之藩先生写给我这编者，谈《联合报》电子版在世界各地都有读者，连中国大陆也有。事情缘于其夫人童元方有一文在《联副》刊出，大陆《万象》杂志转载，将有关台湾与美国“断交”时，陈之藩宣告“共产主义破产”那段删去。结果读者在部落格上比对两个版本，把删去的段落还原，讽刺这是大陆的“汉译权”。陈先生信云：“如果联合报不登那篇文章，大陆的人根本看不到元方写些什么”，而今有人看到了，他兴奋地说，《联合报》的电子版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以希望！“老兄之地位之重要及影响，可想而知”，“老兄千万不要小看自己”。这是一封打气的信，给联合报，也给副刊编者。我不能否认副刊主编扮演过的角色、副刊在台湾文学文化发展的贡献，但那是八十年代的事，世纪之交时已成强弩之末，个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副刊危疑存亡之际，偷放暗箭的人不少，但在联合报由刘昌平副董事长、张作锦社长掌舵期间，由于他们的格局、器识、支持，使这一园地依旧能迎风张帆。

我初接编副刊时，报社总编辑项国宁有一天问我：“乔志高（高克毅）为什么不给联副写稿？”我说，我们没寄送报纸给他，他住在美国只看得到《中国时报》，看不到《联合报》，自然不会投稿。节流，是当时报社营运政策，我记得，为了加赠这份报，得专案签呈，“时局”之日益吃紧，可见一斑。我手头最后一封乔志高先生来信，写于二〇〇七年一月七日：“我年迈力衰，已不常执笔为文，年来发愤写成两稿，回叙青年时代抗日战争期间的工作与见闻。今年二〇〇七年是日本侵华‘七七事变’的七十周年，如能应时发表，不无历史意义。”翌年，乔志高先生过世，《一些值得追记的往事——中国的命运在美国？》成了他最后的文章。一个驰骋于二次大战期间的新闻外交尖兵，走过时代风云的翻译界前辈，写信经常以庄重的书信语“久疏音问，时切驰思”开端，生于一九一二年，他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当年他也曾投稿某报，编者未予回复，九十五岁的克老在信上说：“（台湾）对较为严肃‘老成’的文字已无兴趣矣！”此话出自这位人称“无法超越的知识分子”垂暮之时，真正添人伤怀。

这一牛皮纸袋里的信颇芜杂，若一一详述，会是一个中篇。以上只举一二例而已。

附带一提的是，其中混杂有一封影印的、由发行人办公室转交的信，署名“深蓝人士”，痛陈“联副已被深绿人士所潜入，企图击溃深蓝人士的心防”。匿名者以为公器可以私有，自许“深蓝”对抗“深绿”，二元分化徒见其鄙陋。而尤可笑者，是他误将诗人“汪启疆”当作小说家“张启疆”，又误将张启疆当作是当上台联党主席的“履强”（本名苏进强），“疆”、“强”不分的结果，他说汪启疆“现在潜入蓝营”，联副登他这首《大雨》诗“毫无文学意味，要之就是要台湾人集汇力量，从事独立！”偏激的意识形态加上无知、再加上气急败坏，如果回到戒严年代，分明是一柄毒刃。汪启疆当过海军舰队司令、作战署长，文武全才，《大雨》以树木自喻，考验根的抓力，“对土地具有了如此的心／我站立得更挺更深”，这么热爱生命、热爱土地的诗，入了邪眼竟被目为“邪说”，时当二〇〇五年八月。

文学艺术要求读者、观赏者要有审美眼光，审美眼光非一时三刻能培成，不懂得欣赏文学、艺术的社会，是没有情境感受的社会；文化存在于体认、感受，流布于熏陶、化育，封闭、对立、叫嚣的社会是没有文化可言的。但愿台湾不会因为不断的选举而使民心沉陷，无暇顾及于诗、礼、乐。

二〇〇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在联副最后一天上班，收到隐地先生来信：“美好的仗已打过，愉快的、不愉快的，都是未来我们人生记忆的宝藏。”是的，我赶上报业的黄金年代，也参与了艰苦再造的阶段，此后虽不再以专业编辑的身份与人交往，但凭手中阳春之笔，只要还有创作，就仍是诗国的子民。回顾过往，我珍惜文人手写信札彼此交心的记忆，点点滴滴，留痕于人生路上，难以磨灭。

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