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是艺术性的政论，也可以说是艺术性的社会评论。它带有强烈的时间性和针对性。杂文不同于一般政论的地方，是它用形象来议论，注重艺术构思，笔锋带有强烈的感情。但在迅速、及时这一点上，杂文与政论完全是一致的。因此，迅速反映、及时评论，应该是杂文的本质特征之一。不迅速、不及时，也就发挥不了杂文的战斗性，因而会失去它作为匕首和投枪的作用。鲁迅说过：“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于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他强调要 “为现在抗争”，“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21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华盖集续编·有趣的消息》）在对待现实斗争的问题上，鲁迅是着眼于 “立刻”、“马上”。迅速、及时地针对社会现实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发表议论，对敌人立即给予反击，对错误的言行立即加以评论。他认为写杂文正是为 “时势所迫”，杂文这种形式正是最能及时 “适应社会的需要”。（《鲁迅书简·致增田涉信》）在鲁迅一生的战斗历程中，所写的大量杂文，全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的。他的杂文总是准确地抓住时代的脉搏，紧紧扣住人民的心弦，立即给予反映、回答。在这一点上，它与好的新闻和政论一样，真是击中了 “当时绷得特别紧的社会的弦”（加里宁语）。正如鲁迅所说，他的杂文“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且介亭杂文·序言》）“‘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因此，他的杂文，几乎可以说，已经成为时代的记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部分历史的生动写照。
鲁迅的杂文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用小说和杂文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他对辛亥革命以后复辟派、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十分愤慨。鲁迅及时用杂文抨击了他们鼓吹封建礼教，大叫 “保存国粹”，抵制新生事物的反动言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顽固分子“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代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是“现在的屠杀者”。（《热风·现在的屠杀者》）同时，鲁迅还尖锐地批判了这些顽固家伙对 “十月革命”的恶毒攻击，赞美了列宁领导的革命斗争，热情歌颂这 “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热风· “圣武”》）
鲁迅的杂文及时反映了人民关切的重大事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鲁迅对于当时作为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组成部分的北京 “女师大事件”、“五卅运动”以及 “三一八惨案”，都及时用杂文给予反映并大力支持。比如，1925年北洋军阀的走狗｀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迫害进步学生。她5月9日才宣布开除学生，第二天鲁迅马上就写了 《忽然想到 （七）》加以反击。1926年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段祺瑞枪杀学生，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在惨案发生的当天就立即写成 《无花的蔷薇之二》加以抨击，指出封建军阀的暴行 “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而且在文章末尾特地注明 “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以表示极度的愤怒和抗议。鲁迅在这个时期用很多杂文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走狗们的丑态和暴行，正是紧密配合了汹涌澎湃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鲁迅的杂文对党的方针路线立即给予响应和宣传。鲁迅逝世前夕，党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鲁迅立即响应，鲜明地表示：“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后期的杂文已不止是匕首和投枪了，而是成为时代的号角，战斗的鼓点。
杂文可以说是作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的主要战斗工具。杂文，因鲁迅而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大放光芒。
发表于 《光明日报通讯》198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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