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

中共七大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开幕的第二天，即4月24日，毛泽东在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的同时，又在大会上作了口头报告，讲《论联合政府》这个政治报告中没有提到的一些问题。

在讲到生产问题时，毛泽东说道：

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当时我们的同志，不管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也好，千里长征的也好，老共产党员也好，抗战时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39页）

毛泽东在报告中讲这番话之前，对陕甘宁边区工作做了简要的回顾。他说：1941年边区要老百姓出20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 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毛泽东认为，从共产党诞生到1945年七大召开已20多年了，从中央红军1937年到达陕北也已七八年的时间了，然而，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所以，延安的群众对我们是“敬鬼神而远之”。

应该说这20多年的历史，是处于战争年代，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这一时期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军事上，也就难免忽视了经济工作。由于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尤其是抗战时期，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又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进行的军事包围、蚕食政策和经济封锁，使边区政府的经济外援完全中断了。

1941年以后，由于外援中断，边区的财政来源只好靠各种税收和公营企业的发展来提供。这样必然增加赋税，从而加重了边区百姓的负担。其中粮食方面主要还是依靠老百姓。陕甘宁边区虽然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破坏，但是地广人稀，只有150万人口，仅1941年边区政府就要老百姓出20万石公粮，供给这样多的粮食，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也难怪老百姓，哇哇地叫。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的社论中指出：“抗战八年了，我们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这是伴随着1940年至1943年敌人大举进攻和国民党政府发动三次大规模反人民斗争（所谓“反共高潮”）而来的绝大的困难，绝大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矛盾，我们的抗日斗争就不能前进。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会着生产，我们就又活跃了。”（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为了发展经济，解决财政困难，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调整财政政策，增加税收，政府发行公债；军队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等等。在毛泽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发展起来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使根据地军民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

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讲到我们当时经济工作搞得不好，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说虽然觉得共产党好，他们很尊敬，但由于经济工作没搞好，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所以他们“就要躲避一点”。后来，我们开展大生产运动、新秧歌运动，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情况便大为改观了。从前老百姓见了我们“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