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有价亦无价

作为一个旧书爱好者，我经常出没于大小旧书市场。每得一书颇觉辛苦，首当其冲便是一场价格遭遇战，自然对旧书市场的价位熟稔于胸。对此我懒得一谈。因为我不是收藏家，不会盼着自己的藏书快些升值。我亦不是书商，靠着旧书买卖赚点小钱。一句话，我爱旧书，把玩赏析、钩沉辑佚，更多地注重文本的史料价值，为我写作所用，确实不大在乎依附在旧书中的经济价值。

但是，每次淘书，总与摊主会有一番费尽口舌的拉锯。因为旧书市场是自由市场，旧书是一种商品，摊主要得到利益的最大化，而我总想以最低价位淘得我需用之书。无可厚非，淘书就是一个砍价的谈判过程。讨价还价亦平添了淘书的乐趣。价格之争，是淘书人永远无法避开的一个坎。

经济学家说，市场是只无形的手，一切价格就由这只手操纵着。市场真是云里雾里、变幻莫测。但是，它亦是有规律的。对旧书而言，背离这个规律，市场会出现冷清局面。这几年，旧书因其不可再生性，价位一路上扬。三四年前，一二十元可得一册平装本民国版文学作品，如今非一二百元不可得。而一些珍贵的旧平装，如著名作家的毛边初版本、签名本等，价格跃上千元已不在个别。据说一册鲁迅签名本已达数万之巨。旧书市场着实让人看不懂了。对于卖书者来说，以往的经验告诉他，在行情看涨的背景下，每卖出一册旧书，过后总是觉得贱卖了，如果放几年，就绝对可以卖个好价钱。这样想来，书商就会不断抬高书价，甚至将若干年后才可能出现的价位，定为现价。如此一来，市场就因价格与价值相悖而陷入怪圈。真正以旧书做学问的文化人则买不起旧书了。有使用价值的珍贵版本就在书商或拍卖会间流转，价位越炒越高。出现的情景常常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以我为例，可以将旧书价格谈得具体而实际。我对旧书市场的价格有个基本判断，遇到一本我想购下的旧书，如价位超过我的心理承受力时，就只能放弃，即使我知道五年后就是这个价位。但现在出这个价，与五年后出这个价，等值是不同的，因为物价指数每年都在走高，现金更值钱，这是价值规律决定的。我淘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用，写点史料性考据文章。如果为了写一篇千字文，花上几百上千元购一本书，我觉得无此必要，除非带有收藏性质，那另当别论。因此，一些较有版本价值的书，就因价高而被我轻易放弃。

淘书的乐趣还在于“拣漏”或“走眼”。买卖双方一方懂书而另一方不懂，就会带来戏剧性的结局。我遇见金性尧先生民国年间主编的《萧萧》旧刊，全套带创刊号共三册。摊主对此浑然不知，我以一百多元购下。名人名刊，按现在市场价位，我估计不低于五百元。我这是“拣漏”了。而有的书很珍贵，因我不识货而被别人捷足先登了，这叫“走眼”。就我而言，每本我看中的旧书，尽可能以最低价与对方成交。但亦不尽然，因为现在的旧书市场相对较为成熟，或者说，书商经过几年练摊，亦较懂行了。一般对民国版的旧书都比较看重，要“拣漏”颇难。在这样情景下，一旦遇到可用的心仪之书，只要价格不很离谱，即使略高点，我亦会毅然购下。比如《苏联木刻》，曾淘得一册，很喜欢，可惜被撕得残缺不全，就想再找一册，这是一种牵肠挂肚的情结。一日果然不期而遇，价位已逼近千元，亦果断收下。另一册一九五〇年出版的《可扬延年木刻选》，杀价至四百元终于得手。因为两位老画家我都熟识，有机会请他们题签，不是很有纪念意义吗？！有时价格并不体现在一本具体的旧书上。有的摊主，因彼此熟悉，经常让利于我，我有时买他一本书，不但不压价，而且爽快付款。他领情了，心里愉快，我则获得了心理平衡。想想书商亦挺不容易，他们大都文化程度不高，通过对旧书的搜罗、流转，亦是在传承文化。同样一本书，我花了五十元获得，有人仅花一元捡之。所以说，旧书的价格，只有相对而无绝对，附加因素多多，此即所谓有价亦无价。

有人说，是书商及拍卖行将旧书的价位炒上去了。我以为，涨价不是空穴来风，只有形成交易，才有真实行情。待价而沽，只能有价无市。任何单方面都无法主宰市场。我熟悉旧书行情，但对一片“涨”声下的旧书市场，我亦无可奈何。有人问我如何看待时下市场，我只能坦言，难以看好。一则旧书日渐稀少，价格趋涨，就不可能扩容放量。二则部分不以买卖为目的的旧书爱好者、研究者或收藏者，在一二十年内，是只购进不散出的，使本已稀缺的民国版旧书更少流通。市场的萎靡在所难免。当然，我谈的是一管之见，走势究竟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以为，一册旧书，无论价位高低，只要能成交，就有其内在合理性。在行情看涨的情况下，我亦常随行就市，只要想买，虽价略高，亦毋须费劲砍价。在一旧书铺，见一册黄裳先生一九五〇年再版本《一脚踏进朝鲜的泥淖里》，仍掷下近三百大洋。因为少见，因为装帧可人，还因为可以请黄裳先生题签，更因为我要为此书写篇专文。其实不必有那么多理由，只要喜欢即行，喜欢就是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