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孙子集注序》、袁仲谦老师的讲课、毛泽东的笔录，都涉及北宋大学者苏洵对孙武子的否定性评价，即武有“三失”。苏洵到底是如何评价孙武的，先看一下原文：
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然以吾评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为人，必谓有应敌无穷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与书所言远甚。
吴王阖庐之入郢也，武为将军，及秦、楚交败其兵，越王入践其国，外祸内患一旦迭发，吴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无一谋以弭斯乱。若按武之书，以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家则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胥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战》曰：“久暴师以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雠吴也；勾践不颓旧冢而吴服，田单谲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其失三也。（［宋］苏洵：《嘉祐集·权书·孙武》）
苏洵（1009年—1066年），北宋文学家，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嘉祜（1056年—1063年）时，欧阳修荐其书二十二篇，名动当时。后任秘书校书郎。有文集二十卷。《宋史》卷四四三有传。
苏洵肯定孙武是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他所写的《孙子兵法》一书，论述兵谋战策，妙不可言，世所罕匹。因而后世的兵学家都尊孙武为老师。但是，若用实践来检验，孙武却不能每战必胜；甚至在指挥作战时，还不能完全贯彻自己的理论，因而遭到失败。拿战国时的吴起与春秋时的孙武相比较，虽然前者在理论上不及后者，所著《吴子》一书，文字粗疏，缺乏纲纪；但他在实际指挥作战时，却能常常取胜，建立奇功。
苏洵《孙武》一文，虽然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认为好的统帅应该是既精通军事理论，又善于临战指挥的人。但他不讲历史背景条件的变异，不讲客观形势的变化，片面要求孙武个人能“挽狂澜于既倒”，亦有苛求古人之处。魏源就曾为孙武辩护，如前所引：
呜呼!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一朝灭郢，气溢于顶，主骜臣骄，据宫而寝，子胥之智不能争，季札之亲且贤不能禁，一羁旅臣能已之乎？故《越绝书》称“巫门外有吴王客孙武冢”，是则客卿将兵，功成不受官，以不尽行其说故也。
吴国进攻楚国的“柏举大战”，吴国一举攻破楚国郢都，胜利冲昏了君臣头脑，吴国“主骜臣骄”，胜而转败，主政重臣伍子胥、公子季札都不能争辩禁止，何况“羁旅臣”孙武以“客卿”的身份“将兵”，他的军事理论原则贯彻不彻底（“不尽行其说”）是有原因的。
魏源指出了吴国反胜为败的政治原因和领导原因，应该说有一定道理。青年学生毛泽东注意到此点，连写三条笔记。
魏源的《孙子集注序》还涉及儒家兵学知识。如“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好谋而成”出自《论语》，“我战则克”出自《礼记》，“学矛夫子，获甲三百”出自《左传》。毛泽东虽然没有把它们全记下来，但对《左传》中这一条，记明是指孔子弟子“冉求事”，战事即“《左传》哀（公）十一年清之役”。
《讲堂录》证明：毛泽东品读《孙子兵法》最早的活动，发生在湖南四师的课堂上。他的起点应该说是不低的：听到了《孙子兵法》的《谋攻篇》《势篇》中的名言，听到了孙武子的传记材料和参与“柏举之战”的功过是非，听到了苏洵、黄震、魏源等大学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孙子的评价褒贬，听到了《易经》《老子》《论语》《左传》《史记》中的军事思想和战史战例，听到了吴王、伍子胥、伯嚭、吴起、赵括等人的军事活动……
《讲堂录》也证明：毛泽东最初品读《孙子兵法》，仅仅是听讲记录而已。他似乎对古代兵法开始感兴趣，他的笔记记得不短，有些地方记得很细，老师的发挥阐释，他用小字细心标出；他似乎对古代军事知识还很生疏，在边听边记的匆忙中，以至有些常识内容被记错；那时，他并没有读《孙子》原文，更没有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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