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孙子》解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此前提《孙子》都是罪证，是不合时宜的东西，是阴沟里见不得人的鬼祟行为；此后购《孙子》、读《孙子》、研《孙子》、用《孙子》，是事业之必须，是构建和完善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正大光明之举。

请看毛泽东的自述：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回忆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他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

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0—461页）

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激发”毛泽东“来研究一下军事”，“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书，这说的显然是长征后初到陕北头一二年的读书情况。

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说：

“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7页）

还是“到陕北”后看了《孙子兵法》等八本书。

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谈话时他说：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

“从那以后”，即与凯丰围绕《孙子》舌战以后，即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保安以后。谁“逼使”毛泽东读《孙子》？显然是痛斥毛泽东“打仗方法不高明”的“左”倾领导者。看来，毛泽东下决心用功夫研究《孙子兵法》，成为军事理论家，不仅是事业需要形势所迫，而且还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激发”“逼使”的结果。“翻了翻《孙子兵法》”——说的语句轻松，其实是下狠功夫研究。这一翻，不得了，毛泽东从此开创了《孙子》研究的新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