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阅历社会大课堂

第二章　青年，阅历社会大课堂

▼现北京方家胡同小学校门。

方家胡同小学当时叫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国民小学校，这里离著名的雍和宫很近，夜深人静时可以隐隐约约地听见宫里的号筒声。学校的后面是孔庙和国子监。和父亲一起到这个小学教书的还有五位他的同班同学——南钝芷、肖子帆、程恢仁、张文廉、周宝敬。这就构成了一次地道的大换班。以前把持小学的，大部分是由第一中学出来的人。他们已经在第十七小学经营了多年，什么事都有了一定之规。新校长舒庆春（父亲）和他的年轻同伴们的到来，给第十七小学带来了生气和改革。这位新校长，梳着分头，穿着合身的长袍马褂，就住在学校的东屋，门口放着花，还养着大盆龙井鱼，由人到环境都透着精神。新来的青年人，毕竟是“洋学堂”出身，是正规初级师范的科班生，而且是穷小子，血气方刚，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正要找个地方施展他们的学识和才能。

那时正值1918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它正好是个大动荡、大变化的年代，是个真正翻天覆地的年代。时代把父亲卷进了大改革的旋涡。

1919年冬，京师学务局派舒庆春、刘耀曾、荣英、王峰四位小学校长到江苏去考察小学教育，他们到过南京、无锡、上海，参观访问了二十九所学校，转了一个多月。这次南访，实际上是对父亲工作的一次奖励；当然，对他的办学和改革也是一次极好的借鉴和推动。他们回来之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公开发表，把有用的和一时还用不上的，都写上了，所以篇幅很长。

转过年来，马叙伦等教授发起成立北京教职员公会。所有的小学以上的教员都可以申请入会，显得大家一律平等。领导机构是委员会，分大、中、小学三部，每部设委员十一人。在成立大会上，舒庆春以二百一十六票当选为小学部委员，名列第五。应该说，这次选举是对父亲在小学教育界工作成绩的一次民意测验。虽然他初出茅庐，毫无名气，像一棵春天的无名小草，由社会的最底层刚刚冒出头来。他是靠自己的勤奋、认真、热心和顽强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在小学工作两年之后，父亲在1920年9月30日被提升为北郊劝学员。

在这段时间里，学校墙外发生了一起震撼整个中国大地的事件。这件大事也决定了父亲个人的日后命运，给他成为作家提供了条件。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

父亲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他已不是学生，他过早地做事了，他是校长，有许多分不开身的事，他没能像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走上街头，他只是个旁观者；但是，偏偏是这个他没有参加进去的运动，对父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父亲后来说过：“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

五四运动对自幼就缺吃少穿的父亲来说，是一次巨大的令人兴奋的震动，它使父亲一向守着的“命该如此”的看法崩溃了。

▲到日本广岛高等师范留学的北师同学关实之等，约老舍为他们编的刊物写稿。他应约写了最早的一篇白话文短篇小说《她的失败》与这首新诗（1921年2月日本广岛师范中华留广新声社《海外新声》第1卷第2号）。

“五四”给了父亲一双新眼睛，它使父亲想起了每天给孔圣人的木牌位作揖的私塾岁月，想起了八国联军的暴行和祖父的惨死。这些苦汁使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他天然地接受了五四运动给他的新眼睛。

这双批判的眼睛使他体会到人的尊严和中国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中国人也不该再做洋奴。这些新观点给了父亲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和情感。

最使父亲狂喜的是白话文的兴起。在师范学校里，父亲写散文是学桐城派，写诗是学陆游和吴梅村，而且学得不错。他有两位好老师——方还和宗子威，前者是北京师范学校校长，有江南文坛巨匠的美称，后者是国文教员，诗词造诣很高。他们，尤其是方校长，对父亲爱如亲子，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费尽心血的教育。到师范毕业时，父亲的文言体散文和旧体诗词都已经有了结实的底子。在父亲诗集里，人们不难找到一些感人至深的小诗，韵味很像唐诗。不过，这只是他的小花小草，父亲笔下的参天大树是白话文。五四运动使他得到了这个宝贝。

父亲开始偷偷地用白话文写小说，不过，这些习作绝大部分没有发表过，他也没想去投稿。把其中的佳句抄在扇面上，悄悄地拿给学生们看看，算是最大胆的外露了。他觉着，用白话文写，字句中间再放些新标点符号，是件痛快有趣的事。父亲说过：“这文字解放的狂悦，在当时，使我与千千万万的青年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纸笔。”

他练，他发了疯似的练，着了魔似的练。他用白话文练着写北京话。

北京话，传到父亲这辈旗人嘴里，已经成为“京腔”，轻脆快当，俏皮生动，漂亮活泼。不知道是在汉文词儿之外收纳了满文词儿的缘故，还是有轻脆快当的便利，北京话说出口来，永远丰富多彩，活灵活现，极有表现力。父亲来自底层，在言语上，得天独厚，因为他长在这种语言的创造者之中。他用不着走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他已经“化”在其中了。白话文的兴起，使父亲的北京话有了用武之地，而且驾轻就熟，就欠写在纸上。

“五四”之后，西方的“幽默”传入中国。西方的幽默，章回小说的讽世，民间文学的情趣，加上北京话的俏皮，使父亲的白话文能别具一格，一出场就得了“碰头好儿”。

▲1922年的德胜门。老舍从北郊进出城必经德胜门。

父亲同时又是一个严肃、冷静的人，他有很强的自控力，他每写一个字都力求精练和准确，力戒拖泥带水和平摆浮搁。他的目标是：争取用两三句话就把一个人的性格交代清楚；争取能用洋车夫的或者糊棚匠的最俗浅的语言描写晚霞或者刮风，读了使人能身临其境。他决心练出一笔结实、漂亮、简练的白话文。本事是练出来的，父亲相信这个。他要求不加任何酱油、味精，诸如专用名词、比喻、典故、诗句，就能把白话文的真正香味烧出来，而且永远可以流畅地朗诵出声来。

精湛的语言技巧是父亲文学作品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也是他拥有大量读者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五四运动之后五年，父亲方成为一个作家，在这之前，他只是一边工作，一边练习写白话文。这一时期不妨看作是他走向写作的思想上和文字上的准备阶段。

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秋天，父亲到北京北郊德胜门外就任北郊劝学员。

德胜门外是北京最穷的地方之一。出德胜门不远，大路东面，有一座破庙，叫华严寺，里面常停着些灵柩。起初，郊外北区劝学事务所——父亲办公的地方，就设在这座庙里。后来搬到了它的对面，并加设了阅书报处，兼作讲演所。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按教育行政区域划分为八区，城外四区各设一名劝学员。北郊劝学员的管辖地段包括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郊外的四大片。父亲的管理对象是散布在这四大片地面上的小学和私塾。他同时还兼着两个职务：教育部京师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这两个职务也都是上级正式选派的。

劝学员是一个没有多少事的职务，或者更准确地说，忙或不忙全凭当事人的干劲，自己要找事做呢，兴许多得做不过来；自己要懒一点呢，也没人来找你的麻烦，任命父亲当劝学员毕竟是提升。父亲得到了鼓舞，马上就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一上手就打了三个报告，点着了他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是申请解散十七个私塾；二是请求支持北郊马甸清真教在村内办一所公立国民学校；三是请求学务局和地方行政出面维持被奸商破坏的东镇国民学校。对头两个报告，学务局同意办理，第三个报告遇到了麻烦，学务局接到报告之后，犹豫再三，和父亲的想法有很大差距，他们并不敢谴责奸商。学务局在批复中说：学校已经和商团和解，学校撤销了起诉，以后不必再提此事。学校虽然可以接着往下办，父亲却碰了个软钉子，父亲和地方劣绅的关系高度紧张。这一炮实际上只是一次小引爆，它后面藏着好多个响雷。父亲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要么同流合污，要么离开。父亲明白：要在这块污浊的泥塘里办点正事，实在艰难。他实际上没有取得前进的通行证。他看见了自己的困境和比困境更可怕的无力，他陷入了苦闷。

他开始喝酒。发了薪水，便回家给母亲送一点钱去。出了家门，立刻觉得非常空虚和寂寞，于是便去逛公园，听戏，学戏，找二三知己下小馆，要上几斤酒，图的是说个爽快，喊个痛快。酒醉归来，常常把手绢和钱包一齐交给洋车夫保管。早上起来，在豪放不羁之中有些若有所失的伤心。父亲对打牌本没有什么特殊喜爱，但还是那点舍命陪君子的豪放和好胜心理使他常常熬夜。一来二去，他的痰中往往带着点血，父亲得了肺病。

正在这时，祖母给父亲订了婚，可是完全没有和他商量。祖母要把一位佐领的小姐，自己拜把子姐妹的女儿娶过来当儿媳。这位姑娘长得胖胖乎乎的，挺讨老人喜欢，大家都叫她“俊妞儿”。父亲偏偏不要。他觉得自己虽算不上什么新式人物，可是也不愿意轻而易举地让旧世俗给捆上。他不能放弃时代给他的那点值得珍惜的自由。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和祖母开了仗。

祖母向他保证：姑娘确实不错，而且已经放了定礼，还是娶了吧。父亲不肯，他对祖母下了最后通牒：“您要再提这件事，我就不再养活您了！”可是话音说得很轻。

放了定礼，再收回来，这叫人家姑娘如何见人？祖母为了难，她哭了三天。

父亲把大姐、三姐搬来当救兵，苦苦央求，好说歹说，祖母点了头，同意取消这门亲事；不过，她自己绝不出面收拾残局。大姐、三姐只好带领大队人马到姑娘家赔礼道歉。进门先跪下，说全怪自己的那位又死又硬、一丁点儿人情都不懂的小弟弟不好。

定礼总算是退了。父亲心里却结了个不小的疙瘩，他把祖母的心伤了，伤透了。老太太从那以后，不大说话，常常一个人发愣，茫然地似看非看地盯着一件什么东西，一愣就是半天，连她那半坐半躺的姿势都说明她的内心充满了孤独和痛苦。她的身量显得更矮了一些，一天机械地应付着三顿饭，眼圈常常是红的。

娘儿俩不常见面，见了面不知说些什么。父亲心里明白：祖母的衰老和委顿完全是由于自己。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子不大敢正脸看母亲。母亲憔悴的神态使他心酸。他不敢多回家。他住在翊教寺胡同的公寓里。

父亲觉着身上发紧，在大街上转，不出汗，他知道要坏事，上澡堂子，还不出汗，大量吞食成药，也还不成。两天之后，他跌跌撞撞地摸回了家，进了屋门，一头栽在土炕上。

儿子的昏迷不醒，消除了两代人之间的隔阂。祖母的手冰凉，可是眼睛又有了神，她请来了过去太医院的大夫，抓药、熬药、灌药，她把儿子由死神那儿抢了回来。

父亲能下炕之后，满头的黑发脱落得精光，也不知是病的过错，还是药的过错，反正害得他半年之内见了人不敢脱帽。

病初愈，父亲一个人到西山卧佛寺静养了个把月。在静养之中，他深刻地检讨自己，发现是清闲和报酬优厚毁了自己。

他决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不过，“三把火”的事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了写小说的好题材。四年之后，父亲的处女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这么开始的：

……一座北郊德胜门外的私塾，屋里墙上挂着孔子像和历书，办学的老张顶着夏天的烈日正忙着迎接学务大人的视察，地方绅士孙八帮他支应着。老张头戴军帽，布置学生立刻撤下《三字经》，换上《国文》，没带《国文》的，有《修身》也成。自己赶快查字典认《国文》上的生字。急中生智，派大个学生去买冰，放入洋炉内，把铁炉变成凉快的冰箱。学务大人驾到之后，一边随便往地下吐痰，一边下达指示，不该把讲台砌在西墙下，那是“白虎台”，克学生家长，教育乃慈善事业，怎能这么办呢！……

书中的老张就是被父亲解散了的十七个私塾的塾师们的化身，孙八就是和父亲势不两立的土豪劣绅们的化身，学务大人就是昏庸腐朽的上司们的化身。正是这三个人物在父亲写的第一部书的第一章的第一页里首先登场。

在当劝学员的头半年里，父亲和他们之间的没有完结的斗争，终于在小说里找到了结尾。

不管怎么说，劝学员的生活使父亲积攒了一批好素材，虽然那生活本身是沉重的和不愉快的。

1921年春夏之际，父亲由西山养病回来，决定不再回翊教寺公寓去住。

第一件事是搬家，走，离开乌烟瘴气的公寓，不再熬夜，不再摸牌，不再瞎聊，一句话，不再无谓地消耗时间。父亲搬到京师儿童图书馆去住。他当时兼管着这个学务局开办的小图书馆。图书馆的业务负责人是卢松庵，他也是父亲的师范同学，一个永远热心助人的人。卢松庵帮父亲收拾出里院的西屋，让父亲安顿下来。里院的南屋就是儿童阅览室。住在这儿，挨着那些出来进去的孩子，父亲心里踏实了许多。孩子们的天真纯洁仿佛也传染了他，除了兼管劝学员、讲演所长和儿童图书馆的事之外，他开始往自己身上揽事，免得闲中出错，就是白尽义务也情愿。

儿童图书馆在离新街口不远的西直门大街上，路南。路北是慈善家刘寿绵的住宅。儿童图书馆的原址是刘宅的马厩。在父亲搬到儿童图书馆住的时候，恰好刘寿绵在自己大宅子的西跨院里办了一个贫儿学校，没有可靠的人去经办，就找到了父亲，父亲爽快地答应了。刘寿绵还聘请罗常培、卢松庵、童布当义务教员。于是，白天，父亲办公、教书；清晨，请人教形意拳、六合拳和剑术；晚上，他决定去学英文。缸瓦市基督教堂正在办英文夜校，一星期五次，每次两小时，每月交一块钱学费。他报了名。1921年夏，父亲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办了国语补习会，他自任经理，找两个同学帮忙教课，招收五十名私立小学的教员当学生，专门推广国语拼音和普及国语文法。学务局办全市小学联合运动会，他参加新闻部，和画家颜伯龙一起自编自绘《舞剑图》，印出来白送。

就这样，大病之后，父亲的生活节拍加快了。忙，可是痛快。

父亲从小就认识刘寿绵。刘寿绵的祖辈当过粤海道道台，那是最肥的外任官差之一，捞足了金银元宝、珍珠玛瑙，在西直门一带购买了大量房产，在城外购买了大量地产。到了刘寿绵这一辈，哥儿仨才有他这么一个后代，全部家财都由他一人继承。父亲的祖辈曾为刘家效过力，常得到刘家的赏谢和酬礼。这种情谊，到了儿孙这辈，还淡淡地维持着。刘寿绵高兴的时候，很偶然地光顾祖母的小院，用洪亮的嗓子哈哈一阵，一阵风似的又走了，使全胡同的人都好奇地探讨好几天。

▼刘寿绵，1925年出家，法号宗月大师；老舍小时称他为刘大叔。老舍靠他的资助才入私塾、上小学。老舍师范毕业后曾帮他调查、施舍粮米，在他开办的贫儿学校做义务教师。老舍在悼念他的文章《宗月大师》中写道：“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和意义。”

祖母比刘寿绵大二十一岁，他们彼此客气地以姐弟相称。父亲比刘寿绵小二十岁，父亲便叫他刘大叔。父亲长到七岁的时候，是这位刘大叔想起来要让他上学，因为刘寿绵本人也有一位女娃娃，比父亲小一岁，也该上学了。刘大叔给父亲送来了书本、笔墨和一块够做裤褂的蓝布。刘大叔拉着父亲的小手送他进了私塾。

祖母给刘寿绵家做过临时帮工，年幼的父亲有机会随着祖母常常到刘家来。父亲知道刘家宅院有多么大，刘家的后花园有多么深、多么阔气。四十多年之后，父亲在创作他最后一部小说《正红旗下》时，书中定大爷的后花园就是以这座大花园作原型的。后花园里，正如《正红旗下》中写的那样，有小土山，有池塘，山上有茅亭，走上亭子可以远远地看见北山和西山。

到父亲当劝学员的时候，刘寿绵家业已经衰败，除了后花园，什么财产也没有了。他的财产来得容易，去得也方便，多一半是被骗走，另一部分被他自己散了。他好善，好施舍，好赈济，把钱都办了慈善事业，每年变卖两所房子，以致自己也成了穷人。他热心地办粥厂，办贫儿学校。到这个时候，父亲和刘寿绵来往最密。刘寿绵施舍粮米，要父亲帮他调查和发放。放粮放钱只能延长受苦人的死亡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这个，父亲心里明白，但刘大叔的盛情难却，他的真诚和热心感动了父亲，不由得伸手帮忙，父亲没有和他多辩论，为他出了点力。

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偷偷地爱恋上了刘寿绵的女儿。这是父亲的初恋。从父亲方面看，单恋的成分大。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和刘家的兴衰骤变，这场恋爱注定是短命的。像父亲其他许多苦涩的生活经历一样，它后来只是在他的小说中才真正散发了耀眼的光辉。十多年后，父亲在写短篇小说《微神》时曾借用了自己这场初恋的某些情节。《微神》以它的写法细腻、感情纯洁、格调悲伤成为父亲的最受读者欢迎的抒情作品之一。

刘寿绵1925年出家当了和尚，法号宗月，夫人和女儿也削发为尼，全家一贫如洗。由于他的无私、善良、爱国和爱穷人的高尚品德，过了没有多久，宗月大师成了北平最有名望的大和尚之一。父亲和他的友谊始终没有中断。30年代初，父亲由英国回来后曾到大师住持的寺庙去讲过课，大师以盐水腌白菜帮子和窝窝头款待父亲，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1年宗月坐化之后，父亲曾专门写文章悼念他，不忘他的好处。父亲是这么写的：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和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入私塾那样！（老舍：《宗月大师》，1942年1月23日《华西日报》）

刘寿绵传奇式的生活经历，自然又是父亲的写作好题材。青年时代的刘寿绵便成为父亲晚年未完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重要角色——大富豪定大爷的原型。

为刘寿绵帮忙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后，父亲的兴趣转向了。

1921年在英文夜校，父亲认识了宝广林，他是英文夜校的主持人，是刚由英国回来的神学院毕业生，在缸瓦市基督教堂任职。宝广林一下子就把父亲吸引住了。宝广林除了办国民小学、办英文夜校之外，还在酝酿一件大事：他想把教会由外国人手中接管过来，全由中国人办。这件事顿时使父亲对宝广林另眼相看。一个英国留学生，硬要把英国教堂由英国牧师手中夺过来，宣布不再依靠英国，成，有思想！父亲加入了宝广林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

▲老舍曾在此讲课的教堂院内主日学教室。

“率真会”是个小团体，一共十几个人，除了宝广林是个中年的职业宗教家之外，全是青年知识分子。有信教的，也有不信教的，有大学毕业生，也有正在念书的大学生，还有父亲那样的已经做事的中学毕业生。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教育、文学和宗教，更多的是讨论如何改造社会和为社会服务。

圣诞节之夜，他们蹦着、唱着，穿过大街小胡同，一直闹到宝广林家。大家比赛着说笑话，抢着讲故事，把各自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方法都当成豪言壮语穿插在中间。大家为彼此成为真诚的知己而兴奋、痛快。

他们之中有许地山、白涤洲，这二位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也都是父亲最好的朋友。

宝广林请父亲帮他翻译文章，就手练习英文，还委托他起草改组教会的章程。为了便于商量事情，父亲由儿童图书馆搬到教堂来住。许地山也常到教会来，而且有时就住在那里，父亲和他一起去吃八个铜子儿十只的饺子，一边吃，一边聊，由古钱、考古到民俗学、文学，许地山说的时候多，父亲听的时候多。父亲试着问许地山一些学问上的事，许地山愿意把他所知道的全告诉父亲，就像他愿意讲故事一样。

▲1922年夏，老舍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加入基督教，担任教堂内“西城地方服务团附设铭贤高等小学及国民学校”的教务主任，起草《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现行规约》草案，后又写成《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1924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7期）。

1921年夏，父亲担任西城地方服务团董事，同时受聘兼任该团附设的高等国民小学的校务。

1922年父亲正式领洗，加入了基督教。同年7月，父亲以教徒的身份起草了《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现行规约》草案，经过讨论，这个章程被正式采纳。大家约定两年之内，教堂不再要英国的钱，经济上实行完全自给，一切财产归中国所有，彻底剥夺了洋人实际操纵教会的权力。

在教会，父亲认识了英国牧师埃文斯，此人对父亲后来到英国去教书起了作用。父亲的好学、正直、热情给埃文斯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1924年初，父亲用舒舍予的名字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上发表一篇长文，题目叫《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把这一切记载得详详细细。到这篇文章正式出版的时候，父亲已经到了英国。好像作了一个阶段小结似的，这篇文章结束了父亲和教会的交往，以后也就很少再提它。

父亲成为作家之后，对他早年和教会的来往，除了一两处轻描淡写之外，也很少触及。在他回忆和许地山之间的友谊时，算是说得最多和最深的了。

1941年，许地山在香港病故，父亲在重庆写了两篇文章悼念这位老友。父亲说：我认识地山，是在二十年前了。那时候，我的工作不多，所以常到一个教会去帮忙，做些“社会服务”的事情。

仅此而已，关于父亲和教会的关系，父亲就这么说了几句，一带而过，别无其他。

许地山早年也是基督教徒，对这一点，父亲说了几句非常令人深思的话：“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虽然他对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全没有影响。”

父亲对宗教的研究，当然不如许地山深刻，但是，其他的两句——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全没有影响——拿来放在父亲身上，倒是也同样地恰如其分。

说许地山，实际上，是说他自己。

不过，父亲在自己写的小说和话剧里，倒是一再地返回到对洋教的批判上来，间接地证明着他和宗教有过相当的交往，最激烈的，要算《二马》、《柳屯的》、《神拳》、《茶馆》和《正红旗下》。他的批判是针对两种人来的：首当其冲的是洋牧师，其次便是吃洋教的。

伊牧师在《二马》里是个顶“爱”中国的英国牧师，提到他对中国的爱时，父亲是这么写的：

伊牧师，和别的英国人一样，爱中国的老人，因为中国的老人一向不说“国家”两个字。他不爱，或者说是恨中国的青年，因为中国的青年们虽然也和老人一样的糊涂，可是“国家”、“中国”这些字眼老挂在嘴边上。自然空说是没用的，可是老这么说就可恨！他真没想到老马会说：“给中国人丢脸！”

这就是父亲笔下洋牧师的嘴脸。一位对中国最友好的最有感情的洋牧师对中国的看法就是如此！

短篇小说《柳屯的》的主角是一个女土流氓，她靠传教的洋人势力，狐假虎威，内外勾结，一跃而成地主恶霸，在乡下横行霸道，对乡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话剧《神拳》中的外国神甫盼望事情越闹越大，他的逻辑是：外国兵来得越多，就越好早早瓜分中国。建教堂用五万两银子，你们得赔三十万两！原来占地五顷，你们得再给我十五顷！

《茶馆》里的马五爷是个信洋教、吃洋饭、说洋话的假洋鬼子，有什么事可以一直找到宛平县县太爷那儿去。在戏里父亲只给了他两句话：头一句，“二德子，你威风啊！”制止了一场二德子和常四爷之间的武斗；再一句，“我还有事，再见！”根本不理常四爷的牢骚，戴上礼帽，扬长而去。话不多，仅此两句，“连官面上也不敢惹他”的威风便昭然若揭。

马五爷是父亲笔下三言两语就把人写活了的典型之一。

父亲的《正红旗下》是在第十一章之后中断的，恰好中断在一位美国牧师身上。父亲和这位洋牧师开了个大玩笑，作者用了整整一章，六千字，把牛牧师当成小丑来嘲弄，把他的愚昧而贪婪的嘴脸，无知而野蛮的举止，阴险而卑鄙的心灵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位父亲笔下的最后一个人物的形象，可以说，是集一切洋牧师形象之大成。

实际上，父亲的爱国心使他和洋牧师们打了一辈子仗，由改造缸瓦市教堂开始，到写《正红旗下》的牛牧师止，整整一辈子。他用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作品，坚决地反抗和无情地鞭挞了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洋教和洋牧师。

这样干，他总算是吐了一口气，为中国人民吐了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

由父亲前期对宗教的社会服务的热衷，到父亲后期对宗教的彻底否定，人们看到一个不断探索的高尚的勇敢的灵魂，它使人们明白不断否定不断进步在人生道路中的伟大意义。

父亲在1922年双十节纪念会上说过：我们要负起两个十字架，而耶稣只负起一个。我们既要为破坏和铲除旧世界的恶习、积弊和有毒的文化而牺牲，也要为创立新的社会民主和新的文化而牺牲！

当时，父亲的全部社会服务工作，包括在教会、在地方服务团、在小学，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他的正式工作越来越成了他的包袱，终于到了下决心的时刻。

当了两年北郊劝学员之后，1922年8月父亲正式辞职不干了，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书。

父亲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水火不容，和上司们经常闹矛盾，和吃饱了混天黑的同事们没有共同语言。当官不是好事，两年的体会使他心里这么想。一不想发财，二犯不上整天和鬼魅们周旋，他决定走开，宁愿安贫受困，去探索新的道路。

劝学员的薪金不算坏，每月可以拿到一百多块，比一般的中学教员高两倍多。

那时候，一份炒肉丝三个油丝火烧，一碗馄饨卧两个鸡子儿，不过十一二个铜子儿，如果准备下十五枚，就可以弄一壶白干儿喝。在公差里，报酬最低的要数巡警，每月只挣六块钱。照这些标准看，劝学员的收入是相当优厚了。

可是，父亲硬是辞职不干了，自愿过清苦的生活，拿原来工资的三分之一。

这是父亲走入社会之后，独立做出的第一个重要的决断。这个决断已经显示出了足够的“老舍味儿”——一种正直的倔强的独立不倚的性格。

父亲的决定，是和世俗的观点的一次大决裂。不走欺压百姓的路！不蹚浑水！

这个决断，毫不夸大地讲，决定了父亲的整个人生道路。

辞了职，在金钱上，不用说，父亲受了很大的损失；在劳力上，自然也要多受好多的累。可是，他很快活；他又摸着了书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可爱的学生们。

在南开中学，父亲一气儿干了半年，他的活动完全在学校里。一心一意地教书，生活也有了规律。

▲1922年老舍与南开中学校刊编委会成员合影，第1排左起第2人为老舍。

1923年1月，在《南开季刊》上，父亲有生以来第一回发表了一篇文学习作——《小铃儿》。按父亲自己的说法，完全是为了充数儿，心里连“国文教员当然会写一气”的骄傲都没有。他从来不把这篇小说算在自己的作品里，充数儿就是充数儿，不能当真。

文章的主题很明确：爱国。写的是一个叫小铃儿的小孩，整天想着要为父亲报仇，要雪国耻、打日本，弄了个会，锻炼身体，互相地打，打疼了也不准急，最后，打了洋教堂里的孩子，被学校开除了。

这篇小说，文字上还不成熟，可是，有两点值得注意。小铃儿的身世和父亲本人的身世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一；其次是小铃儿的悲剧具有普遍意义。只知道痛恨黑暗势力，但不知道怎么办，而且不为社会所理解。在这一点上，当时的父亲和小铃儿又何尝两样？父亲无意之中写了自己。父亲就是个大“小铃儿”，一个找不到具体道路的大“小铃儿”。

1923年2月父亲由南开中学回来，在北京教育会当文书，在北京地方服务团当干事，在燕京大学学英文。有小学校长时期、劝学员时期、南开时期的职业经历，父亲自信有点办事能力，他愿意为社会出力，多做些社会服务工作。他住在北长街雷神庙里，这儿是北京教育会所在地。大殿后面，靠东北角，有三间小北房，便是父亲的住地。

冬天的一个夜晚，罗常培路过北长街，进雷神庙去看看父亲，只见他守着空屋，挨着冻，正在用功。父亲告诉罗常培：“昨天把皮袍卖掉，给老母添置寒衣和买米面了。”罗常培心疼地抱怨他：“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块钱，何必挨冻？”父亲的回答是：“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这时，一阵西北风带着哨儿卷过来，雷神庙大殿四角檐下的铁马叮当乱响，两个朋友面面相对，听着那杂乱的铁铃声和凄凉的风啸声，都无心再说什么。

北京地方服务团成立于1920年，办公地点设在灯市口公理会大门外面的平房内。它是个社会服务机构，下有慈善、卫生、演说、学校四股。办女工工厂；办平民学校；为孕妇和儿童作体检，种牛痘，普及卫生常识；发放寒衣和救济粮；办些社会赈济事业。父亲担任团内的干事，加上一名助手，一共两名办事人员，忙得不亦乐乎。1923年地方服务团组织了一次全市春季卫生大运动，规模浩大。他们把小学生全都集合到街上，东城的由灯市口出发，浩浩荡荡，沿街大游行，一边走，一边摇旗呐喊，散传单，发小册子，开街头讲演大会，演活报剧，讲解卫生挂图，悬赏捕苍蝇，给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悬赏打苍蝇的办法很别出心裁：第一星期打苍蝇十只，奖励一枚铜板，第二个星期打苍蝇四十只，再给铜板一枚，一手交苍蝇，一手给铜板。两星期内居然换回等价七元多的苍蝇，一时传为美谈。此次游行足以说明：父亲他们，人手虽少，能量不小，办事很有声势。

1923年夏，罗常培以北京第一中学代理校长的身份请父亲到校任教，教一年级学生的“国文”、“音乐”和“修身”。

▼1923年赠给北师同班好友关实之的照片。

父亲善讲演，在师范上学时，每星期六的讲演会他总登台，讲演比赛会上他拿冠军的时候多。在北郊公立讲演所当所长的时候，每天下午两点至四点必讲，所长和所员可以轮流，但规定得很死：哪怕面对一个听众也得讲，能不能吸引来听众，全凭自己的本事。久而久之，父亲练就了一套善于分析听众心理和抓住听众的本事。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父亲的课大受欢迎。他讲解白话文尤其受学生夸奖，常常吸引了许多别的班的学生来听。父亲也讲解骈文，可能是为了提提神，结合讲历史故事，他偶尔还即兴唱上一段昆曲，如《长生殿》中的《弹词》一折，或者学一段京戏中诸葛亮的《斩马谡》，使学生们大为惊讶，欢喜若狂。父亲在师范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有时清晨五点就被叫起来练习，他会吹号，会打小鼓，会打大鼓，会指挥，后来又学会了唱京戏。在一中，父亲上音乐课时，往往以昆曲作教材，教学生识谱，学生认为很新鲜。修身课是以社会学为教材，并不讲什么仁义道德；不过，父亲常常出其不意，扔出几颗小蒺藜刺刺浑黑的时局，譬如“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外有御敌保国的功能，咱们的大兵可是净给营长、团长抱孩子……”

在一中教学的同时，父亲利用星期天，对教会活动又进行了一次改革，这次是对“儿童主日学”。他兼任了缸瓦市教堂“儿童主日学”主任。

“儿童主日学”又叫“儿童礼拜日学”，以前大人们去教堂做礼拜，往往随身带着孩子，结果，孩子们在教堂里心身都受到很大拘束，完全是活受罪。孩子们难受，父亲替孩子们难受。他决定插手这件事。

父亲用舒舍予的名字又写了一篇长长的论文，叫《儿童主日学和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寄给吴震春、宝广林等人编辑的杂志《真理周刊》发表。在文章里，父亲全力抨击宗教中惯用的一套办法，他力主改革，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对儿童不搞赎罪祷告，不背诵圣经，不唱圣歌圣诗，不宣讲神仙故事和寓言故事，不搞信仰早熟。他主张给儿童一些实实在在的知识，由种麦子烙饼说起，做点小手工，画点带颜色的小画，活活泼泼，让儿童自己动脑筋想问题，自己动手去探索，使他们德智体都发达，成长为有道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

父亲自己给孩子们编歌，把圣歌圣诗扔到一边，他领着孩子们大声地唱他自己编的新歌词：

先生好比是太阳，

我们地球围着它转。

弟弟好比是月亮，

它又围着我们转。

明白日月识地理，

只因走到一直线。

也别打鼓且莫要打锣，

听它慢慢地转。

父亲领着孩子向盛开的鲜花鞠躬，好像花儿比耶稣更值得尊敬。他教孩子们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崇敬大自然。

这就是舒舍予式的“儿童主日学”。在这歌声里，在这鞠躬里，有一颗地地道道的赤子之心。

这些杂乱、微小、理想、繁忙、真诚、认真的试验和改良，是父亲救国救民道路上的最初探索，它们曾使父亲着了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