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冰先生印象记

吴组缃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下着雨。我竖起耳朵听听侧面临时搭的竹板床上，雁冰先生没有声音的躺着，也不知道他醒着还是睡着。我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到底没敢惊动。

直到去年春间，才和雁冰先生识面。

那是文艺协会的年会上，我到得很迟，远远看见台上坐着的，左边一排是几位官儿；右边，有一位穿咖啡色西服的。这人我不认识。请问了别人，别人诧异的说：“你们没有见过面吗？是老茅。”台上光线照例较弱，那些座椅又堂皇得很，坐在那里的人们被这背景衬着，多少都显出些“庄严法相”的味儿。这时候的老茅即雁冰先生，也有点这类神圣不可接近的样子。我不喜欢听这种例会上的演讲，只好傻瞪瞪的端详那些台上的“法相”，望来望去，眼睛还是落到这咖啡色西服身上。我潜意识里给雁冰先生摄下一张照片；一个架子不小，神气十足，体格很魁梧，道貌很尊严的影子。

过了一会，雁冰先生也许是坐得不安起来了，他偷偷从台上的侧门溜了出来，溜到台下人群中，找了个旁边的空位子坐下了。这时候咖啡色身影骤然小了许多，那端严法相也不见了，现出一个清癯的柔弱的脸，是个“江浙型”的脸，戴一副小眼镜，唇上留着一点秀气的短髭。他连连眨动着那似乎有点砂眼病的眼睛，并且习惯地耸了耸肩，而后从衣袋里摸出烟卷，点了火，轻松地，舒适地，但几乎是敛缩地，依在那位子角落里，吸着。我心里想，一个人在台上，和在台下，有这样的不同！但也并不太吃惊。

这天会散，我们只在聚餐的席间握了握手，因为人多，场面乱，彼此都没有说什么话，连寒暄也没有。第二天为舍予兄祝贺创作二十年，白天的茶会人太多，我没有看见雁冰先生。晚上在郭先生家里吃饭，雁冰先生也在场。这次人少些，可是也有两桌多。大说大笑大唱，一直闹了两三个钟头。雁冰先生始终敛缩地坐在一边，微笑着。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或是做了什么。散了席，以群邀我到会里去住宿，说雁冰先生也住在那里，可以谈谈天，同路的大约有四五位，一路走。一路七嘴八舌的谈笑。有谁忽然想起来，说：“阿哈！我们早就该给沈先生做纪念了！他比老舍还早呢。岁数怕也要大些？”于是许多人应和着闹起来，有的查问他的年纪，有的计算他从事文艺工作和开始写作小说的年数。雁冰先生现出着急的神气，笑着连说“没有，没有。”像一位小姐听到人家提及他的花烛佳期似的，简直是害羞的、快步抢到前面，躲开了。

当夜连我只有三个人在房里。雁冰先生把靠桌—张藤椅让给我坐，他自己坐在桌子侧面的小方凳上。我们随便谈着。已经不记得谈了些什么——对，我曾傻里瓜气的问了他一些关于某某文化现况和对于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之类问题。他只告诉了我几件他所目见的事实，谈了几个故事。没讲一句理论和空泛评语，也没有要“勉励”我或企图“说服”我的意思。随口我们又扯到别的题目上，渐渐的，我的潜意识里把原先所摄取的印象都重新添改过来了：他的谈锋很健，是一种抽丝似的，“娓娓”的谈法，不是那种高谈阔论；声音文静柔和，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他老是眼睛含着仁慈的柔软的光，亲切的笑着，只是一点似有若无的笑，从没笑出声来过，他是这样的随和，任你谈到什么问题，他都流露出浓厚的兴趣，要接过去说几句；决不是一开口就是严肃的道理，否则不搭腔，他没有一点架子，也毫无什么锋芒和尊严，你和他在一起，只觉得自由自在，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要躺下来尽管躺下来，要把脚架到桌上去就架上去。总之，你无须一点矜持，一点戒备，他不会给你心里添一点负担的。他的身体很单弱，面色也不很健康；我知道他常患失眠，并且最近生过肠胃病。而且，他那套咖啡色西服毫不庄严堂皇，虽然并不破，也很洁净，可是看去至少也是十年以上的旧物了。

这是雁冰先生给我的最初的印象。这印象我以为是正确的，大致没有什么走样。因为今年文艺节后，我们同在一间房子里住了三四天，每天至少有七八十来个钟头是在一起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最初的印象不须再加什么修改；甚至那身咖啡色西服。当然，有些方面加深了一些，并且添了些新的。他把原是属于他的床位让给我睡，自己在书架下面另搭了张临时的。我睡的被子也有一部分是他的。这不是说明他对人客气，讲礼，因为他原非这里的主人；而是说明他和易近人，以及没有乖僻的脾气。他睡觉也叫同房的人欢喜，因为醒着时是静静的躺着，决不东翻西覆，烦躁的叹气，或是勉强找人说话，有些爱失眠的人总是这样的；睡着了，也不扯呼，或是锯牙齿，在房里和客厅里，他不但健谈，而且喜欢谈，甚至贪谈。京戏、相声，黑幕小说，托尔斯泰，医药，吃食，等等，等等，都是接过话头，随口说出来，那么自然，那么恬适，没有一点套头，没有一点成见。哪里人多，哪里谈得热闹，他就往哪里走拢，不管哪里有些什么人，正在谈什么天。晚上到了房里，他总说：“我们谈谈再睡。”常是海阔天空的谈到一二点钟，使人担心他的不很强健的身体。这个我了解，在乡间住久了，好容易遇见许多朋友，总想尽量过过谈瘾的。雁冰先生正是这样不甘寂寞的人。有一次谈到某位作家，大家都颇有微词。我平常自以为很宽大，持着我的“无所不容，有所不为”的信念，但对这位所谈的老兄的做法却不能不有些嫌厌。然而雁冰先生竟出来说好话了，可是并不曾替他掩饰，相反，先生承认了这些要不得，但说，他有很好的才能，只要慢慢规劝规劝他，他就可以好起来的。若是大家都鄙视，岂不是会把一个难得的人才糟蹋了。先生只轻言静语的说了这几句，有几位不能同意，于是两下还继续议论着。这时我骤然觉得鼻头有点发痒，眼泪几乎冒出来。我是不大轻易动情的，但这次我受了很深的感动。我常常在友人中觉到一些褊狭和琐屑的看法，而引以为憾，觉得痛苦，这回我可发觉自己是褊狭琐屑的了。我走到旁边和天翼说：“沈先生这个人崇高得很。唉，真不容易。”

回乡下的头天晚上，又谈起雁冰先生祝贺纪念的事来了。他还是讳莫如深，誓不肯认。睡到床上，我慢慢回忆着，最先，我记起他发表三部曲和《子夜》，轰动了全国的时候。那时我也是为他的观点新颖气魄雄大的作品所动，而对他倾心钦慕的青年之一，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再往前想，记得当我十三四岁刚进中学的时候，《小说月报》革新，接恽铁樵先生的手作主编的，岂不就是雁冰先生？那至少也有二十四五年了。如此一算，我吃惊的想，先生至少也应该有五十岁了。我很想马上从床上跳起来，把这话告诉大家。但是人都睡静了，我只好暗自兴会着，继续的想。

《小说月报》革新的时候，国内怕还没有第二本新的纯文学杂志，它一上来就是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介绍世界写实名著，选刊写实的创作。其后由郑振铎先生接编了，可是我知道雁冰先生还是在里面负责的。“一二八”之役后，《小说月报》停了，傅东华先生主编了《文学》，另外在北平又有《文学季刊》出世，那都是《小说月报》的后身，精神是一贯的，不过随着时代的进展，显得更新颖了。抗战发生后，先生编刊《文艺阵地》，以至最近以群负责的《青年文艺》和《文哨》，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先生所培植的现实主义文学，早就大大的繁茂起来了。看吧，现在各地风起云涌的文艺刊物，哪种不是现实主义的面目？谁能否认现实主义文学不是全国以至于全世界文学的主流？于是乎我又想到，文协的众多朋友们，无论所谓“老作家”，或是“新作家”，他们优秀作品的刊登和推荐，没有经过先生之手的，恐怕还是占少数罢？直到现在，他还是一方面努力自己的创作与翻译，一方面热切的关注着创作方面的收获，从他的谈话里，我知道那些随时出刊的作品，很少他没有仔细读过的；而且，以一种似饥若渴的心情，甚至有点宽纵与溺爱的选拔着新人们的作品。

我要老实说，当我和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起过他的这一番不能算“小”的历史和行迹。这不能怪我，是他的那种忘了自己的为人和态度，使我想不起这些来。我也要承认，我有时是有点拘谨讲礼的，但他在我面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个老前辈，我应当把我那套规规矩矩的家数拿出来。这也不能怪我，他老是那么不拿身份，不顾尊严，甚至三番四次的替你擦火柴点烟，替你茶碗里冲开水，你怎么能够想起那些来呢？我想，他若老是保持着像那天文协年会时给我的坐在台上的那个印象，那么，我恐怕就不会这样的对他随便，而只好远远的对他恭而敬之到底了吧？人们是有这种根性的。然而他觉得坐在上面不惯，要走到人众之中，把他的“原形”现出来，这怪得谁呢？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下着雨。我竖起耳朵听听侧面临时搭的竹板床上，雁冰先生没有声音的躺着，也不知道他醒着还是睡着。我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到底没敢惊动。我深深叹息了一下，心里说：

“他不是那庙堂之器，他也不要作那种俨然人师和泥胎偶像。他只是个辛勤劳苦的，仁慈宽和的，中国新文学的老长年和老保姆啊！”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莲花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