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碑帖目录汇编序

骆兆平

宁波天一阁原是明兵部右侍郞范钦的藏书处。当年碑帖收藏之富，不逊于明代著名的金石收藏之家。四百多年间，天一阁历经沧桑，碑帖由聚到散，散而复聚，其变动情况，记载在各时期的碑帖目录之中。碑帖目录和藏书目录一样，都是文献资源的信息库，《天一阁碑帖目录汇编》全面反映了天一阁收藏碑帖的历史和现状。

范钦字尧卿，号东明，嘉靖十一年考中进士后，在湖广、北京、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河南等地做官。宦迹所到之处，均留心收集典籍，寻访碑帖。他的侄儿范大澈在《碑帖纪证》一书中，就记载了一次两人共同寻访《唐云麾将军李秀碑》的事，文云:“嘉靖己西，余随仲父入都。仲父转官东归，余送至良乡，往觅此碑，已分为二，作明伦堂柱础……余甚惜之。”同书中还记述了自己所藏《周易仙太子碑》，为“仲父左辖时拓得赐及”。见“仲父东明先生”收藏的碑帖，有《唐明州刺史裴公纪德颂》、《唐干禄字书》、《历代钟器款识》、《英光堂帖》、《宋高宗真草孝经》等数种。由于明代编制的天一阁碑帖目录失传，这五种碑帖在现存清代《天一阁碑目》中都不见著录，所以，范大澈的《碑帖纪证》成了天一阁早期收藏碑帖的唯一直接史料。

嘉靖三十九年(1560)冬，范钦去官归里后又从事抄书、刻书、访碑、刻帖等文化活动20余年，继续丰富了天一阁的收藏。

万历十三年(1585)，范钦去世。在此后的近一个半世纪里，天一阁所藏碑帖处于封闭状态，除范氏子孙外，几乎无人过问。清康熙年间，黄宗羲破例登阁，取流通未广的书编为书目，也未涉及到碑帖。直至乾隆三年(1738)，全祖望重登天一阁，才发现:“独有一架，范氏子弟未尝发视，询之，乃碑也。”有的拓片上有范钦“手自题签，精细详审，并记其所得之岁月。”“拓本皆散乱，未及装为轴，如棼丝之难理。”于是他着手编订碑目，并撰《天一阁碑目记》。尽管全祖望记云:“予订之为目一通，附于其书目之后。”但因碑目没有流传下来，仍有人以为“记先成而目如何，不可知也。”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钱大昕再次访阁，适张燕昌以摹石鼓文寓范氏家，便与范钦八世孙范懋敏三人登阁，整理碑帖，“拂尘祛蟗，手披目览，几及十日。”碑目由范懋敏编次并增补，因碑目中已著录了“乾隆癸丑重立”的汉《孔君碑》，可知此目完成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或稍晚之时。

范懋敏编《天一阁碑目》一册，嘉庆十三年刻本，是现存天一阁最早的碑帖目录。卷首钱大昕序称:“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讫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现经统计，实际著数包括续增九十四种，共计八百零四种。明碑以近不著录。

近读清道光刻本无锡秦瀛撰《小岘山人诗集》，卷九有咏天一阁诗，诗前小序云:“登天一阁观藏书，范氏后人复出碑目一册，索题，为全谢册、全辛楣两先生前后订定，赋此。”秦瀛字凌沧，嘉庆时任刑部右侍郞。他所见的碑目，应是范懋敏编的《天一阁碑目》，这里明确记述了范编碑目与全编碑目的继承关系。我们从全祖望《鲒埼亭集》中有关天一阁碑帖的题、跋中可以看出，他与范氏后人的关系是较为密切的。如《宋绍兴府学禊帖旧本记》云:“天一阁范氏有绍兴学客不损本……范君永恒乞予记其家藏，予乃诠次旧闻以题于后。”又如《跋薛尚功手书钟鼎款识》云:“薛尚功钟鼎款识二十卷，藏于天一阁范氏……范氏尚有副本，予见之嗜之也，以其副为赠焉。”如此，全祖望留存碑目稿或部分碑帖著录资料于天一阁，也是合乎情理的。

咸丰十一年(1861)，天一阁藏书和碑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这一年，太平天国军队进驻宁波城，赵之谦《刘熊碑跋》云:“阁中碑版尽为台州游民取投山涧烂以造纸。迨鄞人亦有闻而急求者，至则涧水已墨矣。”此后，光绪十年(1884)，薛福成主持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在书目卷末附《天一阁见存碑目》著录存碑拓本仅二十六种。

民国三年(1914)天一阁藏书又一次大量被窃，碑帖也不能幸免。民国二十二年(1933)，成立重修天一阁委员会时查看，天一阁碑帖已“散失殆尽”。

天一阁遗存的明代丛帖刻石有薛晨《义瑞堂帖》，丰坊《万卷楼帖》，和范钦《天一阁帖》。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重修天一阁委员会打拓了二百套，分别赠送捐款人及参与重修工作的有关人员。事后，尚留存一部分拓片，可以说这是天一阁新藏碑帖拓本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天一阁管理机构在征集、收购古籍的同时，也注意收集碑帖拓本。尤其是鄞县通志馆、杨氏清防阁、朱氏别宥斋等公私藏家的馈赠，使天一阁新入藏碑帖数量激增。如今，碑帖拓本又成为天一阁文献宝库中光彩夺目却鲜为人知的宝藏。

为加强碑帖藏品的管理和利用，我们从1997年开始，有计划地对拓本进行整理编目。由于藏品来源不一，裱装本虫蛀现象严重，多年来在翻晒过程中造成一定混乱，因此，要寻找散页，考证著录，分类编排，较为费时费力。再加上人手不足，历时八年，才先后完成《鄞县通志馆移赠碑帖目录》、《清防阁赠碑帖目录》、《别宥斋赠碑帖目录》、《天一阁新增碑帖目录》。以上四种碑帖目录除了收录石刻拓本外，还包括少量以金、木、竹、砖等为载体雕刻文字图像的拓片，共著录4077种(按条目计，丛刻子目不计，合订本只计一种)，9789页(册)，又复本4806页(册)。近现代出版的碑帖印本虽不属于文物藏品，但系碑帖研究的必备参考资料，故分别附于各家目录之后。共计552种，1040册，又复本309册，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天一阁收藏碑帖拓片的全貌。

编目工作遵循尊重历史、科学、系统的原则。各家目录又根据不同情况分类或分编，并尽可能与原始记录相对应。例如《鄞县通志》中的碑碣目录，在单刻中插入了丛帖，因此我们在《鄞县通志馆移赠碑帖目录》中，也就不再区分单刻与丛刻。又如，杨氏购入的二铭书屋专藏，有《二铭书屋藏碑录》传世，我们在《清防阁赠碑帖目录》中，就以一编的篇幅作整体记载。至于著录项目则力求一致，因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分赠的丛帖拓片称叶(页)而不称张，所以我们均以“页”计数。

天一阁新藏碑帖的整理编目工作多由谢典勋先生完成。我和谢先生是三十年前老同事。1993年2月，我得知他已经从宁波市文化局退休后，便请他到天一阁来，没有想到从此我们又共事了十多年。他不辞艰辛，不问寒暑，笔耕不辍，默默奉献，令人敬佩。我的老伴费迓棣也始终参与其事，做了许多整理、抄写等繁琐细致的工作。副馆长章国庆先生在馆务之余，挤出时间，为本书打印清稿，给予热情支持。谨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天一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