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取给于敌

毛泽东十分重视取用于敌、以战养战的谋略思想，认为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弱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打败敌人的重要保障。

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总结了我党领导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其中第九条中说：

“以俘虏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解放军的物力、财力乃至人力，相当大的部分取给于敌。将缴获的武器、辎重补充了部队，将被俘人员加以教育编入连队，不仅加强了步兵，而且还成立了包括炮兵、装甲兵在内的特种部队，提高整体战斗力，为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

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陕北。迎敌的西北野战军弹药奇缺，粮食也少，人员补充困难。为此，“西野”定下的作战方针是：“要求每战必胜，粮食、弹药、被服、人员的补充，主要取之于敌人。”（《彭德怀自述》第247页）

5月2日，“西野”趁胡宗南主力远在米脂、绥德一线，即向胡宗南重要补给基地蟠龙发起攻击。一举歼灭敌军一六七旅六千七百余人，俘敌旅长，“缴获了夏季军服四万套，面粉一万余袋，子弹百万余发（这是最宝贵的），医药品无数。解决了我军当时严重困难的粮食、衣服、医药问题。等第四天胡宗南部回到蟠龙，兵站基地已一无所有，变为一座空堡。”（《彭德怀自述》第248页）

蟠龙之战，可说是“军食”争夺战。“西野”于清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后，又进行了陇东和三边战役，使陕北战局根本改观,10月11日，毛泽东起草给各军区、各野战军的电报中，介绍了西北战场我军的作战经验，指出陕北“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毛泽东要求对陕北我军的——

“这一经验，望各首长转知所属，加以研究。对于若干干部似乎认为一定要有定期大休整，要有两三千人一个团的充实的大部队，要有大批民夫、大车随军使用，要有充分的后方粮弹供给，才能打大胜仗，稍有疲劳减员即叫苦连天的思想，转变为一切取给于敌，不靠后方接济，大大减少民夫、大车，节省粮弹，提倡不怕伤亡，连续战斗，善于利用两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进行短时休整（七天十天或半月），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每战确保胜利。这是后一种思想，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的思想。这后一种思想，必须在各军巩固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关内各军必须如此。即使有后方接济，亦决不可行依赖之心，必须将重点放在依靠前线，依靠野战军，从前线自己解决问题。不但西北有此经验，各区自己亦必有这种经验，务望总结起来，加深部队教训，争取大反攻胜利。”（《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经验》，《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

解放军各部队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电报指示精神，对人员补充，贯彻执行即俘即补、即教即战的原则，及时补充兵员，保持作战有足够的兵力；在后勤供给方面，各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不依赖后方接济、一切取给于敌的方针，为夺取战争胜利提供了物资保障。

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军事后勤思想得到极大的发展。他借鉴孙子“因粮于敌”的原则，将其扩大武器装备、兵员补充

1947年12月21日，毛泽东做了题为“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的讲演，其中讲到正在进行的战争，他说：

“一年多的自卫战争，我们已消灭敌人一百六十多万，其中俘敌一百零几万。我们打仗，部队主要是靠俘虏来的蒋军士兵补充，枪炮子弹也主要靠国民党运送，我们没有大的兵工厂。过去吃穿供给是靠解放区内部解决，现在还要靠国民党区来解决，如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地区、陈谢大军在伏牛山地区打仗，人员、枪炮、子弹都是从敌人那里来的。这是我们解放军扩大队伍的一个特点。这是世界上任何军队所少有的，而我们一贯就是用这个老法子。”（《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24页）

本来谈的是“艺术”，这段谈的却是“战争”，是解放军在兵员、枪炮、吃穿、供给等方面“要靠国民党区来解决”。毛泽东声称“我们一贯就是用这个老法子”，也就是说，这是人民军队一以贯之的壮大自己战胜敌人的方法。

这也是毛泽东对孙子“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思想最好的注解和阐释。

当然，实施以战养战、取用于敌的谋略，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故《兵法百言》中说：因粮于敌，“间可救一时，非可常恃也”。现代战争与古代战争相比，其武器装备、后勤补给、人力物力消耗等都是巨大的。而一般说来，交战中的任何一方，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己的后方补充。探讨这个问题，不可不说明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