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庖岁更刀

在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前夕，毛泽东讲到“庖丁解牛”的故事。

那是1934年10月18日，傍晚，在中央纵队来到于都时，毛泽东加入了中央纵队，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据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根据地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后来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回忆：

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受重大挫折时，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红军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进行战略转移这个问题时，毛泽东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

长征前，苏区中央红军的处境已经相当困难。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部署第五次“围剿”。到10月间，调集约5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剿灭并彻底摧毁中央苏区。

当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苦战一年，终未能突破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自广昌失败后，红军节节败退，失去中央苏区已成定局。

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撤出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10月18日，当毛泽东离开于都开始长征时，有人问他是否应该突破敌人的封锁时，已经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不无幽默答非所问地用“良庖岁更刀”“族庖月更刀”来回答，表示了对错误军事战略的不满，也表示出对自己倡导的军事斗争方略正确性的坚定信心，巧妙地抨击了教条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李德对于毛泽东所引用古籍的话居然大惑不解，认为那是与问题“毫不相干的话”。李德不熟悉中国的古代典籍，更不懂老庄云谲波诡、高深莫测的学说。他说毛泽东引用的是“老子的话”显然是错的。这段文字已见上述，出自《庄子·养生主》。

李德以为，毛泽东背诵的庄子的这段话跟红军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毫不相干。实际上不是不相干，而是他听不懂庄子的这段话，更领悟不了毛泽东背诵庄子这段话的用意。庄子讲了三种庖人：好的、差的、优秀的。好的庖人用刀割肉，不致伤刀；差的庖人用刀砍骨头，很伤刀；优秀的庖人看准牛的骨节，从骨节的空隙处下刀，解千牛而刀刃如同新磨出来的，“游刃有余”。这用在反“围剿”战争上，就是因敌制变，避实击虚，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方针战胜敌军。中央苏区根据地军民在毛泽东充满智慧和巧妙谋略的战法指导下，前三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也保住了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博古、李德等人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两个拳头打击敌人”，他们的战法像愚蠢的庖工，牛未解开，刀却砍崩了。

毛泽东引用《庄子》这番话，清楚说明：庖丁解牛，要懂得牛的解剖学；军事指挥员指挥打仗，要懂得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要了解敌我形势，知己知彼。毛泽东提醒人们在突破敌人封锁的问题上，不要盲目，应当认真摸清情况，虽然敌军重重封锁，也定有“游刃”的路线，为避免冲突，当击虚避实，以达到红军“游刃有余”的目的。

庖丁解牛的“游刃”与红军反“围剿”的“游击”，隔行不隔理，彼此有相通之处。就拿“突破敌人封锁进行战略转移”这个话题来说，红军开始长征以后，并没有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屡吃败仗。惨痛的湘江之战，红军由八万人锐减到三万人。但是，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指挥红军乘敌之隙“四渡赤水出奇兵”，把几十万敌军远远甩掉，胜利到达陕北。

庖丁解千牛而刃如初，毛泽东胜万敌而力仍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