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典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意 译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坦率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就去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人的正直和你讲的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而正直就在其中了。”
处 世 智 慧
孔子讲的“正直”更多指的是“情感的真诚”，而叶公讲的“正直”更偏向于“道义的真诚”，自古这两者的争论就没有休止过。所以后世儒家才有那么多“忠孝不能两全”的感慨。
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掌管国家刑狱。
有一个案子，是父亲告儿子不孝。孔子拘留了不孝子，但是迟迟不结案，一直拖了三个月。后来，父亲请求撤除案子，孔子释放了不孝子。
执政大夫季桓子非常不高兴，说：“这位老夫子，不是耍弄我吗？他曾经对我强调说：‘治理国家必须推行孝道。’现在可好，本来我准备杀掉这个不孝顺的东西，以警戒不孝，谁知他竟然把人给放了。”
孔子的学生冉求是季氏家臣，听到了这番话，就去向老师报告。
孔子叹息了一声，感慨道：“上面失误，却去惩罚下面的人，这种做法合适吗？不教育民众就处以刑罚，等于杀害无辜。军队打了败仗能把责任推到士兵身上吗？刑法不能带来安宁能把责任推到百姓身上吗？不能，因为罪过不在普通民众身上。”
其实，孔子的断案方式才是真正蕴含大智慧的。孔子有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案件中父子反目，不管是老父告儿子，还是儿子待父亲不善，实际上都是父慈子孝的泯灭。如何唤回这种情感，简单地将儿子杀了，以警示天下所有的儿子？这种方式也许会立即产生行为上的效果，但儿子内心对父亲的敬重却越来越远了。因为儿子对父亲的侍奉是基于畏，而不再是敬，而父亲凌驾于儿子之上的也不再是慈，而是权，父亲有权状告儿子不孝，同时官府也支持。儿子在权利的压迫下不得不行孝道，这样的孝道与其说是人性的丰富，毋宁说是人性的扼杀。
所以智慧的孔子什么都没做，只是等。等这对父子的反省，等父亲主动来撤销状告，等父亲那一点慈心的萌发。实际上，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最内在的情感只能经由当事人自己去领悟，否则外在的说教、惩罚都是无用的。
抛开孔子断案方式不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后来发展为法律中有名的“亲亲相隐”。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法律不应该被看作（和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我们同样可以说，法律并没有压制或废止亲情，而是拯救和保护亲情。其实，在现代西方法律史上，上述亲情与法律的观念已落实到具体的法律实践当中。比如，1994年《法国刑法典》第434—6条规定：“向重罪之正犯或共犯本人提供住所、隐蔽场所、生活费、生活手段或其他任何逃避侦查逮捕之手段的，处3年监禁并科30万法郎罚金，下列之人不属于前述规定之列：
第一，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直系亲属，兄弟姐妹以及这些人的配偶；
第二，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配偶或者众所周知的同其姘居生活的人。”
难怪有中国学者说：“现在看来，（中国）有些从前被视为保守落后的东西，在西方近现代法中仍有知音。”
这可谓是法律对人性当中最基本的亲情的维护。相对的，站在人情的这一方来看，正确的“亲亲相隐”也并不是隐瞒甚至帮助销赃，而是将对方这一错误做法的消极影响缩小到最小限度。如儿子发现父亲偷人家的羊，可以规劝父亲送回去，也可背着父亲自己偷偷送回去，这是情与法的平衡，也是最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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