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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买旧书杂忆

时间:2022-01-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如今,年近古稀,回首五十多年来断断续续与旧书和旧书店的交往,也许能够看出北京旧书业的某些侧影。回忆那一年多在东单晓市买旧书,有两件极后悔和遗憾的事,至今不忘。这本仅有72页的薄书,在某个书摊的书堆中发现,用二角钱买到,三种一套《文艺连丛》就配齐了。50年前,买旧书的回忆是温馨的。还有一次是在东安市场一个书摊上,发现了一本闻一多的《红烛》,泰东图书局1923年9月初版。

朱金顺

我不是藏书家,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个从上学到毕业后工作,都喜欢买些旧书的人。如今,年近古稀,回首五十多年来断断续续与旧书和旧书店的交往,也许能够看出北京旧书业的某些侧影。

由于个人的爱好和工作的原因,我买的旧书,主要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版本,线装古籍极少。上个世纪50年代,正是我读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所以那时买旧书,是那个年月一个穷学生的买旧书。60—70年代,我留在母校教书,一个大学助教,工资极低,能用于买旧书的钱,也是今天的青年朋友难以理解的。但不管怎样,逛旧书店的乐趣,买旧书的享受,则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回想起来,是温馨和甜柔的。

我买旧书是从地摊开始的。

1948年初,旧历春节前,我随父母来到北京,那时十多岁,读小学五年级。我生在河北省乐亭县一个小村子里,那可是穷乡僻壤,我见过的书就是有光纸石印的《三国演义》和庙会上卖的唱本之类了。到北京后,住在崇文门外高家营,每天上学要走过高耸的城门楼,在瓮城里有一个卖旧书的地摊。放学回家,我总要站在那里看一阵,后来用零用钱买了几本旧书,记得第一本就是线装石印的《老残游记》。一个小学生在灯下读《老残游记》,虽然半懂不懂,但它带我走入了奇妙的世界,也为我开启了读课外书的大门。我的买旧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买旧书可不能小看这些地摊,虽然它们很简陋。北京这类地摊大多在晓市里,我开始住的崇文门外有南晓市,我后来住的新街口一带,既有德胜门晓市,又有北沟沿晓市。如果你有耐心和眼力,还真能买到极便宜的好书;当然,如今难找这种好去处了。举例说,我至今还保存着的《冬夜草儿评论》、光绪年铅印的护花主人评本《石头记》等,均得自晓市。鲁迅的书则有《山水·思想·人物》、《坏孩子和别的小说八篇》、《中国小说史略》再版合订本以及王士菁《鲁迅传》初版本等等,都版本极好,书品极佳。我收藏了50多年,如今完好如初!还有极珍稀的《倪焕之》初版本,开明版《子恺画集》等,记得也是在北沟沿晓市得到的,这些难求的版本,一旦得到,其欣喜是可知的。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东单广场的北端,出现了东单晓市。那已不是地摊,而成为一片摊群市场,卖旧书的摊位有好几个,好书真不少。可惜那时年纪小,缺少对好书的识别力,而且穷学生,口袋里也没多少钱。1949年9月,我考入北京四中后,有一年多放学回家都要路过那里。那时买的至今还保存着的,就有鲁迅的初版本《而已集》、《华盖集》和《二心集》,以及他的著译《野草》、《坟》、《小约翰》等,一册开明书店1933年6月三版的《子夜》,也是那时买的。

回忆那一年多在东单晓市买旧书,有两件极后悔和遗憾的事,至今不忘。一是在一个极熟的摊位上,有一部鲁迅的“且介亭”,那三本《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在书堆中放了许久,我每天从那里经过,却没有发现。许广平先生以上海三闲书屋名义印的这三册“且介亭”,初版于1937年7月,1950年前后,在北京极难见到,应当说当时是珍稀版本。在书摊上放了许久,我却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看见被人买走了,我才知道良机已失,追悔莫及了。50多年了,至今不忘,可见印象之深了。

又一件是东单的另一个摊上,放着十多册许钦文的小说集,均为北新书局的道林纸毛边本,诸如《毛线袜及其他》、《回家》、《幻象的残象》、《蝴蝶》等等均在其中,每册三五角不等。当时没有买,一则认识不到它的价值,二则总价好几元,当时也不是一个穷中学生所能负担的呢!几年后想想,很是后悔,在旧书店再没遇到过。

50年代初,为了上学方便,我们家搬到了西城武王侯胡同。这时买旧书,常去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和隆福寺街;琉璃厂是不去的,因为那里多卖线装古籍,价钱也贵,穷学生是买不起的。常去之处,也有书店和书摊之分,我则是到书摊上浏览和寻找。那个年代,民国版图书有的是,但我不仅要找喜欢的,还需是又便宜又好的。贵了我们买不起,破旧的、缺页的则不要。在旧书的海洋中徜徉、翻检。南社诗人姚鹓雏有句云:“暇日轩眉哦大句,冷摊负手对残书。”中学生没有诗人这种豪情,也没有他的悠闲。但是在那些冷摊中翻翻找找,还是趣味无穷的。

如今回想起来,虽然过了几十年,但许多买旧书的往事,还能清楚记得呢!先说几件使我高兴的事。50年代初,我正热心收集鲁迅先生作品的毛边初印本,要找新潮社版的《呐喊》,不要北新书局版的。而常常遇到的,都是北新版的。有一次在西单商场,见到了1923年12月新潮社再版的《呐喊》,赶紧买下,其高兴可知也!

从1933年到1936年,鲁迅先生编了《文艺连丛》,预告过没有出版的不算,实际只出了三册。我先后得到之三《坏孩子和别的小说八篇》和之二《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后,急于找之一《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这册1933年5月出版的书,仅印2000册,要找到极不容易。这本仅有72页的薄书,在某个书摊的书堆中发现,用二角钱买到,三种一套《文艺连丛》就配齐了。那时的高兴,至今还清楚记得。50年前,买旧书的回忆是温馨的。而鲁迅编的《文艺连丛》70年后的今天,已经是珍稀版本了。

还有一次是在东安市场一个书摊上,发现了一本闻一多的《红烛》,泰东图书局1923年9月初版。此书好像只印过一版,很少见。定价贵了些,可巧身边有钱,赶紧买下,至今保存着,每当翻看,买书时的高兴还忘不掉呢!

那时候年幼无知,常常分不清好坏,加以身上没多少钱,也眼睁睁放走了不少好书,今日想起,还不是个滋味。有一次在东安市场内场一个书店,那是一个比较讲究的店铺,有字号的,可惜我忘了。那个店里书比较整齐,以古籍为主,也有比较好的新文学版本,我常进去逛逛,但很少买他们的书。那天突然见到了一本特精装的插图本《第四十一》,方型袖珍本,良友图书公司版,书完好如新,连包封的玻璃纸还在。一问书价,我赶紧放下了,是我这中学生买不起的。但这本书的样子,50年后还清楚地记得呢!

好像是1954年,在西单商场横向的一个大书摊上,发现了一部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大开本,上下两卷,希望社版,毛边本,书品极佳,要价也不贵,我翻了翻又放下了。为什么没买呢?记得那时反胡风运动还没开始,但刊物上已经批评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了,我可能受了它的影响。这书如今怕已是海内孤本了。想想常追悔莫及,不过话说回来,当时买了也未必不处理掉,也许在几次运动中还因它而贾祸呢,买旧书是讲缘份的。

1957年后,旧书店和大小书摊公私合营了,统称为中国书店。但门市部不少,常去的西单、东单、王府井、隆福寺、琉璃厂一带,都有门市部,旧书货源依然很充足。统一定价,明码出售,还是很方便的。特别是我已在大学中文系念书,1959年毕业后又留在母校任教,经过专业学习,买中国现代文学类旧书,应当说不外行了。那些年,成系列地买了不少作家的集子;但北京高校教师的住房紧张,加以助教的工资有限,买旧书受到不少限制。在四五年中,努力搜集几位作家的初版本;找不到初版本,起码要原刊本。鲁迅之外,有叶圣陶、朱自清、冰心、萧红、曹禺等;同时也开始寻找当时被现代文坛遗忘的几位作家的作品,即胡适、周作人、徐志摩、郁达夫等人。虽然没有收全,但大部分作品被找到,其中的欢乐,至今还记得。

例如,当我从唐弢先生文章中知道,鲁迅先生有一本《药用植物及其他》,为20卷本《鲁迅全集》和10卷本《鲁迅译文集》所未收。此书署乐文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之一种。这是套大型丛书,旧书店常有另种出售,我留心翻检,总没有鲁迅译的这一本。有一次在台子上的书堆中,突然发现了一本,而且完整如新,定价仅二角,那份高兴,就别说了!

又如,我收集朱自清的集子,已十有七八时,还缺那本《论雅俗共赏》。此书由上海观察社发行,为《观察丛书》之七。当年旧书店,《观察丛书》好找,16册一套,捆在一起,整套出售,单册的《论雅俗共赏》却没有。那时候,整套我是不要的,一则这里很多不是文学书,与我的购书目的相去甚远,二则我也买不起全套的。好不容易在西单商场南边台面上,找到了一册再版本,赶紧买下了。这书前后印过四版,共9000册,初版于1948年5月,在朱自清著作中,如今已不易见到此原本。我如今不光有那册再版本,还有了初版本,是1990年3月27日丁景唐先生寄赠的,还有丁先生的题字呢!

买旧书确要讲缘份,有时一念之差,该买而没有买,也有时买了回来却是不该买的。多年之后,现在常常想起的,往往是那些失之交臂的往事了。在1955年“肃反”和1957年“反右”之后,不少作家遭了难,许多作家间互赠的签名本,流入了旧书市场。在西单商场之中国书店,我就买到了何其芳赠胡风的《星火集》和臧克家赠冯雪峰的《挂红》。记得有一次,还是在西单商场旧书店,遇到了林庚先生的两三本诗集,《夜》、《北平情歌》等均在其中,不仅是初版本,而且是作者送给李长之先生的签名本。林、李两位是清华30年代初的同学,又一起担任过《文学季刊》的编委,自然是好友。在那些赠书上,还有李先生阅读的记号和批语。李先生是我们的老师,大概是1957年他遭难后,书流入旧书市场的。开始想买,后来竟没有买,不知是钱不够了,还是因为别的。总之,这几册珍贵的纪念品,当时没买下,后来追悔莫及也。

那几年,有选择地收集《良友文学丛书》。一次在西单商场进西门处,发现了一本凌叔华的《小哥儿俩》,书品不错,扉页前有“凌叔华”三字的签名,字很隽秀,但我不知何故,却没有买;也许受了陈源的影响,也未可知。80年代,读赵家璧的《编辑忆旧》,才知道当年赵先生编《良友文学丛书》时,曾依照外国发售作者签名本的形式,每种有100册作者签名本,在良友出版公司的门市部发售。那么,我见到的这本《小哥儿俩》,应当就是作者签名本的百册之一了。当时没买,就是与它没缘了,如今求之已不可得了。买旧书总有很多巧遇,带来无穷的乐趣;但也总是伴随着诸多遗憾,诸多失误,是无法弥补的。

随着“运动”加多、“阶级斗争”加强,有些新文学书在中国书店门市部就不能卖了。大约在1961年以后,便出现了“中国书店机关服务部”。凭一种借书证似的卡,可以入内购书。我们中文系资料室有这样一张入门卡,他们知道我喜欢买旧书,便告诉我可以持那张卡去机关服务部买书。记得我常去的有三家,东安市场、琉璃厂和西单商场各有一家,西单商场是在摇摇晃晃木楼的二层,离学校近,我常去,在没课的时候,每周总有一次,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机关服务部是个好去处,人少、安静,很有些60年代外边见不到的书了。

一批胡适著作是从机关服务部买的。先买了《胡适文存》和《胡适文存二集》,后又买了《胡适留学日记》、《胡适论学近著》、《白话文学史(上卷)》。当年一心要找他那《尝试集》的初版本,后来也找到了,只不记得是哪个门市部了。《达夫全集》七卷和被称为“达夫全集”第八卷的《忏余集》也是那时买的。这全集的七卷,均为北新书局印,毛边本,它并非一次印行的,而是书店配齐后一同出售的,这样这套书就很难得了。前六卷定价九元,第七卷一元二角,这在60年代初,就算较贵的旧书了。但因配齐不易,书品极好,也就决心买下了。今天翻翻,觉得值,还记着当年买书的情景呢!

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机关服务部,找到了几本周作人的书,其中40年代新民印书馆出版的《药味集》和北新书局出版的《谈虎集》上、下卷,最使我高兴。前者极难见到,后者是道林纸毛边本,完好如新。其他几本,也都是初刊本,在其他中国书店门市已买不到了。记得好像还有过一本《日本之再认识》,印得很讲究,薄薄一册,是把他那一篇文章印成了单行本,前有他的照片。因为知道该文已收入了集子,就没有买,现在想想,当时是应当买的,此册有版本价值呢!

在中国书店机关服务部,还买到过不少当年稀见的好书,诸如《半农杂文二集》、《家》改订五版等等,也都是珍贵的版本。如今想来,印象最深的是在西单商场二层小楼上,见到过一部完整的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十集共160册,用绳子捆得整整齐齐,全套出售,定价三百元。这十集是陆续出版的,时间跨度在13年以上,书店配齐出售,实属不易。但那个年代我确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的,知道它好,也值,但只能望书兴叹而已。此书印象太深了,至今不能忘。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种买旧书的好去处,自然也就没有了。

文革”以来,不仅旧书无处去买了,在红卫兵扫“四旧”时,满眼看到的是处理旧书,甚至因旧书而惹祸。那时我是大学的青年教师,按说抄家是不会到我家的;但看看周围的惨象,看看自己那些新文学书,心中还是有几分怕。特别是听说某某教授因为箱子里一张蒋介石头像,就被逼自杀的消息后,就决心清理自己的藏书了。

至今清楚记得的,是首先将几册珍贵的签名本上有碍的人名剪掉了。《星火集》上,挖掉“胡风”;《挂红》上,挖掉“雪峰”。特别可惜的是一部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印行的《文木山房集》,线装铅印本,两册一函,这是50年代中期从隆福寺街南一家旧书店买的。它的可贵是胡适送给北大教授陈百年的,扉页背面题字是:“送给百年先生胡适廿三,十一,十八。”吴敬梓这部《文木山房集》,相传没有刻本,金和说他家旧藏有抄本,乱后遗失了。胡适锐意搜求,1921年带经堂书铺替他找到一部刻本,后来“亚东”用以排印了出来,封面题签和扉页,都是胡适题字:“儒林外史作者的遗集文木山房集。”记得是一个小雪天发现了这部签名本,书很新,保存完好,定价可不低,是3.50元。50年代中,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对一个穷大学生来说,该是我们一个月的零用钱了。开始,没舍得买,回校时走到半路,放不下那个胡适的签名,还是折回来买了。“文革”一来,为了避祸,还是忍痛挖掉了“胡适”二字,至今成了一个残的签名本,惜哉!

说到当年的处理图书,还有两事可说。叶圣陶、朱自清合著的《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两书,60年代初购自中国书店,均抗战胜利后上海商务印书馆版。在《精读指导举隅》中,收有蒋中正的《第二期抗战开端告全国国民书》,并有著者的《指导大概》。那年月,蒋介石的文章怎敢保留,动员抗战也不行,赶紧撕掉,连目录上文字也用浓墨涂掉。好好的书就成了残书,如今《精读指导举隅》也是难得见到的稀有版本了。还有一书是《总理全书》上、下两厚册,有一千多页,40年代正中书局出版,书前有蒋介石的序,书前似还有国民党党旗之类。这虽是孙中山的著作,在“文革”开始那风暴中,还是赶紧处理掉为上策呢!

好容易到了70年代初,随着国内“批林批孔”之开展,中国书店有些门市部又营业了,但需凭借介绍信。我在大学教书,就可以到学校办公室开这种介绍信了。记得去过几次琉璃厂东边路北那个大院,在正厅和东廊下,也找到了一些“五四”以来新文学版本,但比“文革”前则大大不行了。今天能够记起的,好像几本《冰心全集》和《冰心著作集》是那时买的,但都不全,配起来才有了诗、小说和散文三种。其他还有一些,但如今已难从其他收藏中确切分别出来了。但是,这段时间不长,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新文学类旧书逐渐被人们看重,不仅书价慢慢提高,品种也日益稀少了。我的逛书店、买旧书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

买旧书杂忆,恐怕只能回忆到“改革开放”。特别是民国版图书进入拍卖市场,所谓民国以来“珍稀书刊”被藏家炒作后,在北京几处旧书市场上,我喜欢收集的那些新文学版本,已经不是工薪阶层可以购买的了。我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头,从体力和财力,都已经无法淘新文学书刊了。姜德明先生说:“历经劫难,新文学版本早已不是随手可得矣。”但他收藏宏富,自称为“冷摊守望者”。我与他有相似的兴趣,但下功夫相差甚远,仅仅在学习和工作中,积存了若干新文学版本。如今应编者之约,回忆了半个世纪以来买旧书的点滴,杂忆是拉杂的,也是甜柔的。逝者如斯,噫!

(2004年12月26日于北师大)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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