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所谓“示形”之类

由于红军的弱小地位，毛泽东运用“示形”战法，多数情况下是用于战略，避开强敌锋芒之时。有时，为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动用小股部队伪装成主力部队，诱导敌军跟踪而至，“寻求共军主力决战”。利用敌人自恃强大，急于寻机决战的心理，诱使敌人以假为真，上当受骗。

到了1936年长征胜利后的陕北保安时期，毛泽东把孙武子的“示形”战法上升到理论形态，纳入弱小的红军克敌制胜的主要经验：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09页）

孙武子“示形”战法出自《计篇》。在这篇文章中，孙武子阐述的是在战略进攻中争取战场主动权的思想，其中包括造成敌人的弱点、错误和过失。这就是后人总结的所谓孙子“诡道十二法”，如“示形”“诱敌”“挠敌”“骄敌”“疲敌”“间敌”，等等。如本文开篇所讲，孙子“示形”是“诡道”中的四种方法的概括。这些诡谲战法，在今天看来，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毛泽东讲“示形”，不是讲战略进攻，而是讲战略退却，这是他不同于孙子的地方，也是他活用孙子战法的高明之处。毛泽东借鉴“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的战法，一是将其具体化为“声东击西”等具体办法；二是指出其目的和作用在于“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强大的敌军开始没有过失可利用，而我军要在退却或转移中“人工地”造成他的过失；三是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退却不是消极躲避强敌，而是积极运用“声东击西”各种欺敌、骗敌、蒙敌、惑敌兵略军谋，造成敌人的“可乘之‘隙’”！

历史有许多巧合之处，兵学理论有时也有古今不谋而合的情况。毛泽东将孙武子“示形”战法解释为声东击西，就与西汉淮南王刘安（汉高祖刘邦的孙子）的见解有相通之处。西汉刘安组织“门客”论兵，谈到“欲西示东”时说：

将欲西而示之以东，先忤而后合，前忤而后明。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故所乡（向）非所之也，所见非所谋也。举措动静，莫能识也。若雷之击，不可为备；所用不复，故胜可百全。（《淮南子·兵略训》）

刘安这段话的意思是：将要向西进击，先伪装向东进击；先采取与己相反意图避开敌人，然后再打击它；先隐藏自己的行动企图以使敌人迷惑不清，然后采取果敢明确的行动。要像鬼神一样无影无踪，像水一样柔弱无所创痕。所以，先去的方向并非真正要去的方向，先显示的企图也非真正的企图。一举一动，都要使敌人无法测知。行动像打雷一样，使敌人无法防备；所用战法不断变化而不重复，所以胜利就会百分之百地完满取得。

《淮南子·兵略训》是刘安等一些文人论兵。不像兵书那样易于引起战争指导者的注意。没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1936年以前看过这部书。但是，刘安的“欲西示东”，毛泽东的声东击西，都是对孙子“示形”战法意思相近的发挥。这种“英雄所见略同”，倒说明声东击西等“示形”战法是战争艺术规律性的反映。

毛泽东重视“示形”之类的战法，引入自己的军事理论著作，在于强调正确认识战略退却的反“围剿”意义，在于强调各级指挥员要善于以各种手段隐蔽自己的企图，迷惑引诱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以突然袭击的手段，给敌人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打击，设法歼灭强敌。这是劣势军队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重要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