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在桐城

【国学笔记】

★明代用八股文取士，……“股”是排偶的意思；这种体制，中间有八排文字互为对偶，所以有此称——自然也有变化，不过“八股”可以说是一般的标准。——又称为“四书文”，因为考试里最重要的文字，题目都同在四书里。又称为“制”，因为这是朝廷法定的体制。又称为“时文”，是对古文而言。

★（八股文）因为排偶，所以讲究声调。因为代古人语气，便要描写口吻，圣贤要像圣贤口吻，小人要像小人的。这是八股文的仅有的本领，大概是小说和戏曲的不自觉的影响。八股文格律定得那样严，所以得简练揣摩，一心用在技巧上。除了口吻、技巧和声调之外，八股文里是空洞无物的。

★诗人作家自己标榜宗派，在前只有江西诗派，在后只有桐城文派。桐城派的势力，绵延了二百多年，直到民国初期还残留着；这是江西派比不上的。

【品读大师】

清代中叶，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话，是因为当时的文章大家都是桐城人，他们被称为桐城派。朱自清说：“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方苞，而姚鼐集其大成。”

方苞，字灵皋，是八股文大家。他提倡明代八股文兼古文大家归有光的文章。朱自清指出方苞是第一个提倡“义法”的人。“他论古文以为‘六经’和《论语》、《孟子》是根源，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的是《左传》《史记》，其次是《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国策》，两汉的书和疏，唐宋八家文，再下怕就要数到归有光了。”这其实就是桐城派的文统论。“义”是用意，是层次。“法”是求雅、求洁的条目：雅是纯正不杂，洁是简省字句。关于求雅，方苞说：“不可用语录中语、骈文中丽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俊语（高明的言辞、妙语），《南史》《北史》中佻巧（浮华小巧）语以及佛家语。”后来姚鼐又加注疏语和尺牍语，这些“法”其实都是从八股文的格律引申出来的。（注，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朱自清认为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很严重，只学得了《史记》、欧阳修、曾巩、归有光的一部分，“只是严整而不雄浑，又缺乏情韵”。而姚鼐同样是向《史记》、欧阳修、曾巩、归有光学习，却能“迂回荡漾，余味曲包”，达到了新境界。姚鼐从音节上用力，追求悠远的情韵，具有“阴与柔之美”。当时汉学家提倡考据，不免繁琐的毛病。姚鼐因此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但他的义理不深，考据多误，所有的还只是词章本领。姚鼐选编的《古文辞类纂》被朱自清认为是古文的典范，也是桐城派的经典，“学文必由于此，也只需由于此”。

朱自清引方苞评归有光的文庶几“有序”，但“有物之言”太少，以及曾国藩评姚鼐时说了同样的话，来肯定桐城派的特点就是空疏浮浅、范围太窄，但他更认为桐城文派“组织的技巧，言情的技巧，也是不可抹杀的”。

姚鼐以后，桐城派因为路太窄，渐有中衰之势。直到曾国藩出来，桐城派才又一次中兴。那时候一般的士人只知道作八股文，而汉学、宋学的门户之争却越来越严重，都各走偏锋。朱自清指出，曾国藩为补偏救弊起见，对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三端相济之说加以发扬光大。曾国藩反对当时一般考证文的芜杂琐碎，也反对当时崇道贬文的议论，以为要明先王之道（儒家思想），非精研文字不可，并认为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曾国藩“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曾国藩选了《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和文经的一贯，眼光比姚鼐远大得多。此外，曾国藩的幕僚和弟子极众，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四应。这样延长了桐城派的寿命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