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笛卡尔在活着的时候曾给自己预备了一个墓志铭：“隐藏得好，所以活得很好。”虽然他死后，人们并没有用这句话作为他的墓志铭，但我深深地知道其背后隐藏的智慧与忧伤。哲学是一门让人看透底牌的游戏，其实很不好玩。由于多年的无神论教育与熏陶，早已把我内心原本具有的宗教情怀破坏了，好在这一切切割得并不太干净。因此，内心中也时常会有一丝这方面的情怀。我从来不算卦，不是不想，而是因为我不喜欢过早地知道结局，那样会让无聊的感觉变得很宿命。而哲学恰恰又是这样的一门学问，它总是无意中透露出游戏规则背后的秘密。这几年投入很大的精力做了一些哲学普及的工作，也是时常困惑，这种努力到底有多大意义？按照康德说法，哲学不是教的，而要靠自己去体悟。在一个匆忙的年代，没有人会愿意花时间去悟那些换不来柴米油盐的哲学观点的，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让自己彻底唯物，甚至唯利是图。问题是，当物有了之后又该怎样呢？
这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如何评判一个社会是否是一个好的社会？这个问题根据每个人所占位置的不同，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是作为理性的人，我们总会在某一种境况下达成一种共识，而基于这种共识所形成的社会才是好社会。当下的中国在表面的繁荣下已经蕴含着深深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进行改革就是避免风险的唯一途径。而改革的制度设置该如何确定就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由此，联想到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巨著《正义论》中的一个说法，即无知之幕假设。其实，罗尔斯的这个说法很有创意，它的大意是这样的：在某一初始状态（无知之幕状态），一群人不知道自己的社会角色、地位、身份、种族与性别等影响决策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从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挑选出自己想要的方案，基于这种模式运行的社会就是好的社会。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怎样，所以他们会本能地选择最大限度地提高最低收入者的福利。之所以会如此选择，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由于命运的流转处于最不利状态，这样做就能有效地避免一旦自己陷入最低状态时可能遭受的不公平状态（所谓切蛋糕者最后分蛋糕），由此形成的社会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保证公平时刻都是一个制度应该具有的美德。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之所以效率低下，原因就在于，在政策制定之初，我们就已经暗含了特权利益在内，利益已经被事先瓜分，并且通过这种模式再生产与捍卫这种不平等。
其实，这种政策模式是双方不落好。一旦原先的既得利益者被排除在分配视野之外，他们会加入到抱怨行列，那些原本就处于不公平地位的人早已愤怒，导致整个社会不满情绪持续积累与增加，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出口，危机时刻存在。而这种架构会加剧既得利益者的疯狂举动，因为他深知，一旦某一天他被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他的利益也将受损，因此，这种担忧加剧了既得利益者在政策制定期内的疯狂举动。其实，这是一种很诡异的局面，受益者和受损者都对社会不信任，内心中充斥着不满与敌视。这种境况大家应该很熟悉吧！按照罗尔斯的说法，如果我们在不确定自己将获得何种角色的情况下，仍然决定回到自己的社会，那么我们所处的一定是一个优越的社会。诚哉斯言！吾信矣！
（201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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