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形式逻辑》

毛泽东喜欢藏书，他自己的藏书是一个小型图书馆。

为晚年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徐中远曾经编制一份《毛泽东晚年读过的逻辑学书目》，其中有：

《墨家的形式逻辑》，詹剑锋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9月版，一册。

《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汪奠基著，中华书局1961年版，一册。（引者注：内有墨家逻辑思想史料）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页）

《墨子》一书的逻辑思想在“墨经”部分，包括六篇著作：《经上》《经下》《说经上》《说经下》《大取》《小取》。这是战国后期墨家的著作。其内容主要是认识论、逻辑学和科学方面。

在逻辑学方面，“墨经”集各家逻辑思想之大成，提出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相当完整的逻辑学体系。“墨经”中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直接揭示了概念（名）、判断（辞）和推理（说）这三种思维形式及它们的区别与联系，并指明了推论赖以进行的逻辑方法。在名实关系上，主张“以名举实”。认为判断的成立必须符合事实，即所谓“当”。要达到判断正确还必须遵守思维规律。《墨经》中提出了一系列推理的方法，如“或”“假”“放”“辟”（譬）“侔”“援”“推”等。《墨子》中的逻辑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哲学史上，是有其光辉地位的。

墨家在自己的写作论辩实践中运用了所阐述的逻辑主张。如在《小取》篇提出独到的四种符合逻辑推理的论辩的方法：“辟”“侔”“援”“推”。“辟”是譬喻，全书里的譬喻都是通过逻辑思维而提出的，从这些譬喻可以看到它有较强的逻辑性。“侔”是类比，把同一性质或同一道理的话列在一起，进行推论，由浅入深，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量。“援”是援例，墨子书中常举古代或当代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的事迹来证明他的各种论点。“推”是推论，用已经认识到的事物来推论没有认识到的事物，和现代逻辑学中的归纳与演绎法相似，只是当时不可能那样细致区分和详细描述。

毛泽东阅读和收藏墨家逻辑学著作，不是一时兴趣，而是渊源有自。

毛泽东对读逻辑学著作可说是孜孜以求。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读过逻辑学著作《穆勒名学》。到了延安，这种兴趣有增无减。1938年春天，他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可收到了刚出版的潘梓年著《逻辑与逻辑学》一书。他放下《战争论》，读起了逻辑学。在3月25日的“读书日记”中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接下来，他只用了三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学术专著。从中可见，他对逻辑学是何等求之若渴。进了北京，他接连读了斯特罗果契为苏联军事法律学院写的《逻辑》这部教材，又看了苏联巴·谢·波波夫著的系统介绍西方逻辑史的著作《近代逻辑史》，还读过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著的《逻辑指要》，而且评论该书“实事求是，用力甚勤”“刺取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为仅见”。这是毛泽东“一字不遗”地“阅一通”《逻辑指要》而得读书印象。（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7页）

20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教学与研究》等一些报刊就逻辑学的学术问题展开争鸣。著名学者周谷城、金岳霖、王方名等持续发表了文章。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些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见解，找来认真阅读，并发表自己的读后感，他还在一次谈话中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

毛泽东读逻辑学书与论文，不只是广泛阅读，而且以极大的热情参与逻辑学学术研究的大讨论。他根据自己的读书心得，与专家学者本着科学的精神，平等地进行交流，决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有时，为了不影响学术讨论的深入，他并不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以造成一个民主的学术讨论的氛围。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研讨逻辑学讨论中的问题。周谷城、王方名都在场，此外还有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胡绳等人。毛泽东和他们谈了各自的研究所长与成果，还讨论了逻辑问题。讨论中又宣讲党的“双百”方针。交谈中，毛泽东还以自己领导革命的实践经验为话题，说：“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对老师不要迷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的成绩和优点，应该学习，应该继承发扬，老师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地批评指出。”（王方名：《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我们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2—93页。）

1958年6月，毛泽东还嘱咐周谷城：“最好把西方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的叙述。”“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是新的或旧的，过去的或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

1959年7月28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信中谈道：“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4页）

毛泽东十分关注《逻辑学论文集》与《逻辑丛刊》的编辑出版。

姜椿芳当时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编辑《逻辑学论文集》的工作即由他负责。“书目搜编”指的就是搜集编印的论文篇目。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收入了1953年以后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共150篇，分为6集。其中第三、第四集是两个专集。第三集收入的主要是苏联译文，第四集收入的主要是数理逻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这套论文集1958年8月印出，可惜始终未公开出版。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逻辑组担负起了挑选学术专著的任务。他们编的一套《逻辑丛刊》，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这套书共11本，分别是《逻辑与逻辑学》（潘梓年著）、《逻辑》（金岳霖著）、《逻辑指要》（章士钊著）、《新论理学》（张子和著）、《名学纲要》（屠孝实著）、《名理探》（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穆勒名学》（穆勒原著，严复译述）、《名学浅说》（耶方斯著，严复译）、《辨学》（耶方斯著，王国维译）、《论理学纲要》（十时弥著，田吴炤译）、《逻辑史选译》（齐亨等著，王宪钧等译）。毛泽东一直把这套重刊的逻辑书保存在身边。

毛泽东组织人汇集专题文献，为逻辑学研究做了一项基础工作。

毛泽东不仅对西方的逻辑史感兴趣，也想对中国传统的逻辑思想有更多的了解，希望了解中国“近数十年”的逻辑学研究概况。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找来《墨家的形式逻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等书来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解情况的徐中远先生将其界定为“毛泽东晚年读过的逻辑学书”是有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