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我终于上了大学

郑时圆

我是鄞州中学（当时称邱隘中学）67届高中生。1969年3月到五乡公社红心大队（现五乡镇仁久村）插队务农。我父母生前都是教师，我也很希望能当教师。但是，担任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之类的机会始终轮不到我。1973年，经朋友介绍，我到莫枝公社玻璃钢厂工作，每天骑车在五乡和莫枝间往返。当然，户粮关系仍在五乡，工资上交生产队，记工分。

我感到这辈子已与学校无缘，更遑论上大学。灰心之下，每看到存放在书柜里的课本和笔记真是戳心戳肺，于是我把它们全部找出来，充当柴火烧掉了。

1977年，我已担任副厂长，负责技术和生产工作。

这时传来可以参加高考的消息，我也报名参加了。因为毫无准备，完全“裸考”。虽然11月份宁波市的预考通过了，但12月份的统考惨遭淘汰。我的许多同学都上了大学。他们几乎都在担任民办教师、代课教师，没有脱离课本，复习备考有优势，有的还任教于高中，与他们的学生同场竞考。他们能考上，理所当然。我的落榜，也在情理之中。

其时，莫枝玻璃钢厂发展势头很好，莫枝公社对我也很器重，厂党支部书记和公社分管工业的领导已暗示要培养我入党。

1978年，传来还可以参加高考的消息。我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参加高考，困难重重，而且辜负莫枝公社领导对我寄予的厚望；不参加，心有不甘。

斗争结果：参加！但必须暗暗准备，不让厂里知道。

我弄到一套政、史、地复习提纲，还弄到一本数学解题集。政、史、地，粗粗看看，不多花时间；语文，无须复习，也无从复习，不去浪费任何时间；主攻数学！

接下来的几个月，是我一生中最紧张的时期之一。早上出门前，我在手背、手腕上写上几条数学公式，骑车时默默记忆，忘了时瞟一眼手上所写。从五乡到莫枝，通常情况下，骑车55分钟，能记住好几条公式。白天上班时，根本没办法复习。厂里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随时会找到我。回家骑车路上，也设法记住几条数学公式。晚上做数学练习题，不到12点不敢睡觉。

后来，我争取到几次去上海出差的机会。用最短的时间快速处理好必要的事务，然后买来足够的面包，把自己关进小旅社的房间，两三天不出来，拒绝服务员进来打扫。数学基本原理的掌握、一些难题的攻克，是在出差期间完成的。

1978年7月高考前，我对厂长、书记谎称：家里房子漏了，需要修理，请几天假。

我填报的志愿，只有一个：浙师院宁波分校。该校在镇海三官堂，我每星期可骑车回家。我已成家，有了孩子，我必须照顾家庭。

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是宁波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发的。这就是1977年的浙师院宁波分校，那时是本科，而宁波师范专科学校是1978年刚由国务院批准的。对我来说，什么本科专科，毫不在乎。能在离家最近的地方上大学，已经心满意足了。

后来查得我考了369分，其中有两门是81分：语文和数学。语文81，是我的实力；数学81，是我的努力。

听人说，凭我的这个考分，能进杭州、北京甚至上海的本科院校。当年的文科录取分数线：浙江280分，北京330分，上海350分。但我毫无悔意。如果五乡有一所学校，即使等级比专科还低，我的志愿肯定填报它，而且是唯一的。

我终于上了大学，其时31岁。

郑时圆　鄞州教师进修学校退休，中学高级教师。现任鄞州区退教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