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霞
自我1995年到云南师范大学就职，就发现前人把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放在图书馆的外墙上挂着，我想应该是用它警示每一个“师大人”的为人处世。后来越来越体会与感悟到 “师”“范”的魅力，也越来越觉得作为一名教师要围绕 “师”“范”二字来提升自己，这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身边真正 “学高身正”的人少之又少，倒是有一对恩师，我从内心深处觉得仅用“学高身正”来形容他们远远不够，从他们的言行里可以感受到老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们就是戴永年院士夫妇。
1991年下半年，当我在昆明工学院快毕业准备要报考硕士研究生时，选导师的问题难住了我。有一天，偶遇湖南老乡曹明艳（戴永年教授的硕士生，现出国）师姐，她热情地领我到戴永年老师的办公室，一进门便看见墙上挂着大大的元素周期表。没想到名声如雷贯耳的戴老师那么平易近人，他招呼我们坐下，简单交流了几句，戴老师就说：“来吧，报吧！”后来我以笔试成绩第一顺利地成了戴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每到教师节，师兄弟、师姐妹们都会邀约着去戴老师家看望他，也就认识了师母——赵瑞芳老师，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当时我们去看戴老师时，师母总是默默地搬来凳子、准备好茶水或水果，轻声细语说几句后自己就去书房忙自己的事，相互不影响，因此也就对师母了解不太多，只是觉得师母与戴老师的关系很和谐而温馨。后来他们的家搬到了昆明理工大学，接触的机会就多了一些，从阅读赵瑞芳老师的专著 《历史的启迪》开始，我在各方面不断受到师母的影响。师母与戴老师同岁，在那个年代克服一些困难成了家。当时两位工资很少，每人每月七十多元，还带着三个孩子，戴老师为节约开支，把烟戒了！我认为能把烟戒了的人毅力与控制力非同一般。两位在生活上克勤克俭，在工作上刻苦钻研，三个孩子都培养得很有出息。2014年，两老已经钻石婚了，两位依然相互关爱着，大事小事都商量着，这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戴老师对我学业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不仅读了戴老师的硕士，后来还读了戴老师的博士。博士英语入学考试我考54分，而昆明理工大学的英语分数线定在55分，我没有想过找任何人，只是与实验室的同志们说：“55分是天上，54分就是地下。”戴老师从别人那里听说后，就打电话到研究生部，使我得以参加第二天的面试，实现了读博士的愿望。戴院士在年高体弱的情况下，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冶金科学的发展、材料科学的发展以及弟子们的成长。戴老师见着我总是问：工作干得如何？师大的发展怎样？科研做得怎么样？鼓励我们从事科学研究不要想着没钱就不干，而要想着对工厂、对社会有益的项目。而每每碰上赵老师，她总会停下脚步，拉着手问问我家人的情况，小孩的成长。偶尔去拜访，赵老师总会细心地留下我们的名字、电话，以便必要时联系，真是令人感动！
两位老人虽然都年近九十，思维还很活跃。师母在不断地写文章——紧跟时代发展的文章，写好后会打印给我们看。赵老师的文章内容十分丰富，从关注大学的内涵式发展到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从大学的校训到校领导的毕业赠言，从史学与人生到诚信与发展……每一篇都关系着祖国的发展、年轻人的成长，读后让人受益匪浅，有时我也会借用着引导我的学生们。
两位老人是我心目中真正 “学高身正、明德任责”的典范！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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