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康农先生

人们知道夏康农先生大名，多半是由于他翻译了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在夏译出版之前，林琴南译本早已畅行于海内，茶花女故事几乎人尽皆知。但毕竟林译为文言，以桐城派文体而为此西方近代文学之译事，已经受到了限制，又以听人口述故事而为之造作，其与原作精神之不尽相符，势所必然。夏康农先生按法文原本重译，首是忠实原著，次由译笔精美，是以书甫出而风行于世。但要压倒鼎鼎大名的林琴南，也非易事，这就更见夏康农先生译事的功力了。人们却很少知道，夏康农先生除了是位翻译家，还是一位深通文史、博闻强识的学者，其所为散文、杂文、随笔、政论，意酣笔畅，优美绝妙，写时似是随意为之，信笔而书，实以二两之力而收拨千斤之效。至于夏康农先生的本业，实为生物学家，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一九四六年，始识夏先生于上海。上海文艺界为田汉庆祝五十大寿举行盛大演出于宁波同乡会，见有一人，矮而稍胖，着长衫，胡髭不剃，边幅不修，傲岸自若，一见就为其神采所吸引。有人告诉我说，这是夏康农先生。这次我只是见其人而未接交。介绍我认识夏康农先生的是黎澍。时夏先生常在上海报刊发表文章，讽喻时政，议论文史，真是文采焕发，寓意深刻，读之极快。黎澍主编《文萃》，夏先生是他的一位主要作者。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场合下我被介绍给夏先生的，大约总是在什么咖啡馆。那时，朋友相聚闲谈，或有事约谈，往往都在咖啡馆，咖啡一杯，长谈短叙，花钱不多，服务员也不会催客人走，非如今日上海，虽咖啡店众多，而问津者，已非我辈知识界中人了。

听夏先生闲谈，如饮醇醪，令人自醉。他学识渊博，思想敏锐，又熟知轶闻掌故，明其渊源，论其流变，析其得失，无一不皆中肯綮。听他一席话，不只增长见识，且能引起深思。其时少不更事，遇事往往漫不经心，但在夏先生面前，我真是洗耳恭听了。也就是在这种闲谈中，夏先生自己或经在座者的提示，产生了他要写的文章题目，提示者往往是思想敏锐的黎澍。据我所知，夏先生发表在《文萃》周刊和《文萃》丛刊的三篇名文《清理胡适之的脉络》、论张君劢（原题一时记不起来）、《论喝倒彩》，都是在闲谈中引发出题目来，因而成文的。黎澍在他的《记上海〈文萃〉周刊和〈文萃〉三烈士》一文中，这样写道：

同时发表的还有一些大块文章引起了轰动，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夏康农的《清理胡适之的脉络》，因为掌故熟悉，观察深刻，文笔锋利，独具风格，传诵一时，据告，他在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到北京，毛主席接见时曾大加赞赏。

文章从上海传到了延安，真是不胫而走了。关于胡张二文在刊物发表不久后，即由新知书店合成为一个小集出版，销售甚广。

《清理胡适之的脉络》和论张君劢二文，自是政治性极强的文章，但又非纯然的政治论文，自然也不是学术性文章，而是以散文、随笔又带杂文风格写成的从政治上论胡张二人之文，所以黎澍说是独具风格。这种文字，非众体兼擅、融会贯通的大手笔难以出之。自然，文章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为，全面看胡张二人，其文就难免有稍嫌偏颇或个别用语失之于尖刻，如谓似孔雀开展看出了张君劢的见不得人之处。这在当时，对此二文是不能也不应作此责备的。

《论喝倒彩》是一篇杂文。它产生的背景，是孙科组阁。文章极其巧妙而深刻地为新阁喝一倒彩。当时读者细审其文，即可意会。这比赤裸裸地骂街式的杂文，高明不知几许。谈起《论喝倒彩》，还有一段故事。夏老此文写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其时《文萃》周刊已经被封，正拟议改为以《文萃》丛刊名义出版，每期以刊中一文为丛刊封面题名，看来似是一本书，以掩耳目。我以龚子游笔名写了总题为《失踪人物志》的三篇报告文学文章，写当时被捕的庄枫、杨莹、姚永祥和乔秀娟夫妇共四人，分别题为《年轻的音乐工作者——庄枫》、《苦难的小姐——杨莹》、《患难夫妻——姚永祥和乔秀娟》。《文萃》丛刊准备分三期连载。《失踪人物志》这个题目是黎澍所定，他和负责编辑工作的陈子涛商定以《失踪人物志》为《文萃》丛刊第一辑的封面题名，我看见了米谷设计的套色封面：直排五个红色大字“失踪人物志”，准备付印了。一天黎澍忽然说：以此作封面刊题，太尖锐，容易被发觉，要改一个。其时黎澍已奉命准备撤退到香港，由姚溱接任领导，我当时估计，他是听了姚溱意见之后作此决定的。那天，我正好去四马路《文萃》，移时姚溱来，与黎澍悄语数句之后离去，黎澍旋即言改封面题目之事。于是，这第一期的《文萃》丛刊便以《论喝倒彩》为刊名出版。我的三篇文章，分别刊于丛刊第一辑及第二辑《台湾真相》、第三辑《人权之歌》中。

谈起报告文学，不能不提到夏康农先生鼓吹之功。自三十年代夏（衍）公的名著《包身工》出，报告文学一时引人重视，继作者亦多。但是，高质量的鼓吹倡导报告文学的评论和理论文章，则为数极少。这时候，上海发生了美军打死黄包车夫臧大咬子事件，群情愤慨，齐加声讨，各报多有记载，唐海在《文萃》周刊写了一篇《臧大咬子传》，文情并茂，盛传一时。夏康农先生写了一篇专文，盛赞唐海之作，文章虚实并举，分析唐作之成功，并从理论上加以阐发，誉为时代的报告文学最佳之作，呼吁提倡此种文体，并以为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最强，这个时代最需要报告文学。夏老此文，于倡导报告文学厥功甚伟。

夏老是当时上海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历次民主运动宣言中，他都列名其中，而在各种争取民主的座谈会上，他总是论述精辟，发人之所未发。

夏老时任教于陈鹤琴先生所主持的幼儿师范学校，以夏老之学而被排斥于大学校门之外，自然是不公的。一夜，忽有幼儿师范学校学生数人来访，出示一信，具名“夏之时”，谓介绍学生某某等来见，求在报端刊发一争取民主、自由之稿。我初见“夏之时”三字颇感惊异，夏之时是辛亥革命时期设在重庆的蜀军政府的副都督，其妻董竹君后来开设著名的锦江饭店于上海八仙桥，此时用此三字自是化名，我一时未省即为夏老手书，问及来人，方知端的。其时夏老已为特殊人物所注意，故用此化名。数日后晤夏老，我称他“都督”，他笑说：“用真名不便，故临时随便化一名称，并非冒称都督。”

以一科学家而治学如此之广，非冰雪聪明不可以至。夏老时住幼儿师范校内，我时往访。一次去，他正与友人打桥牌，我对此道只能说是粗知，一旁观战，夏老与其同伴总是胜者。同桌某君言，打桥牌，夏老是高手。我想，如论智商（IQ）夏老应居高分。这不只是反映于打桥牌，平常反应之敏捷，谈话之机智，记忆力之强，都可表现出来。

夏老虽不修边幅，为人并不随便，无论对谁，总是彬彬有礼，称为先生，在背后亦不直呼其名。这种君子之风，今日已不多见。

夏老后我而去香港。他在香港，非作久留之计，系候船北上，参加新政协。他住在九龙某云南人家中。黎澍时偕唐海和我过九龙往访，笑谈更无拘束，有时小饮至将醉，夏老亦不失其彬彬有礼之态。夏老在港无收入，吃住都由他的云南朋友供给，零用之资，计无所出，我请香港《大公报》送他百元，以作预支的稿费。那时候的百元港纸，足以派一些用场。夏老当即挥笔写一文，以作偿付。才思敏捷，由此亦可见。

夏老北去之后，再未见面，也几乎不知他的音信。只听说加入了农工民主党，又听说忽调成都为西南民族学院院长，后又北返，也不知他终于何业何职。在他仙逝之后，我的一位曾于西南民族学院在他手下工作的老友，对我言及夏老，倾诚相佩，但又吐露，学者为政（办学与为政本非一事，然今日之办学，往往又与为政难以分解），似不相宜。我对于这点是相信的。

夏老，湖北人，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留学法国，治生物学。很可能夏老是在法国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如然，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在法国学生物学的周太玄先生，曾长期为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分会负责人，可能就是夏老入少年中国学会的介绍人。周夏两先生都是我尊敬的前辈长者，可惜我未曾问过两先生之间的交往。两先生都是博通专精的学者，这类人愈来愈少了。

（原载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八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