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捕鱼捉蟹的经历，在现代人看来是一种休闲，一种娱乐，让他们挺羡慕的。而那时真正意义上的娱乐只在特殊的季节、特殊的气候里才有。
天寒地冻，北风像野兽那样怒号着的时候，村庄上，稻谷收上来囤在了粮仓里，耕牛在牛栏里悠闲地啃着稻草，鸡鸭长肥了，在向阳的地方晒太阳，河面上结了冰，鱼虾躲到了河底……家里，父亲或是在修理农具，或是在挑选稻种，母亲坐在桌子边，在纳着鞋底，或者将我们穿过的破衣服，缝缝补补。
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才有玩的权利，才有自己的自由空间。虽然那时我们穿着单薄，脚上连个御寒的棉鞋也没有，但是各种简单的娱乐，不仅使我们得到了快乐，也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战胜了严寒。
放鹞子
每当阳春三月，看到城市里的孩子在高楼林立、电线杆纵横的狭窄空间中别别扭扭地放鹞子的情景，我便想起童年时在农村放鹞子的乐趣来。
在我的老家有放鹞子的习惯，有俗语为证:“正月嗑瓜子，二月放鹞子。”农历二月，春寒料峭，是农闲季节，也是我们农村孩子尽情游玩的最快乐的日子。
那时的鹞子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式样几乎都是瓦片鹞，但大小各不相同，小的只有瓦片那么大，大的有八仙桌面一般大。放鹞子用的是尼龙做的种田绳，放大鹞子时用这样的绳子最牢靠。
一放学，我们就到田野上去放鹞子。一望无际的紫云英仿佛为田野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地毯。天空多是灰蒙蒙的一片，刮着呼呼的西北风。我们就迎着西北风，踩着软绵绵的“地毯”狂奔，那情景几乎可以和飞机起飞时相媲美。漫天飞舞着鹞子，我们仰望蓝天，欢呼雀跃。
在我刚学放鹞子时，那鹞子不是飞不高，就是在空中左右摇摆，或是突然闷头栽倒在地上。这时，在一旁的哥哥一边告诉我平稳的关键在于控制鹞子的重心，而鹞子的尾巴会影响它的重心，尾巴太重了它就飞不高，太轻了就会左右摇摆，一边帮助我调整重心。
童年时放鹞子的快乐情景已淡然，但放鹞子要掌握好重心的话，我却一直铭记在心。在以后的生活中，我因为能把握好重心，才使自己像鹞子那样始终能自由地翱翔。
官兵捉强盗
说起“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呢，首先要把玩的人分成两伙，一伙当“官兵”，一伙做“强盗”；做“强盗”的站在晒场两头的石板地上，如“强盗”占着“山头”，做“官兵”的，则在晒场中间巡弋。那时天气十分寒冷，我们脚上没有棉鞋，就在脚底绑上一块龙骨砖，走起路来像踩高跷似的歪歪扭扭。
一次，我当“官兵”，发现一伙“强盗”飞快地“下山”来打劫，我不假思索地前去捕捉，可惜脚上“穿”着龙骨砖，跑动不便，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强盗”在自己的面前溜跑了。第二次，我们改变策略，在“强盗”的必经之地设防，但是那些大个子“强盗”横冲直撞，很快破了我们的防线，扬长而去。无奈，又得改变策略，以集中优势的办法，先捉到了几个小个子的“强盗”，最后终于把大个子的“强盗”也给捉住了。这时候，晒场上欢呼雀跃。然后，两伙同伴之间角色调换，继续把游戏做下去。
一场官兵捉强盗的游戏，要等到大伙都跑累了才结束。这时，大伙身上都暖烘烘的，有的甚至出了大汗。
捉迷藏遇鬼
说起捉迷藏，也挺有意思的。也是在那样的季节，也是那些孩子，分成两伙：一伙藏，一伙捉。
捉迷藏地点选择在祠堂里。那时家家户户烧饭用稻草，有些人家就把稻草堆放在祠堂里，叠得高高的，直碰到屋顶的祖宗牌位处。藏的那一伙，有的胆子大，竟爬到放牌位的地方，有的则钻到稻草的底层，只要他们不发出声，是很难被发现的。
于是，轮到我去捉的时候，找了一会儿，找不到他们，故意说些“走了” “不玩了”的话，然后不出声躲在一边。那个躲得很隐秘的同伴，竟以为我走了，自己乖乖地跑了出来。这时守在祠堂门口的我，突然上前将他捉住。
而轮到我藏的时候，我不敢往祠堂的深处藏，跑到祠堂门边稻草堆处，喊“好了”，用不上对方刻意寻找，很快被他们捉到。我年幼时胆小，平时一个人不敢到祠堂去，甚至路过就会毛骨悚然，平时和大人一起到祠堂去，往往连祠堂上祖宗的牌位也不敢正眼瞧。
在我的眼里，祠堂是陈列死者的地方，谁家的老人走了，马上就被移到祠堂里，家人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靠墙摆放着白幡，祠堂里不时地传出悲悲戚戚的痛哭声。最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下葬前的入殓仪式，面对死者主持仪式的人念念有词，旁边的人跟着叫喊。还听大人说过人临死前，白无常会来催命。白无常一身雪白，形体与人一样，只是没有脚。一次我到祠堂躲藏时，抬头在祠堂最高处的牌位阁里，见到了一个面对着我的小白人，仔细察看也没发现有脚。莫非就是大人说的白无常？
我不相信会有白无常之类的鬼神，或许是自己的眼睛一时模糊所致。
2015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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