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发现了陈毅的外交才能，并让他在实际中得到了锻炼。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外交部长由周恩来总理兼任。后来，由于周恩来工作过于繁忙，需要有人能分担他的一部分外事工作，党中央、毛泽东首先挑中了陈毅。因此，1958年2月份，陈毅正式以副总理兼任外交部长。这样，陈毅的主要任务便转到外交战线上来了。陈毅在日记中写道：
“我之工作转到政府方面和外交方面，已完全解决了。瞻念前途，实有绠短汲深之惧。”他“惧”什么呢？陈毅自己说：“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但是，毛泽东听了以后却认为“临事而惧”正是优点。（袁德金：《毛泽东与陈毅》，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页）
陈毅就任新中国外交部长之初，深感责任重大，感到有压力，心里没底，担心自己干不好，给国家外事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毛泽东听说后，认为陈毅能“反躬自省”，能“临事而惧”，这恰恰说明陈毅遇大事能做到小心谨慎、深思熟虑、认真谋划，这正是他的优点，是干好外交工作的前提。
应该说毛泽东对陈毅是非常了解的。他们相识得比较早，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相识了。陈毅文武双全，才华横溢，尤其他那豪爽宽容的个性特征，等等，都是做好外交工作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在1958年以前，陈毅就已经参加了许多外事活动，并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和赞赏。
1954年10月，陈毅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行前，陈毅向毛泽东请示，问德国之行有何交代。毛泽东对他说，望你对整个德国的情形作一番考察研究。从毛泽东的话中，陈毅敏锐地感到毛泽东对“整个德国”的重视含有战略思想发展的新因素。因为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把欧洲国家也列在应该争取的“中间地带”。这是陈毅所熟知的。后来，由于国际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两大阵营”的理论，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现在毛泽东提出要对“整个德国”进行考察，陈毅理解了这一交代的重要意义，即了解西欧国家，争取西欧国家。陈毅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交代的这一任务。
后来，陈毅又陪周恩来总理出席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由于美蒋特务的破坏，中国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在从香港飞往万隆途中爆炸坠海，机上所有人员全部遇难。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深为周恩来和陈毅的安全而焦虑不安。但是周恩来和陈毅如期参加了会议，赢得了亚非各国的好评。万隆会议以后，陈毅开始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为接手外交工作做准备。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毛泽东和陈毅都参加了宴会。在宴会上，周恩来向客人们介绍说：“这是陈毅同志，最近从华东调进中央，今后准备由他来主持外交工作的。”毛泽东又加了一句：“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这给陈毅极大的鼓励。
当陈毅把主要工作投入到外交上来以后，他充分施展了自己的外交才能，折冲周旋于国际舞台，积极协助和配合毛泽东做好外交工作。
毛泽东认为“临事而惧”正是陈毅的优点，也就是陈毅做好外交工作的优势。陈毅元帅担任外长后，凭借了这个优点，发挥了这个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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