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诵“学而时习之”

1957年，冯友兰受邀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讲话时，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并继续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分组讨论时，冯友兰和毛泽东编在一个小组。小组会就在毛泽东的家里开，由毛泽东主持。

这之前，《光明日报》发表了冯友兰写的《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的大意是说：一个命题有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例如《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抽象意义可以继承，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和实习，这就是很快乐的事；但是，孔子所说的学习内容是《诗》《书》《礼》《乐》《春秋》，这是它的具体意义，是不必继承也不可继承的。

这天，冯友兰到毛泽东家去参加小组会，一进门，毛泽东就幽默地对着冯友兰吟诵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场的同志都笑起来，冯友兰也腼腆地笑了。他内心更为毛泽东能在百忙之中关心他的研究成果而感到无限荣幸。（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页）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出身于“诗礼之家”。幼年时，入自家私塾，接受的是“四书五经”启蒙教育。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1919年赴美留学，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的撰写，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起，截至1946年，七年间冯友兰先后出版了六本书：《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文章，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用以指导中国的文化事业。

冯友兰应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毛泽东对着他吟诵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显然有用意。说明毛泽东已经看过了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文章，并以此幽默的方式表示欢迎冯友兰的到来。冯在这篇文章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发表了一些新议论。其观点应该说毛泽东起码是认同的。在小组会上，毛泽东还多次鼓励冯友兰发言。散会的时候，毛泽东像老朋友一样，亲切地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冯友兰是著名的哲学家，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上有独到的造诣。他研究孔学、儒学、宋明理学和中国哲学史，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关注。

1968年秋，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中还提到：

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孙琴安、李师贞著：《毛泽东与著名学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362页）

冯友兰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的著作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价值是极高的。毛泽东认为冯友兰的哲学是唯心主义哲学，这应视为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毛泽东与冯友兰的来来往往，表明两人之间仍存在着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都珍视中华古代文化在现实中的意义。所不同的是，冯友兰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而毛泽东更偏向于破旧立新中的“破”与“新”。毛泽东所创造的哲学是“实事求是之学”，冯友兰的哲学就是“新理学”。二者有共同的话语，但基本倾向相互对立。毛泽东在延安研究哲学时虽然没有研究冯学，但明确指出冯学的思想源头即宋明理学是唯心主义的宇宙观。

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在研究“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时，提出了“抽象继承法”与“具体继承法”的概念，并举《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命题加以说明。他的研究采取了有汲取有剔除的辩证态度，把“继承问题”推进一步，使人们在阅读传统文化典籍时有所遵循，实际上不少学人运用的正是这种方法。毛泽东尽管从总体上认为冯先生的“新理学”是唯心主义，当时也没有对这种方法赞成肯定，但是他承认冯先生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又说冯先生“写的东西我都看”。可见内心里还是很欣赏冯先生的哲学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