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一阁的贡献

虞浩旭

【摘要】本文从八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天一阁对中国藏书文化以及对宁波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天一阁;范钦;贡献

500前，宁波城西门外范家诞生了一位小孩，取名范钦;440年前，范钦建造了一座藏书楼，取名天一阁。现在，范钦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藏书家，天一阁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回眸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范钦的天一阁不仅对中国的藏书文化，而且对宁波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保存传播了一批典籍文献

典籍的保存是私家藏书的贡献之一。自秦汉以来，每当面临兵燹战火、政策禁锢，古代典籍都会遭受大规模毁损，但在如此环境下仍有许多藏书家将大量藏书保存下来。西汉武帝首开征书之路，征集的对象主要是民间藏书。以后历代多有征书举，民间藏书成为国家藏书的基础，扩大丰富了国家藏书。若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都是历经众多藏书家之手而递传下来的。天一阁是一个典籍保存的范例。天一阁在范钦时期藏书最盛时达七万卷，虽历经劫难，经400余年保存下来的典籍仍有17000卷，其中明代地方志、科举录等大量明代典籍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范氏家族十三代人为保护典籍薪火相传的艰辛历程，实在是藏书家树起的一座丰碑和典范。

典籍的传播是私家藏书的贡献之二。传播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借阅。不少藏书家通过不同形式、程度向公众、社会开放，使藏书藏以致用，历史上这样的藏书家虽然人数不多，但也值得肯定。范钦时代，天一阁在亲朋好友间是开放的，可借阅的。范钦以后虽然一度封闭甚严，但自清初黄宗羲登阁后，天一阁一直是有选择地向一些大学问家开放借阅的。这扩大了典籍的受众面与利用率，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二是借抄。在古代通讯、交通、印刷术俱不发达的条件下，借抄是藏书家藏书的一大来源，几乎历代所有的藏书家都借抄过书。我国的许多典籍赖抄本而得再续流传。范钦时期天一阁与太仓藏书家王世贞订有藏书互抄之约，丰富了藏书。天一阁原藏书的五大特色之一是抄本多，为传播典籍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同时天一阁藏书也被大量借抄，特别是清修《四库全书》时，进呈638种供借抄，虽多未发还，但客观上促进了典籍的传播。三是刊印。中国古代的藏书家因为藏书的丰富而使自己拥有了刻印书的重要资本，因此，历代出版家中藏书家占据了甚大比例和重要地位。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刻印者，范钦就是其中的一位。范钦利用丰厚的藏书、富足的资财刻印了选书精良、质量上乘的《范氏奇书》，一方面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并通过再次刊刻，使这些弥足珍贵的书籍得以在社会重新流通起来。

二、形成了天一阁模式

清乾隆帝时，国力强盛，朝廷为标榜文治，粉饰太平，笼络士人，加强思想控制，开“四库”馆，纂修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大工程——《四库全书》。在纂修过程中，随着征书工作的开展，乾隆对天一阁的认识逐渐深入和推崇，最终把天一阁树立为中国藏书史上的样板，使天一阁的建筑和管理成为一种模式。

(一)建筑模式

范钦建天一阁时，精心设计书楼格局，颇费了一番苦心。他以砖石为垣，松杉作梁，盖成一排六开间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楼下六间一字排开，一一隔断，楼上六间合而为一，中间用书橱隔开，用以藏书。取义《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名书楼为“天一阁”，寓意以水制火。书楼前后开窗，书橱两面开门，以利通风。阁前有一蓄水池，阁前阁后假山叠翠，有“九狮一象”之景，并植竹养鱼，使书楼显得格外富丽典雅、清静幽邃。

在《四库》开馆第二年，乾隆帝就开始筹划《四库全书》修成后的贮藏问题。他下谕依照天一阁来设计藏书阁。谕旨说天一阁:“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并命杭州织造寅著亲往宁波天一阁考察书楼结构和书架款式等情况，“烫成准样，开明丈尺”，绘图进呈。后遂依照天一阁建造了“内廷四阁”和“江南三阁”，即北京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热河行宫“文津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如文津阁有“收将大段天一范，兼取小斋京口米”，文澜阁有“范家天一于斯近，幸也文澜乃得双”之句，说的都是仿天一阁建造两阁之事。

由于皇家的推崇，私家更群起效尤，盛极一时。如浙江卢址之抱经楼，当时江苏著名学者钱大昕曾为卢址作《抱经楼记》，中说抱经楼之构筑无论其外形与屋之间架结构皆模仿天一阁。至此，天一阁才享誉天下，有“人间庋阁足千古，天下藏书只一家”之说。因而我们可以说在乾隆时期已形成了天一阁模式。此后，民间藏书楼多有仿造之举，如薛福成文选楼、吴引孙测海楼、黄氏五桂楼、郑氏敬业堂、林氏近性楼、甘氏津逮楼等，或全盘模仿，或吸取天一阁的营建理念，程度不一而已。

(二)管理模式

社会的动乱和家族的衰落，都会给私人藏书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特别是明清之际，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公私藏书均遭厄运。天一阁之所以巍然独存于浙东，是同它严格的管理制度分不开的。

(1)“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范钦生前立下规矩:书不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阁读之。范钦死后，其长子大冲继承天一阁全部藏书，藏书遂得以不分。此后，天一阁的阁橱钥匙分房掌管，禁以书下阁，非各房子孙齐不开锁。清代学者阮元在《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有较详记述。他说，范氏后人“禁以书下阁楼，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与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出借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其严如此。

(2)“禁以星火入阁”。藏书最怕失火。范钦在建造藏书楼时，看到自己的好友、书法家丰坊的万卷楼因失火被毁，损失了上万卷珍本书，非常痛心。鉴于千日之功毁于一旦的严酷事实和教训，天一阁书楼建筑不仅本身有“天一生水”之意，更在楼前凿池蓄水，以防不测。阮元说:“阁前略有池，与圜阓杀相远，宽闲静闷，不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这种楼前幽池蓄水的作法多为后世藏书家所采用。天一阁还规定读者不许夜登，不嗜烟草。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缪荃荪随宁皮知府夏闰枝登阁阅书，“范氏派二库生衣冠迎太守，茶毕登楼，约不携星火”。由于防火措施严密，迄今安然无损。

(3)“芸草防蠹”。天一阁在书籍的防潮、防蠹方面也有独到之处。除天一阁建筑本身有利通风防蠹，橱下置英石以吸潮外，还在每年梅雨季节以后至中伏期，启锁翻晒图书，至今不废。乾隆时此法被“南三阁”所吸收，每年入夏都要组织当地莘莘学子参加曝晒。但最有特色的，当数“芸草防蠹”了。芸草实为产于广西的一种中药材，俗称“灵香草”，至今仍为许多古籍藏书单位所运用。

天一阁藏书的管理模式，曾在公私藏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推广、借鉴、运用。阮元于清乾嘉年间任职浙江达10余年，多次登上天一阁，并为之编目，重摹天一阁宋拓《石鼓文》，并分析天一阁藏书久而不散的原因，推广天一阁藏书管理经验。他于嘉庆十四年(1809)在杭州灵隐寺立书藏，并撰《杭州灵隐书藏记》及《书藏条例》;后又于嘉庆十八年(1813)在镇江焦山立书藏，并撰《焦山书藏记》及《书藏条例》。两家的收藏范围十分广泛，“此藏立，则凡愿以其所著、所刊、所写、所藏之书藏此藏者，皆裒之”。他意在藏之名山，传之久远。因此对岿然独存的海内藏书之家之最久者——天一阁的管理经验十分重视。杭州书藏与焦山书藏的《书藏条例》如出一辙，其第六条规定:“书即入藏，不许复出。纵有翻阅之人，照天一阁之例，但在楼中，毋出楼门。烟灯毋许近楼。寺僧鬻借霉乱者，外人有携窃涂损者，皆究之。”可以说这是天一阁相关制度的浓缩。阮元对于天一阁藏书管理经验的推广，使得范氏的家族的藏书行为升华为一种藏书的管理理论，从而载入中国藏书史。

三、影响了浙东藏书风气

浙东自古以来多好学之士，加上宋室南渡后，本地又“多世家旧族”，故“收藏之风蔚起”，以积书藏书著称者代不乏人。宋代楼郁之东楼、史守之碧沚、王应麟之汲古堂，元代袁桷之清容居，明代丰坊之万卷楼皆一时名楼。但宁波藏书楼成规模有影响是在范钦天一阁之后。明代陈朝辅之四香居和陆宝之南轩，清代黄宗羲之续抄堂、万斯同之寒松斋、郑性之二老阁、全祖望之双韭山房、卢址之抱经楼、黄澄量之五桂楼、姚燮之大梅山馆、陈自舜之云在楼、冯云濠之醉经阁、沈德寿之抱经楼、徐时栋之烟屿楼、蔡鸿鉴之墨海楼、董沛之六一山房，民国张寿镛之约园、秦润卿之抹云楼、冯贞群之伏跗室、朱鼎煦之别宥斋，皆是中国藏书史上的名楼。

就原因而言，有两件事对宁波藏书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一是黄宗羲讲学甬上和浙东学派的形成。自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讲学甬上，创甬上证人书院，至康熙十四年(1675)结束，共历时八年。在这八年中，有100多人向他问学，有弟子66人，其中高足18人，开创了浙东学派。浙东学派一传即为万斯同，再传而为全祖望，又再传即为邵晋涵、章学诚，大家辈出，均致力于收藏和治学，几乎无一不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们的学术成果，无一不与藏书有密切的联系。以黄宗羲为例，他的藏书宗旨是“当以书明心，毋玩物丧志”。因此全祖望指出:“太冲先生之书，非仅以夸博物，示名藏也。”“先生之藏书乃先生之学术所寄。”黄宗羲先生不仅开创了浙东学术之风，也倡导了藏书与治学相结合的新风，加强了藏书和学术的纽带关系，并使之成为一种传统。太冲先生之前，这种风气当已存在，先生之后，始成气候，藏以致用的目的更加突出，成为甬上藏书文化的一大特色，促进了宁波藏书事业的发展。二是由于清修《四库全书》时对天一阁的宣传，为宁波藏书家树立了榜样。在《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中，由于清高宗弘历对天一阁的关注，天一阁进呈图书638部，四库七阁对天一阁的模仿以及乾隆对天一阁的奖赏，使天一阁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殊荣，并大出其名。范氏天一阁所获得的荣誉，让甬上士林羡慕不已，称“天一阁范家”，大大刺激了宁波的藏书事业。

四、促进了宁波社会文化的发展

藏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以及学术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培养人才、嘉惠学者、裨益学术。

私家藏书的发达与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出版业发达程度密切相关，而与国家的政治中心关系相对薄弱，唐以后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显著。汉以降私藏中心逐渐由西向东南转移，逐渐远离政治中心，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私家藏书事业持续繁荣、风景独好的事实很能说明这一点。就全国范围来统计，私家藏书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其中尤以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为最，占全国藏书家的74%，仅江浙两省就占到64.9%。据范凤书先生在《中国私家藏书概述》一文中统计，全国著名藏书家共4654人，浙江省有1062人，江苏省有967人，两省共2029人，占全国总数的43.6%。而据甬籍学者沈登苗先生对于明清进士与人才在时空分布上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其结论为:

(1)明清人才最多的城市几乎都是科举发达的城市，重要的地域学派和学术大师基本上产生在进士和巍科人物最密集的地区，科举发达地区成才的机会远远大于其他地区，有无科举功名、功名高低、名次先后与成才的概率完全成正比例关系，学者型人才基本上是科举出身。

(2)明清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区域人才高峰期一般产生在该区域科举高峰期形成至结束后的一百年内。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

(3)明清各省人才的兴衰，不仅取决于各省进士的绝对值，还取决于各省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以明清两代为例，明代共有状元89名，其中浙江20名，江苏16名，江浙两省共36名，占总数的40%强;清代共有状元114名，其中江苏49名，浙江20名，江浙两省共69名，占总数的60.5%。换句话，明清两代共有203名状元中，江浙两省占有105名，超过半数。天下文状元，二人有其一。

从藏书家与历代进士、状元数据的对比可知，藏书与科举人才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历代产生进士、状元最多的地方也总是私家藏书最为发达的地区，足以说明藏书与地域及人才之间的密切关系。明清时期江浙文化的强劲优势显现无遗，江浙私人藏书中心持续繁荣的因果也就有了很有说服力的注解。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宁波作为科举人才集中之地，是与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楼所营造的读书氛围分不开的。

藏书直接推动了古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催生了学派的形成。丰富的藏书为学者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及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条件，藏书成就了学问家，成就了学派的产生。

清代浙东学术人才群体的出现和浙东学派的形成有赖于以天一阁为代表的浙东地区丰富的藏书。浙东学派的学者们不仅自己是藏书家，而且还充分利用了浙东地区其他的藏书资源。以浙东学派开山祖黄宗羲为例述之。黄宗羲博大精深的学问，与天一阁等藏书楼密切相关。黄宗羲多次登天一阁观书，对他帮助极大。近代著名政治家、学问家梁启超曾言:天一阁实大有益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现代著名的思想史研究家蔡尚思也论述说:“藏书风气大盛，如钮氏世学楼、祁氏淡生堂、黄氏千顷堂、钱氏绛云楼、郑氏丛桂堂、徐氏传是楼，尤其是范尧卿的天一阁，藏书甚富;毛氏父子的汲古阁，前后积书八万四千册。没有明末这批私人大图书馆，清初黄宗羲等人能博览群书、广搜史料吗?”“中国的大学问家黄宗羲，也是和著名的天一阁分不开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以天一阁为代表的一批私人藏书楼成就了黄宗羲。

浙东学派的后代学者代表李邺嗣、万斯同、全祖望的学问都与天一阁密不可分。浙东学派的其他学者也无不受到浙东丰沛藏书的滋润，是藏书成就了他们的学问，成就了浙东学派。

五、增加了宁波历史文化的底蕴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宁波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类型。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术文化，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以建于北宋的“江南第一楼”保国寺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始建于汉晋的上林湖越窑遗址为代表的青瓷文化，以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它山堰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及以著名商帮“宁波帮”为代表的儒商文化，还有丰富的宗教文化、海防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等等，构成了内容极为丰富又极具个性的宁波地域文化。这一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不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之优长:既源远流长，又与时俱进;既深深扎根于本土，又在生生不息中影响着世界;既具有理论建设的勇气，又具有敢于实践的品质;既立足于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背景，又具有批判性和前瞻性，特别是从明清以来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在丰富多彩的宁波历史文化中，浙东学术文化无疑是其核心，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则是其主线。

在这些文化类型中，最主要的是三个，其中浙东学术文化是宁波文化的核心，“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宁波文化的主线，“天一阁”藏书文化是宁波文化的一个品牌。

浙东学术文化是宁波所有文化类型的灵魂与核心，因为它是一种思想，是人类进行精神创造的最高层次成果的体现。恩格斯讲过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区域、一座城市同样如此。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术文化，其创造的理论、宣扬张扬个性的开拓精神，达到了当时理论发展的最高水准，比较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浙东学术文化的背后，隐藏的是藏书文化，支撑的也是藏书文化。天一阁存世400多年了，作为私人藏书楼能够像这样完整地保存下来，在世界上也少有。天一阁之所以能够保存至今，反映了宁波“藏书文化”之深厚。宁波历代的藏书人家都非常多，现在宁波的藏书人家还是很多。藏书与著书、读书联系在一起，三位一体，成为宁波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宁波人读书的风气比较浓，历代出了大量人才，与这个不无关系。藏书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对文化、文明的一种追求，对人类创造成果的一种认同和崇拜。对于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来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大大丰富了宁波历史文化的内涵，提升了宁波历史文化的品位，成为宁波文化的一个品牌。

六、成为古代藏书楼保护的典范

天一阁的藏书已从1.7万卷增加到30万卷，占地面积从2000平方米增加到2.5万平方米，已从一座藏书楼发展成为“南国书城”，成为中国古代藏书楼保护的典范。

(一)加强藏品建设

1.私家藏书聚天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文物、图书的重视，由于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的爱戴和信赖，许多收藏家纷纷将私人所藏的文物、图书捐献给国家。而著名的天一阁，由于已由国家管理，遂以其深远而广泛的文化影响，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成为宁波藏书家乐于捐书的去处，成为宁波私家藏书的汇聚中心。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收藏家捐赠热潮中，就有张侗捐献其父张琴所藏书贴，张伯觐捐献其父张申之所藏书籍，刘同坡兄弟捐赠其父刘楚芗所藏书籍，张爽清捐赠其父张世训所藏书籍，李蕴捐赠自藏书籍，共有百余箱之多。徐氏荣增、荣辉、荣棠兄弟三人也将其父徐余藻遗书捐赠。1956年，宁波市图书馆古籍部成立时，市政府调拨了这批捐书入藏。1957年7月，张季言捐赠其樵斋藏书1.7万卷给天一阁。1962年4月，冯贞群家属将伏跗室藏书10万余卷捐出，亦由天一阁接收入藏。1979年8月，朱鼎煦家属将别宥斋10万卷藏书和1700余件字画文物捐赠天一阁。1979年10月，孙家溎家属赠送宁波城南塔前街蜗寄庐1400余卷藏书给天一阁。1979年10月，杨容林家属将清防阁藏书1200余卷捐赠给天一阁。此外，还有张孟契捐赠其先人所藏古籍3000余卷，袁梅棠家属赠送静远仙馆藏书，以及其他各家零星捐赠之书。

可以说，现藏古籍30余万卷的天一阁博物馆藏书，实际上是由宁波地区藏书之家的藏品重新构建而成的。从这一点上讲，天一阁已不仅仅是天一阁了，它还成了宁波藏书文化的缩影。

2.字画家谱增阁辉

天一阁向以藏书名，世人只知天一阁藏书之富，而不知天一阁藏画亦丰。天一阁藏的书画被其藏书盛名所掩，而未引起广泛关注。其实，天一阁藏的书画也颇具特色:从数量上讲，有4000幅之多;从质量上讲，品格高迈，不乏名家大作;从风格上讲，汇集了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品;从地域上讲，宁波地方书画家的作品占有相当的份额。由于种种原因，天一阁书画长期深锁阁中，“养在深闺人未识”，无法与广大艺术工作者和爱好者见面，成为一大憾事。1996年以后，由于天一阁书画馆的建成开放，阁藏书画作品不时展出，加之《天一阁藏书画选》、《天一阁藏法书专辑》的出版，使天一阁所藏书画露出冰山一角。

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其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从古至今，中华民族的各族先民们编制了难以数计的各类家谱，虽经岁月侵蚀，流传至今的尚有2万余种，其内容之丰、价值之高，很值得我们今天去了解和认识。天一阁藏有家谱近500种。天一阁藏家谱在动员全世界的“宁波帮”都来建设宁波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据统计，仅当代在海外的宁波籍人士就达30多万，国内更难以计数。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海内外宁波籍人士怀着火热的故土之情、乡友之爱到故乡寻根、旅游、走亲访友，他们热情投资，慷慨解囊，造福桑梓，对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奉献，家谱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统战作用。如1984年为“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提供包氏家谱一事，便是最生动的一例。当年10月30日下午，包玉刚先生一行参观了天一阁。当天一阁工作人员拿出镇海《横河堰包氏家谱》时，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认真查看。家谱中记有包玉刚先生夫妇二人的生日，包玉刚诸兄弟还是北宋赫赫有名的龙图阁大学士包拯的二十九代嫡孙。人们热烈鼓掌，祝贺包玉刚先生找到了自己的根。新华社专门发了电讯，香港许多报纸作了报道。消息传开，许多宁波籍人士，如万氏、陈氏等侨胞均先后要求来天一阁查阅自己的家谱。

3.赓续传统收新志

地方史志的编纂有赖于藏书家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提供，凡是藏书事业发达的地方，地方史志的编纂也就发达。江浙两省是中国历史上藏书事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方志编纂最多的省份。自宋以来，浙东的藏书家养成了收藏地方史志的传统。到了明代，范钦更是将收藏的范围扩大，以收藏全国的方志为己任。虽然像范钦一样收藏全国方志的藏书家并不多见，但收藏地方史志的传统在浙东藏书家中传承下来，并成为浙东藏书家的收藏特征之一。

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截至2000年9月30日，全国省、市、县三级志书规划编纂5881部(卷)，已出版4287部(卷)，完成规划任务的73%。其中省级志书规划2490部(卷)，已出版1583部(卷)，完成规划的64%;市级志书规划944部(卷)，已出版604部(卷)，完成规划的64%;县级志书规划2447部(卷)，已出版2100部(卷)，完成规划的86%。数倍于三级志的专业志、部门志、乡镇志等地方志也已陆续出版。

1997年，俞福海先生将方志捐赠给天一阁博物馆，天一阁中国方志馆的建设正式启动。后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批准，正式定名为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并于1999年12月16日正式开馆。此后该馆配备专职干部从事访书、理书，新编方志的征集、整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中国新编方志的收藏中心之一。

(二)加强书楼保护

在藏书建设的同时，国家不断加大对天一阁的投入，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建设速度越来越快。天一阁的建设可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以前，以天一阁藏书楼周边藏书文化区环境的整治和建设为主;上世纪80年代以天一阁藏书楼文化休闲区东园的建设为主;上世纪90年代着重于南国书城总体规划的实施，第一阶段以陈列展示区的维修和建设为主。

通过天一阁扩建一期工程的实施，已初步形成以“宝书楼”为核心，包括新书库、东明草堂、范氏故居、明州碑林、千晋斋的藏书文化区，以东园、南园为主体的文化休闲区和以秦氏支祠、陈氏宗祠、天一阁书画馆组成的陈列展示区，一座占地2.5万平方米的“南国书城”已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相信，随着新的《天一阁总体保护规划》的制订，随着规划的逐步实施，天一阁这颗最能反映和体现宁波历史文化名城风采的明珠必将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七、推动了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

图书的搜集、鉴定、校勘、品赏、典藏、管理，以及题跋、评点、收藏等一系列活动组成了藏书文化。藏书是文化沉积的结果，又是文化发展的阶梯。藏书文化源自于其他诸种文化，又是其他诸种文化总和的反映。藏书文化的形成，说明社会的文明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所以说藏书文化是人类文化之花。

中国的藏书文化博大精深，它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的学术史关系也极为密切。宁波是中华藏书文化的重地，对于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有较大的贡献。

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现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两次研究热潮，涌现出了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天一阁藏书考》，许碚生《古代藏书史话》，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等代表性学术著作。

1996年，宁波举办了“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这次会议不仅进一步确立了天一阁在中国藏书史和世界图书馆史上的地位，而且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出版了论文集《天一阁论丛》，并直接催生了荣获中国图书奖的《中国藏书通史》，这又是“一部拓荒之作，填补了中国藏书通史的空白”。2003年，天一阁举办了首届天一阁中国藏书文化节，这期间举办了“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出版了《中国藏书文化研究》。2004年，天一阁举办了第二届天一阁中国藏书文化节，推出了每年两辑的学术性刊物《天一阁文丛》首辑，为藏书文化研究提供了平台。同时，近年来又有《天一阁丛谈》、《书城札记》、《历代名人与天一阁》、《范钦评传》、《嫏嬛福地天一阁》、《天一阁藏书史志》等著作相继问世。

2006年是天一阁主人范钦诞辰500周年，是天一阁建阁440周年，天一阁将以“双纪念”活动为核心，以研究研讨、陈列展示、编辑出版三大板块为抓手，启动天一阁原藏古籍寻珍合作计划，继续办好第三届天一阁中国藏书文化节。届时将举办藏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出版《天一阁珍藏系列》以及“中国藏书文化陈列”、“天一阁藏古籍珍本晋京展”等十余项活动。

同时天一阁的发展目标更加明确，那就是要把天一阁建设成为中国特色文献的收藏中心、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中心、中外藏书文化的展示交流中心和中国纸质类文物的保护中心，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管理一流的现代化藏书文化专题博物馆。天一阁提出了实施“书香天一”系列出版研究规划，实施五大出版工程。天一阁还将在世界藏书文化研究和古代藏书楼保护上起积极作用，目前已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就共建中国藏书文化研究基地达成协议，将加强基地的建设。此外，天一阁正积极与古代藏书楼保存情况较好的日本、意大利等国联系，加强现存藏书楼之间的联系，以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为藏书楼的保护作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天一阁不仅要做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组织者、推动者，在世界藏书楼的保护和藏书文化的研究上也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八、提升宁波知名度的一张名片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地都在打造城市新名片。一张个性化的城市名片对于提高一个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人们用“东方大港、河姆文化、名人故居、儒商摇篮、佛教圣地”来形容美丽的宁波，宁波用“宁波港、宁波装、宁波景、宁波帮”四张名片来介绍自己。随着宁波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宁波又有了四张新名片，而且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为:宁波大剧院——三江文化长廊的明珠、天一广场——城市会客厅、南站广场改造——更新城市“封面”、三江口——城市魅力之所在为四张新名片;另一种说法为江、湖、港、桥，即三江口、东钱湖、宁波港、杭州湾跨海大桥，为宁波市倾心打造具有城市特色的四张名片。

这些也许都不错，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建设成就，但它们不是城市唯一的永久的名片。一张合适的城市名片，应能准确反映出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以及城市的精神面貌和经济特色。我们在亮出“城市名片”时，要让名片叫得响，打得开，容易让人记得住，朗朗上口。一个城市应该有给人印象深刻的名片，要具有唯一性，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只要一提起它，就会想起这个城市。从本质上讲，一张城市名片是一个地区文化的累积，靠临时挖掘，靠东拼西凑，靠苦思冥想，是很难“成文”的。一张成功的城市名片，不仅要求信息传递准确、内容高度浓缩，还应讲求能够让多数的人认同、理解和接受;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一定能将城市最鲜明的文化特色呈现出来，让人过目不忘并且深感认同;一张有影响力的城市名片，一定能进一步提升一个城市的对外形象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城市知名度和竞争力。

评选和打造城市名片应该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一次发掘、提炼，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精粹的集成和一次张扬。在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越高，文化品位越高，城市的形象就越好。作为城市文化的一种无声载体，城市名片是一座城市沧桑与再生的最好见证。它如飘洒的春雨，润物无声，融入市民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怀和行为规范，渗透进每一个市民的工作和生活;融入城市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成为城市加快发展的不竭动力。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个人认为天一阁就是宁波城市这样的一张名片。学术文化和商贸文化是宁波历史文化的两大支柱，藏书文化是学术文化的基础，人皆知晓;而宁波商贸文化“诚信、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和被称为“儒商”的宁波商人，骨子里浸透着藏书文化的血液。到宁波看什么?看天一阁和天一广场，天一阁是宁波城市的书房，天一广场是宁波城市的客厅，是学术文化和商贸文化的代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天一阁都会是宁波城市唯一的一张最具个性的世界级名片，它将持续不断地提高宁波城市的知名度。

2006年8月11日完稿于天一阁

参考文献:

[1]肖东发.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历史贡献及其人文精神[M].

[2]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

[3]虞浩旭:《历代名人与天一阁》、《风雨天一阁》、《书院圣地——白云庄》、《嫏嬛福地——天一阁》、《浙东历史文化散论》、《智者之香:宁波藏书家藏书楼》等

(作者工作单位:天一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